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常见于中老年人的高血压，在儿童青少年中的患病率明显升高，医疗和社会支持系统须跟上。
2025年10月28日，山东枣庄市，一所中学为学生做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工作。原发性高血压患儿除非主动测量血压，否则很难发现，因此国内外专家共识均建议三岁以上儿童体检时常规测血压，以此作为早期筛查的第一道防线。
文｜财新周刊 许雯，姚炜增（实习）
作为有着近3亿成人高血压患者的高血压大国，中国正面临愈发严峻的儿童青少年高血压（下称“儿童高血压”）挑战。
“2007年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3—17岁儿童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率仅为1.9%，而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升至3.7%左右，在儿童疾病中属于较高水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副会长石琳说。她关注儿童高血压，是受到一个特殊病例的触动。
“我在门诊接诊过一个患儿，既往身体健康的7岁孩子，竟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单侧肢体瘫痪。”时隔十几年，石琳仍记忆犹新。那是2011年，她对这名年仅7岁的患儿检查后发现，孩子长期存在未被发现的肾动脉狭窄，这导致了重度高血压，过高的血压不仅让心脏出现代偿性肥厚，还引发了脑血管栓塞，最终造成了急性偏瘫。
这促使石琳将儿童高血压纳入研究课题。随着研究深入，石琳愈发意识到，儿童高血压并非个例。她还明显感受到，不仅患病率在攀升，儿童高血压疾病类型也在发生变化，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原发性高血压”比例大幅增长。
不止中国，全球儿童高血压患病率也在飙升。2025年11月，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宋培歌研究员团队在国际期刊《柳叶刀-儿童青少年健康》（The Lancet Child & Adolescent Health）在线发表的一项大规模全球性荟萃分析显示，2000年约有3.2%的19岁以下儿童青少年患有高血压，而到了2020年，这一数值已升至6.2%以上，增幅接近1倍。据估计，全球受高血压影响的儿童青少年人数高达1.14亿。
“20年间，儿童高血压患病率激增近1倍，应为医疗卫生工作者以及监护人敲响警钟。”论文作者、英国爱丁堡大学全球卫生研究中心主任Prof Igor Rudan表示。
2004年5月，北京市举办小学生“胖墩”运动会。肥胖是成人原发性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在儿童期更是如此。
高血压对儿童的健康损害正在悄然发生，却远未获得足够关注，这种忽视体现在家长对儿童高血压普遍认知不足等方面。大量患儿未能及时就诊，高血压就此成了潜伏在孩子身边的“无声杀手”。
当老年病盯上儿童
距7岁生日还有三个多月时，粒粒被确诊了高血压。起初，妈妈李柳并未发觉异常。在她看来，儿子几乎没有任何症状，除了偶尔头晕，“写作业头晕，可能是他不想写作业，因为你也分辨不出来他到底是说真话，还是假话”。
直到2025年暑假，经常陪着粒粒的外婆发现他总在看电视的时候头晕，有时一周内甚至会出现两三次，发觉异常的外婆取出了常备的血压计。收缩压140mmHg——粒粒显示在血压计上的读数，已达到成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担心测量有误差，外婆给粒粒又反复测了几次，结果都不理想。
粒粒的身高体重本就有些超标，李柳决定带他去医院。在医生建议下，粒粒做了一次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年纪尚小的他佩戴着血压监测设备，度过了不算舒服的一晚。诊断结果出乎李柳意料：粒粒血压的收缩压最高曾达到176mmHg。最为关键的24小时平均值也在120mmHg以上，已超过了报告给出的正常参考值<117mmHg。
李柳将这些经历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评论区有人支招、有人科普，但更多是同样为孩子血压和体重操心的家长，互相探讨病情、交流经验。
像粒粒这样的孩子正在变多。“儿童高血压患病率持续攀升，近十年增长尤为明显。”石琳不仅在研究中看到患病率走高，在临床工作中也感受到，近五年患者明显增多。
