这事儿说起来，真像个埋了半个世纪的深水炸弹。
2016年，105岁的杨绛先生走了。
信里头提到另一位民国传奇张爱玲，那话说的，简直刻薄得让人不敢信：“你们都太高看她了，那是个长得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痘）、爱出风头、奇装异服的女人。”
这一嗓子喊出来，大家都懵了。
谁能想到，那种温润如玉的大家闺秀，私底下吐槽起同行来，火药味这么冲？
这根本不是两个女人的审美在打架，而是乱世里两种截然不同的活法在拼刺刀。
咱们得把时间条往回拉，拉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
那时候的上海是个啥地方？
是个被日本人围起来的“孤岛”，外面炮火连天，里面醉生梦死。
张爱玲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横空出世的。
你得承认，张爱玲这人，天生就是来抢镜头的。
那时候大家都在夹着尾巴做人，她偏不。
她穿着前清款式的袄裤，戴着那种老气的祖母绿眼镜，大摇大摆地去菜场买菜，去印刷厂校稿。
那架势，恨不得在脑门上贴个“我是大明星”的标签。
可在杨绛眼里，这哪是个性啊，这就是“妖孽”。
要知道，杨绛那是啥家庭出身？
老爹杨荫杭是辛亥革命的元老，老公钱钟书那是清华出来的顶级脑袋。
这一家子人，骨子里刻着的是“士大夫”的傲气。
那时候他们两口子在上海是怎么过的？
是在“熬”。
钱钟书辞职不干了，杨绛跑去当家庭教师，一家人挤在破弄堂里，守着那点可怜的清贫。
为啥？
因为日本人来了。
他们两口子恨不得把自己变成透明人，穿最普通的灰布长衫，生怕引起伪政府的注意。
结果出门一看，张爱玲正穿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写那些男欢女爱、家长里短。
在杨绛心里，这叫啥？
这叫“商女不知亡国恨”，这叫没心没肺。
这里面还有个私人恩怨。
杨绛有个外甥女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跟张爱玲是同学。
小姑娘回家爱吐槽，说张爱玲这人性格古怪，唯我独尊，也不理人。
杨绛听进去了，而且记了一辈子。
这事儿直接佐证了她的判断：张爱玲这个人，是“失序”的。
在杨绛那个严谨的儒家圈子里，人得克制、得隐忍、得顾全大局。
可张爱玲呢？
她是完全西化的路子——只要我高兴，哪管洪水滔天。
在杨绛眼里，这种招摇不仅仅是丑，简直就是一种道德上的“不洁”。
杨绛和钱钟书走的是“载道”的路子。
哪怕是写《围城》，那也是站在高处俯视众生，带着一股子冷峻的反思。
而张爱玲呢？
她是往泥坑里钻的。
她笔下的曹七巧、白流苏，都是被欲望扭曲的凡人。
她们不关心国家大义，只关心能不能搞到一张船票，能不能留住一个男人，能不能分到一点家产。
她甚至觉得，张爱玲那是“性饥渴者”的呓语。
可是历史这玩意儿，最喜欢开玩笑。
偏偏是这个被杨绛看不上的张爱玲，后来赢得了无数人的共鸣。
为啥？
因为张爱玲太“诚实”了。
她不装，也不拔高人性。
她在胡兰成这种大汉奸身上，依然看到了让她心动的才情，哪怕最后背个“汉奸妻”的骂名，哪怕被万人唾弃，她也认了。
杨绛这一辈子，都在努力维持一种“体面”。
不管是在动荡岁月的风雨飘摇里，还是后来晚年痛失爱女爱夫，她都像一尊温润的玉像，把所有的痛苦都吞进肚子里，展示给世人的是“哀而不伤”。
哪怕心里再苦，面子上也得绷住了。
反观张爱玲，就像是一块摔碎的玻璃，尖锐、刺眼，但也折射出了最真实的光。
她晚年在美国离群索居，居然读过杨绛写的《干校六记》。
更有意思的是，她还给朋友写信夸这本书，说它“冲淡幽默，有种超脱世俗的温厚”。
你看，这就是张爱玲的毒辣和通透。
她看懂了杨绛的“忍”，也欣赏这份“忍”。
反倒是杨绛，直到生命尽头，也没能跟那个张扬的影子和解。
这或许是因为，张爱玲活出了杨绛潜意识里被压抑掉的另一部分——那个不顾一切、肆意妄为的自我。
杨绛守了一辈子的规矩，而张爱玲破了一辈子的规矩。
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隔空交手”，其实没有赢家。
杨绛是一座灯塔，她告诉你，在最黑暗的时候，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坚守底线来获得内心的安宁；而张爱玲是一面镜子，她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自私、软弱和欲望，她告诉你，承认自己的卑微和算计，也是一种活着的勇气。
张爱玲走的时候，家徒四壁，身边连个人影都没有。
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
杨绛走的时候，举国哀悼，鲜花铺满了灵堂。
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丰碑。
这两种结局，没有高下之分，只是选择不同。
那句“长得难看”的吐槽，终究会随风散了。
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也许我们早上出门需要带着杨绛的铠甲，晚上回家累瘫在沙发上时，却只想躲进张爱玲的旧袍子里，找一点真实的慰藉。
一九九五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死再洛杉矶的公寓里，身边一张纸都没有，此时距离杨绛那封信公之于众，还要再等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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