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年尾巴上，深圳出了一档子怪事，搞得全国上下都摸不着头脑。
就在这一年，那个平时跑得比谁都快、顶着“深圳速度”金字招牌的特区，冷不丁来了一脚狠狠的急刹车。
你往街面上瞅，凡是那些奔着十八层以上盖的大高楼，六十多座全给贴了封条，不许动工；工地上那将近十万人的施工大军，连铺盖卷都没收拾利索，连夜就被打发回了老家；一千四百多家搞建筑的公司被迫关张大吉，剩下两千八百家也是在那儿硬挺着，剩不下半口气。
这哪是踩刹车啊，这分明就是拔了电源插头，直接让人休克。
那会儿大伙儿都在背后犯嘀咕：特区这是撞邪了？
是不是改革这路走不通了？
难道那个神乎其神的“深圳奇迹”要变成泡沫了？
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事故，而是一场琢磨了许久的“刮骨疗毒”。
拍板干这事的，是刚坐上市长位子还不到半年的李灏。
这时候的他，正对着一盘死棋发愁，那是能让任何当家人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的绝境。
这场仗，真要是打起来，比当年在一张白纸上建城还要难上百倍。
咱把日历往回翻几页，回到1985年8月。
李灏原本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属于“空降部队”来到深圳的。
按规矩说，这种级别的调动，也就是走个程序。
可偏偏这次去的是深圳，李先念这几位中央的老首长，专门把人叫过去，面对面地叮嘱了一番。
这既是给面子，更是压担子。
这时候的深圳，乍一看那是红得发紫，热得烫手。
报表上的数字好看极了：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干到了39.02个亿。
回头瞧瞧过去那五年，这GDP年均增长速度飙到了50.3%，工业总产值更是吓人，年均增长91.3%。
“深圳速度”这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全国那都是横着走的。
可李灏到了地方，压根没被这些光鲜亮丽的报表给迷住。
人家是陪着谷牧考察过西欧、在国务院大机关里泡出来的老把式，鼻子里有一种职业性的嗅觉。
他没那个闲工夫看面子，上来就直奔“里子”——翻开了特区的财政大账。
这一查不要紧，直接惊出了一身冷汗。
在外面看着挺热闹，实际上深圳的家底已经到了悬崖边上。
那会儿，全深圳辛辛苦苦干一年，财政收入才四个多亿，可政府屁股后面欠的外债，足足有七个多亿。
这是个啥概念？
就是说深圳哪怕把裤腰带勒紧，一分钱不花，把挣来的每一个铜板都拿去还账，也得还上差不多两年。
更要命的是还钱的日子快到了。
从特区挂牌到1985年底，深圳一共砸进去64.3亿搞基建，里头有19.3亿全是找银行借的。
这些贷款的大头，正好赶在1986年和1987年集中到期，连本带利都得给人家。
这就是个典型的“债务炸弹”。
要是现在不动手，照着原来那股子猛劲冲下去，下场就俩：要么特区政府信用彻底崩盘，要么厚着脸皮找中央伸手要钱填坑。
可找中央要钱这条路，说白了早就被堵死了。
因为早在1984年下半年，国家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已经开始收紧钱袋子，银行信贷控制得死死的。
这大气候一变，深圳这个借钱大户立马就得挨收拾。
1985年，深圳基建花了27.6亿，里头85%还是靠银行贷款。
这就像个重病号，全靠输血在那儿硬撑着搞剧烈运动，可现在，血库的大门要关了。
摆在李灏跟前的，其实就剩下两条道。
第一条道，混日子，这也是最省心的路。
继续吹那个“深圳速度”，把楼盖完，把面子撑住。
至于欠的钱？
那是明后年的事儿，大不了到时候指望中央看着特区可怜，高抬贵手。
这么干的好处是不得罪人，也不会闹出乱子，起码在他刚上任这几个月的“蜜月期”里，大伙儿都能凑合过。
第二条道，就是前面说的那招“休克疗法”。
自己主动把泡沫戳破，在危机炸雷之前，硬生生地让它软着陆。
这条路太难走了。
停工就是烂尾楼，裁员就是打破饭碗，关公司那就是断人财路。
再说，这等于是把之前的成绩给否定了一半，政治上的风险大得吓人。
李灏心里这笔账算得门儿清，也疼得厉害。
从他上任开始摸底，到最后拍板，统共就用了两个月。
他心里的盘算是：要是不趁着现在手里还有两张牌的时候主动变招，等到1986年债务集中爆炸，那时候想动都动不了了。