“全国儿童高血压患病率应该约5%。”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前名誉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肥胖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米杰教授研究这一领域已有20年，主持制定中国儿童青少年高血压、肥胖等多项行业指南。
米杰在研究中还发现，儿童高血压患病率随年龄逐渐升高，学龄前大约不超过1%，小学阶段约在2%—3%，进入青春期后明显增高。根据2021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宋雷团队发表的一项覆盖4.2万名青少年的研究，中国12—17岁青少年标化高血压患病率高达8.8%。
更令石琳担忧的是，原本仅占少数的原发性高血压患儿，正越来越频繁出现在她的门诊。高血压按病因主要分为继发性与原发性两类。过去临床接诊的患儿中，大部分是继发性高血压，即由肾脏疾病、先心病、内分泌疾病等明确病因引发的血压升高。但近五年突出的变化是，原发性高血压比例大幅增长。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18岁以下人群高血压多以继发性为主，如今这一结论正在被颠覆。“过去我们的指南、《儿科学》教材都会说儿童青少年以继发性高血压为主，占90%以上，但现在，至少在医疗场景，原发性、继发性应该‘平分秋色’了。”米杰在对2010—2020年全国9家儿童医院高血压患儿住院病例的统计分析中发现，12岁及以上高血压患儿中原发性高血压占比已达到51.7%。
“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病房，这类患儿都很常见，部分患儿的收缩压甚至能达到180mmHg，已属于重度高血压范畴。”依据全国儿童人口基数与患病率测算，石琳估计目前国内潜在的原发性高血压儿童及青少年患者已高达680万。
在李柳看来，粒粒的高血压以及超高超重，与自己母亲的影响不无关系。李柳家是双职工家庭，日常带粒粒的任务落到了外婆身上。上学的日子里，每天下午负责接粒粒回家的外婆总是舍不得让外孙挨饿，便会在幼儿园门口的路边摊，买些油炸小吃给他垫垫肚子。
每到寒暑假时，这种影响就扩大到了一日三餐。因为忙于家务，外婆每天一般只吃两顿，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各一餐，粒粒只能随着外婆的规律吃饭。在饮食考量上，母亲的选择也常常令李柳担忧。为了省事，外婆常常会为粒粒做速食意大利面之类的半成品食品，或简单炒个饭，虽然方便快捷，却并不营养健康。
在粒粒的养育问题上，外婆显得有些固执。每当李柳与母亲因为孩子的饮食问题产生矛盾时，老人家总会以自己多年来的育儿经验和成果反驳，在她眼里，外孙吃得下、长得高、长得壮，这就是健康的象征，应当有自己一份功劳。
粒粒超出同龄人的体格令外婆十分骄傲。今年7岁的粒粒身高1.4米、40公斤重，他不仅是班上最高的孩子，在整个年级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尽管从每年的体检情况来看，粒粒的BMI指数并不乐观——他已超重，并逼近肥胖。
肥胖是成人原发性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在儿童期更是如此。“肥胖是儿童高血压关联性最高的危险因素，肥胖儿童将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血压偏高。”米杰告诉财新。
宋培歌团队的研究也发现，肥胖儿童青少年中高血压患病率接近19%，而健康体重同龄群体的患病率仅为2.4%，前者患病风险约为后者的8倍。
石琳同样认为，肥胖率显著上升，是儿童原发性高血压激增的首要推手。从医学机制来看，肥胖会引发胰岛素抵抗、交感神经激活、血管内皮功能紊乱等一系列代谢异常，这些变化都会直接加重心脏负担、血压升高。
2025年3月发表于《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5—14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人数由1990年的1270万，升至2021年的3340万。
近五年生活方式的影响，也让肥胖人群增多。“过去五年，儿童肥胖率增长明显，疫情期间，孩子们长期居家，饮食结构不合理，外卖点单频繁，这类食物普遍高盐高油，长期摄入易造成血脂升高、体重增长，成为血压升高的直接诱因。”石琳说。
缺乏运动是另一个核心因素。石琳分析，疫情期间形成的居家久坐习惯，在疫情后仍持续影响孩子的生活方式。很多孩子更愿意在室内长时间刷手机、用电子产品，而不愿参与户外活动，导致运动量大幅减少。这不仅会减慢代谢、促进脂肪堆积，还会降低血管弹性，进一步加剧肥胖与血压升高的恶性循环。
