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黎明前的时刻是最黑暗的。1944年夏天，是抗战胜利的前一年。胜利的曙光即将出现，几乎所有人都清楚，日本人的失败不可避免，只分时间早晚。
可就在这时，日本人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进行了一番垂死挣扎，发起了侵华战争史上最后一次大型会战，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日本人称之为“一号作战”，我们则称之为“豫湘桂战役”。
行军中的日军
“豫湘桂战役”的首战，是豫中会战。14.8万日军大举进攻。河南属于第一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麾下集结了超过四十万兵力，数倍于当面日军，且拥有中美空军的支援。
然而，战端一开，局势却荒腔走板。长期忙于经商敛财、战斗意志消磨殆尽的国民党部队，在日军攻势下一触即溃。蒋鼎文早早弃守洛阳“东躲西避”，汤恩伯竟有闲心在鲁山温泉逍遥，致使整个战区指挥系统彻底瘫痪。
数十万大军顿时成为无头苍蝇，竞相西逃，混乱中甚至发生被愤怒的豫西民众武装拦截缴械的闹剧。
日军如入无人之境，短短一个多月内连陷郑州、许昌、洛阳等38座城镇。
谁也没有想到，在这片令人绝望的溃逃洪流中，李家钰和他的川军，竟然成了唯一的“逆行者”。
李家钰的川军部队，在当时的中国军队序列里，是不折不扣的“杂牌”。他的第三十六集团军，名义上辖三个军，实则能直接指挥的只有自己的老底子：第四十七军。装备更是寒酸，步枪堪用者不足三分之一，重武器稀缺，与汤恩伯部德式装备的嫡系相比，不啻天渊之别。他本人也常对部下感慨，自己这种部队，“只好当戏中的配角”。
然而，关键时刻，“主角”全都跑了，“配角”就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
李家钰召集全军师、团长开会。他在会上充满感情地说：“我们南渡以来，吃了河南老百姓四年的饭，现在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跑在后面挨打，我不怕，我们川军愿殿后！”
川军战士
“我们川军愿殿后”，这掷地有声的一番话，激起了将士们的抗日热血。
李家钰随即命令，仅有的部队在云梦山、铁门等地展开阻击战，为友军西撤争取时间。
在云梦山，第104师吴长林团以一团之力，仰攻日军占领的山头，战斗惨烈到官兵伤亡九百余人，几乎打光，硬是重创敌军，延缓了其追击步伐。掩护任务完成后，李家钰所部已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
5月21日的最终时刻，充满了悲剧性的仓促与偶然。
连续多日行军、部署、阻击，总部官兵已极度疲惫。在向陕县转移途中，因情报混乱、对敌情侦察不足，李家钰临时变更路线，率总部人员误入张家河谷地，闯进了日军早布好的伏击圈。
埋伏在山上的日军居高临下，以密集火力覆盖了这支以参谋、文职人员为主的总部队伍。当时场面之惨烈，幸存者寥寥。
据回忆，李家钰身着显眼的黄呢军服，亲率特务营奋力冲击，成为日军火力集中点，最终牺牲在旗杆岭上，时年52岁。
同时殉难的，还有集团军总部少将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等二百余人。
一支集团军的总指挥部，几乎被连根拔起。这不仅是人员的重大损失，更是一种象征：在最危难的时刻，最高指挥官选择了与最基层的士兵站在一起，承受同样的枪林弹雨。他本有更多机会安全撤离——像他的很多同僚那样，但他选择了“不能跑了”。
李家钰的选择，并非一时血勇，其来有自。这位出身川西农家的将领，经历过军阀混战，也曾参与“围剿”红军，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展现了可贵的担当。
川军士兵在休息中
1937年请缨出川时，他便赋诗明志：“男儿持剑出乡关，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在山西抗战期间，他与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有过友好交往，甚至邀请刘伯承为营以上军官讲授游击战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主张抱有好感。
他曾对朱德笑言，若日后奉命兵戎相见，当“效晋文公，让君三舍”。这种态度，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的背景下，显得颇为难得。
他驻防河南期间，也注意到军民关系，灾年曾命部队“厉节军粮，移济民众”，协助百姓扑灭蝗灾。“吃了河南四年饭”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背后，是一种传统士大夫式的“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的朴素伦理，更是一种超越派系私利的家国情怀。
李家钰的牺牲，震动全国。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二级上将，老蒋发来唁电。《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悼念称：“李家钰将军在此役中杀敌殉国，是应受到全国尊敬的。我们哀悼李家钰将军抗战殉国，希望前线将士都抱为国牺牲的决心！”
后来，李家钰的灵柩运回四川，沿途百姓自发祭奠。历史给了他作为军人最高的哀荣。
参考文献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人物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豫湘桂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新华日报》社论：《悼李家钰将军》
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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