真到了那一步，赔进去的，可能就是整个特区的明天。
于是，他咬牙选了第二条路。
用那时候流行的一个词儿说，这叫“壮士断臂”。
主意一旦拿定，动起手来那是带着血腥味儿的。
李灏在会上把话挑明了：必须大调整，没商量。
基建规模直接砍掉一半。
这不是跟你讨价还价，这是死命令。
六十多座摩天大楼停建，近十万基建大军撤退。
这可不是纸上谈兵，这是实打实地从人家身上割肉。
那阵子，天天都有人堵着门诉苦，甚至有人急眼了拍桌子。
一千四百多家建筑公司关门，背后牵扯着多少家庭的锅碗瓢盆；两千八百家公司半死不活，意味着一大堆扯不清的三角债和官司。
所有的压力都像是潮水一样朝李灏涌过来。
那段时间，他眼珠子瞪到天亮，根本睡不着。
他在琢磨啥？
他琢磨的不光是眼前的难关，更是深圳这种活法到底能不能长久。
特区特在哪儿？
难道就特在能无限透支、借钱搞建设吗？
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他看明白了，深圳以前的改革没个像样的图纸，好多时候都是被逼到墙角了才想出来的招。
可这种野蛮生长的路子，必须得有个从“拼数量”到“重质量”的转身。
要是还赖在借债搞基建的老路上，深圳最后也就是个大工地，成不了一个能自己造血的现代化大都市。
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话说得很明白：“压基建、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要想把这二十四个字落到地上，就必须把那些虚胖的肥肉给割了。
“壮士断臂”不光是为了止损，更是为了把手里那点可怜的资金和资源，从钢筋水泥的死胡同里拽出来，投到能下蛋的工业和实业上去。
在一片骂娘声中，李灏非但没往后缩，反而又往前跨了一步。
他觉得光是“止血”还不算完，必须得立个规矩，省得伤口再崩开。
为此，他给特区政府定了几条铁律：
政府不许搞赤字，有多少钱办多大如事。
不许借债过日子。
不许给企业做担保。
这“三不许”，在当时看来简直是苛刻到了极点，甚至有点不近人情。
特别是不许借债经营和不许担保，直接就把好多企业想空手套白狼的念想给掐断了。
可如今回过头再看，这恰恰是李灏作为当家人最清醒的地方。
他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给划清楚了，把财政的底裤给守住了。
这不光是解决了1985年的烂摊子，这是在给深圳装一套健康的免疫系统。
这一剂猛药灌下去，效果那是立竿见影，虽说过程疼得让人呲牙咧嘴。
特区的财政眼看着就翻身了。
因为基建停了，不用借那么多钱了，政府还债的压力也小了。
更要紧的是，资源开始往那些能挣钱的企业身上流，深圳终于开始正儿八经地走上了“以工业为主”的大道。
这步险棋，算是走对了。
事实就是最硬的道理。
也就过了三个月，1985年11月25日，国务院在深圳开了第二次全国特区工作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国务委员谷牧。
这位改革开放的总操盘手，在会上讲了一番话。
他不光是狠狠夸了深圳的建设成绩，更关键的是，他对深圳这场“断臂式”的大调整，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这等于是国家给李灏的这个决定盖了个大红戳子：这一仗，打得对，打得漂亮。
防住了大危机，保住了特区的元气。
现在咱们再回头看1985年的这场风波，李灏的这个决定，其实把改革的一个深层逻辑给讲透了。
好多人以为改革就是一脑门子往前冲、一味地求快。
但在真正懂行的决策者眼里，改革更像是开一辆飙得飞快的赛车。
只会把油门踩到底那不叫本事，那是莽撞鬼。
敢在急弯前面踩刹车，知道啥时候该减速、啥时候该换挡，那才是老司机。
李灏刚到深圳打赢的这一仗，赢就赢在他能在一片叫好声里，听见了冰面开裂的动静。
他没被“奇迹”的光环晃花了眼，而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算了一笔细账。
这笔账，救了那时候的深圳，也给后来特区的发展定了个调子：
没有效益的速度，那是毒药；
不能持续的繁荣，那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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