焦虑情绪目前也已经成为引起儿童高血压的关键因素。“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家长对孩子成绩的过度关注，带来的外部期待压力；另一方面是孩子自身面对作业负担、升学竞争等产生的自我焦虑。”石琳解释，长期精神紧张会持续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心率加快、血管收缩，进而引起血压上升；部分孩子还会因此出现失眠，而睡眠不足会进一步破坏血压调节节律，加剧血压波动。
隐身的患儿
虽然潜在患者群体庞大，但真正知晓自身病情并就医的患儿只是“冰山一角”。
稚三发现自己患有高血压有一些偶然。2020年末，16岁的稚三因为听力下降严重被收治入院。登记住院时，护士按常规流程给她测量身高、体重、血压等身体指标。测血压时，护士量了很多次，电子血压计却一直读不出她的血压数值。后来才发现，是她的血压水平太高让血压计“爆表”。
“危重三级。”稚三回忆，当时她的收缩压高达237mmHg，舒张压也达到了167mmHg。这已经达到高血压的最高级别。病情危急，医生暂停对稚三听力的治疗，将她转移到治疗高血压的科室。治疗中，她一度被院方下达病危通知书，住院治疗很久后，才慢慢脱离险境。而此前，她对自己的高血压一无所知。
“多数原发性高血压儿童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米杰解释，继发性高血压通常血压升高幅度大，除引起高血压的特定疾病症状和体征外，常伴随高血压的症状，因此一般不太容易被忽视，患者更易主动就医；而原发性高血压通常血压轻度升高，症状不明显。
“即使有了症状，家长也不会想到是高血压。”米杰2004年曾做过一项针对0—18岁、覆盖近3万名儿童的调查，发现很多孩子血压已很高，其中一个11岁女孩血压达到180/110mmHg，达到成人诊断标准的中重度高血压，随时可能出现急性脑功能障碍、中风和心梗，但女儿的头疼没有引起家长重视，“家长以为孩子睡眠不够或学习紧张，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如今回想，稚三才发觉一切有迹可循。她是留守儿童，打小由外婆带大。家里人没有太多健康观念，普遍爱熬夜，饮食也重油重盐，尤其在外婆带她的那段时间里，老人家做的饭菜会放很多盐，也不注重营养搭配，“吃得饱就行了”。
这个家庭对高血压并不陌生。稚三的父亲生前患有高血压，同时伴有冠心病、尿毒症等疾病，最终治疗无效去世。她的母亲在三胎分娩时也曾出现妊娠高血压的情况，当时稚三出于好奇测量了一下自己的血压，发现水平很高，却一直没有放在心上。
高血压的症状或许在更早之前对她有过提醒。小时候稚三就经常性头晕，她以为只是因为感冒。上高中后，身体素质开始明显下滑。每次从一楼走到六楼的教室，她总是很累。头晕的症状也变得严重，有一次，她在寝室走廊走着走着就开始发晕，连路都看不清楚，最后歪歪斜斜撞到了墙上。还有一次，她半夜起床上厕所，刚穿好鞋后就开始踉跄，然后摔倒，直到自己恢复意识才从地上爬起来。
她始终没能把这些与高血压联系起来。直到数年后，因为神经性耳聋就诊时意外发现，才得到确诊。
与稚三经历相仿，此类患病却不自知的患者还有很多。“实际到门诊就医的患儿只占潜在人群的极少一部分。”以北京为例，石琳按人口比例推算，北京市约有9.3万名潜在高血压患儿，但目前全市具备儿童高血压收治、诊断能力的医疗机构仅主要集中在三家医院，这三家医院每年接诊的此类患者总量加起来也不过1万人。
因症状隐匿，原发性高血压患儿除非主动测量血压，否则很难发现。也因此，国内外专家共识均建议三岁以上儿童体检时常规测血压，以此作为早期筛查的第一道防线。
令米杰遗憾的是，当前常规学生体检尚不包括血压测量。即便在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北京，也只是在部分年龄段有血压测量，如小学三或四年级，及初中毕业的中考体检时，“缺乏常规血压检测，容易漏掉血压偏高儿童”。
医疗机构也未必能准确“打捞”出这些患儿。石琳近期在北京做的相关调查发现，儿童测血压需配备五种不同规格的袖带，而多数医疗机构只备有成人袖带。袖带选择不当，会直接造成测量结果偏差，袖带越宽，测得的血压值就越低，这就导致大量患儿被漏诊。此外，孩子天性好动，测量过程本身难度较大，再加上儿童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与成人截然不同，种种因素叠加，使儿童高血压的临床接诊工作存在很大欠缺。
不同于成人高血压诊断的相对简便易得，儿童高血压诊断极为复杂。儿童高血压需要多次测量才能得出结论。米杰告诉财新，因为儿童血压水平伴随体格发育波动较大，且存在一过性血压升高，为提高诊断准确性，目前国内外普遍采取“非同日三时点测量”的原则，即须在非同日三个时点测量，测量值均高于判定标准，才能确诊为高血压。
