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故事
阎利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导致东北地区迅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在民族危机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高举旗帜 发出抗日强音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22日，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些抗日宣言和决议，表明了我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
1934年7月5日，一份《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旗帜下建立新苏区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从江西瑞金发出，明确要求“七军团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就这样，为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红七军团改编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下简称“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后来，曾任先遣队参谋长的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部队到瑞金后，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我，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
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刊发的《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江西省档案馆 藏）
先遣队出发后，我党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1934年8月1日，《红色中华》还刊载了《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介绍派出先遣队“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并坚信会得到“沿途民众的援助，凡是国民党军队中决心抗日的份（分）子也必会不断参加这个部队，或同我们联合起来携手并进”。随后，号召“全国一致起来援助苏维埃与红军，使我们能够迅速粉碎五次‘围剿’，集中力量抗日反帝。援助我们的抗日先遣队，反对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使抗日红军迅速前进”。8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一篇介绍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文章中写道：“第一、证明给中国民众看，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民众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第二、证明给全中国民众看，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第三、抗日先遣队在福建的胜利，有力地回答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福建的行为。第四、抗日先遣队在敌人深远后方的行动，更有利于我们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第五、迅速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全部主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14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为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致信白区各级党部：“红军北上抗日不是什么阴谋，什么手腕，而是伟大的政治上军事上的策略，是贯彻苏维埃红军向来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张，是这个主张的历史的发展。在九一八事变后我们所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口号，一二八抗战中我们的对日宣战通电，山海关失陷后我们的对日作战协定的三个条件的宣言，以及目前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都是我们的抗日主张的次第的发展，而且其中都有一贯的逻辑上的联系。”
当时，苏区的广大民众也积极拥护先遣队北上抗日，纷纷发表宣言，“只有苏维埃才能对日宣战，只有工农红军才能真正去抗日，只有苏维埃和红军才能率领中国的武装民众去打日本”。
深入群众 播撒革命火种
1934年8月10日，中国共产青年团博生县委员会翻印的《一致拥护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江西省档案馆 藏）
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时，携带了约160万份宣传材料，包括《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宣言》《一致对外——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国能不能抗日》等。这些材料是中共中央在印刷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专门赶印的。
1934年7月印制的宣传品《中国能不能抗日》（部分）（江西省档案馆 藏）
无论军情多么紧急，先遣队不忘深入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并动员当地民众反蒋抗日。如占领广东省水口镇时，全体指战员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活动，对当地群众详解抗日意义；打下福建省罗源县后，宣传员立即上街张贴、书写抗日标语，散发宣传材料；路过浙江省遂安县（今淳安县）白马村时，还举行了纪念九一八事变3周年集会活动。通过这些宣传，沿途广大军民知道了只有加入红军、共同抗日，中国才能有出路。正如粟裕所说：“我们沿途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同时，还让部分国民党军队走上抗日道路。如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士兵因不满国民党的卖国行为，携带武器投奔红军，一起抗日讨蒋。
在行军过程中，先遣队严格遵守部队纪律。在白马村休整时，一些战士因饥饿难耐吃了百姓家的粽子，为了不让群众的利益受损，他们便小心翼翼地用粽子叶把铜板包起来放回原处。到了晚上，归家的百姓打开粽子一看，里面竟是铜板，非常感动，便称其为“洋钱粽”。这也让民众了解到，在我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
浴血奋战 尽显革命本色
自1934年7月初从江西瑞金出发，到1935年1月底在江西怀玉山失败，先遣队曾多次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此外，还袭取过福建大田、浙江庆元、安徽旌德等县城。
1934年11月，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后，组成红十军团。他们在皖南打响的第一仗就是谭家桥战役，面对近10万强敌，军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这段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打一场伏击战。12月14日，敌人进入设伏区，双方从上午9时激战到黄昏。对战中，19师师长寻淮洲带领战士们浴血奋战，一度夺回失守的乌泥关制高点。他却不幸腹部中弹，弥留之际还反复地念着：“北上抗日！北上抗日！”寻淮洲牺牲时，年仅22岁。最终，红十军团撤出战斗，向北转移。
1935年1月，先遣队在怀玉山被敌人包围。面对“围剿”，他们毫不退缩，英勇迎战。当时，方志敏和粟裕等人已率领先头部队果断突破封锁线，但方志敏仍坚持返回与大部队会合，最终不幸被俘。后来，他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记述了被围情景：“冒雨冒雪，不分昼夜的（地）爬山越岭，要偷过敌人封锁线，虽然七天没有吃饭，饿得两脚走不稳，打跛脚；虽然整天冻得发抖，虽然每晚不得睡眠，人是疲劳到了万分。但我总是咬紧牙关，忍受下去！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愈苦愈要干……”同时，被俘的还有胡天桃、王如痴、曹仰山等人。当敌军发现胡天桃时，他身着打满补丁的衣裤，脚穿两只不同颜色的鞋子，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破洋瓷碗与干粮袋。在狱中，他们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坚贞不屈，用生命捍卫我党的秘密。最终，方志敏等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
《红星画报》第12期刊载的《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漫画及《红军抗日歌》歌谱（江西省档案馆 藏）
1934年8月6日，《红色江西》第12期刊登的《拥护红军北上抗日》（江西省档案馆 藏）
先遣队虽然遭到失败，但留下了革命火种。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创建新的根据地。1936年3月27日，在法国巴黎发行的《救国时报》第三版刊登了《历尽艰苦——红军始达北上抗日》一文：“‘近两年前，方志敏奉命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被蒋军包围而入浙皖，企图渡江北上，此为红军进行直接对日战争之第一声’。对于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使在蒋治的人们终于知道，中国是真正有抗日军队的，那就是红军。”这则报道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知道了红军是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
来源：中国档案报（原载《中国档案报》2026年1月30日总第4398期第1版）
作者：阎利娟（江西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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