复杂的诊断标准，也增加了儿童高血压确诊难度。米杰介绍，与身高体重一样，儿童的血压随着年龄也在不断变化，从出生到成人阶段逐年增高，体格发育越快，血压增长越快。也因此，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是固定值，但儿童的标准是按百分位数，不同年龄、性别、身高对应的血压诊断标准都不同，医生需要根据孩子情况查阅专门的血压百分位表。
“很多基层医生不熟悉这套标准，依然用成人的固定数值去判断，就很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石琳担忧。
宋培歌团队的研究也揭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隐匿性高血压”在全球儿童青少年中占比为9.2%。这类高血压在常规体检中难以发现，仅在诊室外血压监测中才会显现，提示目前可能存在诊断不足的问题。
目前国内采用的儿童青少年高血压诊断标准出台于2017年，已接近更新年限。石琳说，理论上，儿童高血压诊断标准应该定期更新，建议每10年更新一次，因为儿童的血压水平和身高、体重等生长发育指标密切相关，会随着群体生长发育特征的变化而改变。
“但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很难牵头开展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筛查，也没有能力调动学校等相关机构配合。”石琳认为，这项工作需要卫生行政部门牵头组织，联合教育部门与医疗机构协同推进，完成标准更新所需的基础数据收集与分析。
被忽视的慢性损害
在后续的检查里，粒粒的血脂、血糖、心肌等指标没有出现异常，仅有甘油三酯一项略微超标。医生没有给粒粒开降压药，只是建议他“调整生活习惯、规律饮食、减肥”，外婆没再把粒粒的高血压放在心上。“孩子血压高点没啥大事”，与外婆持有相似观点的家长不在少数。
“这是一个极具危害性的认知误区。”石琳提醒，儿童原发性高血压初期多为一级高血压，程度相对较轻，但如果放任不管，病情会逐步进展为二级高血压，进而对心脏、肾脏、大脑、眼底等靶器官造成持续性损伤，最终可能引发心衰、肾衰等器官衰竭的严重后果。由于这种损伤是慢性、渐进性的，家长肉眼看不到孩子的明显变化，很容易选择忽视，但等到症状真正显现时，多数靶器官的损害已经难以逆转。
“高血压对儿童身体的损害像温水煮青蛙。”米杰告诉财新，儿童严重程度的高血压会引起心、脑、肾、眼底等靶器官的急性损害，大部分轻、中程度的高血压如果不予干预任其持续下去，同样对上述靶器官产生隐秘的慢性损害过程，特别表现在心脏血管方面，比如左心室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动脉弹性下降甚至早发性动脉硬化，它的发生和发展是一种长期沉默性的过程，往往最终以一种暴发的形式出现在中老年时期。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提到，大量研究证实，30%—40%的儿童在被诊断为高血压时，已经出现心、脑、肾、眼等多个靶器官的早期功能与构型改变，如左心室肥厚、血管内膜中层增厚、大中动脉弹性降低、肾脏功能下降和眼底动脉硬化等。
若能在早期确诊并及时有效干预，情形大为不同。米杰介绍，孩子确诊高血压后，首先需要评估是何种类型，并评估靶器官损害程度。若是继发性高血压，可通过治疗原发病来控制血压；如果是轻度原发性高血压，患儿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或靶器官损害，也没有合并其他疾病，则可以首先采取非药物治疗方式，进行生活行为干预比如调整饮食、增加运动、控制体重、改善睡眠等。
遵从医生建议，李柳尝试在家推行了一系列“新政”：首先是为儿子建立了饮食监控与汇报制度，粒粒平时在家吃了什么东西，包括零食在内，每天都需要向她汇报。其次是晚上8点后停止饮食的约定，即使粒粒闹着肚子饿想吃东西，李柳也开始学着收敛对儿子的心疼，坚决不允许他吃。粒粒爱吃零食，李柳狠下心将家里的零食打包送人，甚至立下了家里不许出现零食的规定。
但心疼孩子的外婆总克制不住给粒粒买零食。粒粒也有自己的一套应对方法，如果有什么特别想吃却得不到的东西，他不哭也不闹，却会在大人耳边不停念叨，直到他们心软同意为止。
长久的改变并不容易。李柳平时要工作，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单独为粒粒提供不一样的饮食，到最后往往是孩子跟着大人的食谱一起用餐。两代人之间观念和认知的差异又让外婆配合调整十分困难，提到少给粒粒吃炸鸡汉堡，李柳的想法是最多一个月可以吃一次，而外婆的标准却是一个星期一次，这甚至已经算很少了。
暑假期间，因为外婆身体不适，李柳特地请了一周的假在家照看孩子。这一周成果斐然，在李柳亲自监督之下，粒粒一周内减去了三四斤的体重。但这样的日子并不能维持太久，外婆病好后，李柳又得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粒粒在外婆照顾下迅速复胖。
石琳强调，这类干预方案的落地，离不开家长的全力配合，但也绝非家庭单打独斗，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比如学校增加体育课课时、为超重肥胖学生提供减油减盐的校园餐，共同为孩子树立健康理念、营造良好的健康氛围。
石琳和团队也在尝试为患儿提供个性化生活方式干预指导，以提高非药物治疗的规范性和依从性。“非药物治疗的关键是兼顾儿童正常生长发育需求，不能简单粗暴地节食。”饮食上，要保证蛋白质、淀粉等营养素的足量摄入，同时严格限制脂肪和盐的摄取量；运动方面，需先为孩子做风险评估，避免血压骤升引发意外，再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明确合理的运动强度和时长，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消耗热量、平稳降压。
不过，其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都面临很大挑战。“我们现在开具运动处方、开展患者随访管理这些工作，费时费力，但又没有经费支撑。”石琳说。
仅有少数高血压患儿不得不走上药物治疗的路。“我估计，95%以上儿童的原发性高血压通过生活行为都可以干预，甚至比例更高，真正到用药的很少。”米杰说，原则上，如果生活方式干预3—6个月期间血压没有下降，甚至升高或出现症状，就提示需要药物治疗；又或是患儿确诊时已是中重度高血压，或出现靶器官损害，又或是合并其他疾病比如糖尿病，都建议药物干预。
高血压用药按不同作用机制分为五类。米杰介绍，与成人足量、联合用药的用药原则不同，儿童要从小剂量、单一药物用起，只要显效就可以。“在选药和用药上，儿童与成人的核心区别在于更强调精准性。不过，目前的问题是不少临床医生对儿童高血压的治疗方案、选药及用药原则的掌握程度还不够。”石琳说。
另一个挑战在于，市面上可供儿童使用的高血压用药很少。“这类药物虽然和成人用药一样，也涵盖了五大类降压药的范畴，但全部加起来也就十种左右。”石琳分析，首先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家对儿童高血压用药的重视程度不够，也就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儿童相关的药物研究中。其次，儿童降压药定价普遍偏低，一盒往往也就十几块钱，前期巨大的研究投入很难收回成本，更谈不上盈利，药企自然缺乏研发动力。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临床试验的志愿者招募难，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参与临床试验，担心孩子成了“小白鼠”。
“我国儿童高血压临床实践中，超说明书用药情况仍普遍存在。”高血压防治指南提到。米杰解释，目前很多降压药物仅获批用于成人，这些药物用于儿童治疗时的副作用、对儿童生长发育以及成年后是否会造成损害，都还缺乏更详实数据。有时医生只能在药物副作用和患儿获益之间作出权衡，如果确需超范围用药，要征求家长意见，充分与家长沟通其中的利害关系，签署知情同意书，“这是儿童高血压用药很尴尬的一点”。
待血压控制稳定、恢复正常后，患者可以停药，但停药时机和方法都需要专业医生评估。“很多家长看到孩子服药一个月后血压恢复正常，就自行停药，这极易造成病情复发。”石琳提醒。
慢病防治向前一步
但稚三已经没有机会停下来。确诊后，稚三只能终身服药维持血压水平，同时保持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以及适当的运动。
坚持很难。她有时会忘记服药，也很难每天规律运动。她曾经从高中坚持到大二下学期，那段时间的坚持也逐渐产生了效果，但她后来又慢慢回到了不规律的饮食和作息之中。
她抵触吃药，也担心别人得知自己的身体情况，在大学寝室里每次吃药都被室友看到，这让她感到尴尬。在因为听力下降佩戴助听器后，她时常感到自卑：高中时，班上的男生会笑话她佩戴助听器，自己有时听不见别人讲话，也会遭到嘲笑。种种不快的记忆，加重了她对疾病的心理负担。
尽管已经治疗5年，稚三还在艰难接受要终身服药的现实。在她看来，这依然是一件“恐怖”的事，无论是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对未来的工作和婚姻。稚三的奶奶和爸爸很早去世，他们都曾患有高血压，她很害怕自己重复同样的命运。
若能在早期发现，稚三或许不必承受这些。
尽管中国儿童高血压患病率在过去十几年间以翻倍的速度增长，但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以前没人重视儿童高血压，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心衰、暴发性心肌炎这类急危重症上。我去申请高血压课题也好，到各地做学术报告也罢，总会有人问，哪有那么多高血压的孩子？”石琳认为，这样的疑问，恰恰折射出行业内外对儿童高血压问题的忽视。正因为对儿童高血压的重视程度不够，其筛查率、诊断率和规范管理率，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直到近五年，儿童高血压慢慢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个部委联合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提出提高全民体重管理意识。2025年4月，国家卫健委再发文，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设置健康体重管理门诊。2025年12月，国家卫健委等13部门又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2030年）》，提出到2030年，实现“儿童青少年肥胖得到有效干预”的目标。
提高公众对儿童青少年高血压的知晓率，建立一套从筛查到干预再到随访的完整防控闭环，仍是摆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一道难题。
“儿童高血压的实际患病情况比既往认知更为普遍。”宋培歌说，若仅依赖传统的诊室血压测量情况，很有可能低估真实患病率，还容易造成儿童青少年高血压误诊。当前，开展早期筛查并加强防治可及性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更好地识别高血压患儿及高危人群。在儿童向成年期过渡的关键阶段，对儿童高血压进行干预对预防未来健康并发症至关重要。
宋培歌认为，实际上，目前卫生健康和教育部门有不少针对儿童的常规监测项目，比如中国疾控系统的儿童营养监测、儿童慢病监测，教育系统也有儿童体质调研，“在这些成熟的全国项目中做一点点加法，把这些高血压儿童筛查出来，再推荐他们去医院就诊，其实是比较具备成本效益的早期筛查方式”。
米杰建议，为基层社区医院以及农村或不发达地区配备检测仪器设备，具备早筛早诊的条件，并将血压列为学校常规体检的检测指标。
高危人群的血压监测，尤其值得重视。米杰将高危人群分为四类：一类是肥胖儿童；二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儿童，这类家庭可能饮食习惯或生活习惯不好，比如高油高盐饮食、熬夜等共性不良生活习惯；三是早产儿，因为早产儿动脉血管发育不成熟、先天性动脉弹性不好，这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四类是低出生体重儿，尤其出生后体重增长过快的孩子，也会是高血压的危险儿童。
宋培歌同样呼吁，对高危儿童进行精准管理，提供个性化的生活指导方式，定期随访血压状况，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儿童期具有较强可塑性和模仿能力，帮助儿童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也可以降低他们在成年期养成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甚至受益终身。
前述《柳叶刀》研究预测，到2050年，中国5—14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人数将从2021年的3340万，攀升至3520万。这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儿童面临高血压的威胁。
米杰还担忧地看到，不止高血压，不少多见于中老年的慢性病，比如高尿酸血症、血脂异常，正向儿童青少年群体蔓延。以高尿酸为例，高尿酸不仅直接导致肾脏疾病，还会导致高血压。米杰在研究中发现，在全国3—19岁人群中约23%患有高尿酸血症，肥胖儿童达到50.6%，严重肥胖儿童高达64.5%。
老年慢性疾病的低龄化趋势，也提示慢病防控策略应及时作出调整。“之前讲慢病防治关口前移，可能认为关注青年群体就可以了，但其实并不是。”宋培歌认为，人的健康是连续型整体，如果一个人在儿童期出现肥胖、高血压，实际已经对整个心血管系统和生理系统造成损伤，这也提示政府和社会，必须将慢病防治关口前移到儿童期，“儿童自身是弱势群体，无论经济能力还是个体认知。这迫切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支持，构建全面的儿童健康管理体系，整体改善儿童群体的健康状况”。
文中患者及家长均为化名。
来源 | 财新周刊
编辑 | 宣传中心 刘赫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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