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杨 玲
传统文化资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炼提供了灵感。晚清知识分子通过对黄帝文化传统的重塑与再造，为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政治文化符号。抗战时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时期，“黄帝”符号在抗战动员的作用机制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到自觉、从精英走向大众的显著标识。
抗战时期，对“黄帝”符号的运用与诠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华民族始祖：黄帝叙事的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黄帝”符号在抗战动员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各方力量从“民族共祖”的高度，建构起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祖源叙事。一般主要从血缘和文化维度建构黄帝祖源叙事，强调以黄帝为共同起源的历史延续性。于右任著《黄帝功德记》一书，辑录了史籍中关于黄帝分封子姓、繁衍孙支的内容，论证“中国各民族为黄帝之苗裔”。熊十力依据考古发现，主张少数民族历史上与华夏同源，“今所谓满、蒙、回、藏，即古匈奴、鲜卑、氐、羌四族。四族之始，皆为夏人，自中原流徙于边塞。本支百世，不忘亲爱”。从血缘维度考证民族同源，难免引起少数民族的质疑。为了让“民族共祖”更具说服力，部分国民党人采取了文化同化的论点。胡汉民认为中华民族屡遭异族压迫，但每次都能发动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未被消灭，反而将异族同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民族文化之优越”。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唯物史观，将黄帝置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予以阐释。他们认为，黄帝时代象征着人类历史从游猎文明向农业文明的重大转型，黄帝始作制度、肇开文治，实乃华夏文明的奠基者，由此建构起“人文初祖”的黄帝祖源叙事，凸显了黄帝作为华夏文明奠基者的文化象征意义。尽管在“同源”论述上存在差别，但这些叙事在抗战语境下均指向同一目标：将全民族凝聚于“黄帝”这面旗帜下，为抵御外侮提供共同的历史依据和情感纽带。由此，抗日战争被提升至保卫文明延续与祖先遗产的高度，黄帝也为全民团结抗战提供了深层次的文化正当性与精神感召。
反抗外来侵略：黄帝公共记忆的推广
深度挖掘黄帝与抗战之间的关联，是借助“黄帝”这一符号开展抗战动员的关键所在。为此，时人借助黄帝大战蚩尤的传说，重塑其公共记忆，赋予其反抗侵略、捍卫自由的现代意义。
1941年，张其昀在《黄帝子孙》一文中，挖掘黄帝将民族自由思想发扬光大的事迹，由此认定黄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首位民族领袖。他指出“民族自由思想”包含“民族自求解放”与“各民族一律平等”双重内涵，表现在黄帝时代，涿鹿之战可谓是民族自卫战争的先声。战后，黄帝“于三族人民实能一视同仁”“异族通婚楚材晋用”，这一民族政策历久奉行，成为中华民族自古沿袭的国策。张其昀通过对“民族自由思想”的阐发，旨在唤醒作为“黄帝子孙”的国人继承这一精神传统，为争取民族独立奋起而战。
历史教材也是重塑公共记忆的重要载体。陈鹤琴、陈选善主编的《黄帝灭蚩尤》，将上古传说置于抗战语境下重述。在此叙事中，黄帝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帝王，而是由人民推举的代表。面对蚩尤入侵，黄帝强调：“这都是关系人民生死的大事情，不能由我一个人的胡思乱想来决定，应该请人民公举的，我应该把全体人民的意思，当作我自己的意思，要不是这样，人民会有一天起来打倒我的”。于是，黄帝召开会议，由大家一致决议长期抵抗，推举黄帝建立国家并取名为“中华”。教材借黄帝之口道出：“你们举我做黄帝，又称我是上天的儿子，其实我和你们是一样，也是一个老百姓，大家的意见，我不敢不服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一改写，将抗战论述从政党主张转化为国民的共同意志，强化了民众在抗战中的主体性。
中国共产党人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黄帝价值不在其个人，而在于千百年来凝结在黄帝符号上的价值认同。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人着力从黄帝时代提炼出革命精神。毛泽东在亲自撰写的黄帝陵祭文中，称赞黄帝“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将黄帝大战蚩尤看作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作战，强调了黄帝作为抵御外侮、安定疆土的革命精神象征。1939年，毛泽东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进一步将“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概括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各方通过对黄帝公共记忆的再造和重塑，将古老传说转化为具有强烈现实指向的动员叙事。在这一叙事中，抗战被赋予“保种救国”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激发民众的护卫者意识与时代紧迫感，为全民族抗战构筑起连贯情感、认同与行动的精神桥梁。
黄帝陵祭祀：中华民族认同象征的运用
黄帝陵祭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视化、社会化的关键一跃，它发端于民族扫墓节这一国家祀典。1933年，邵元冲收到了丘元武从西安寄来的多张陕西桥陵的照片，从此对黄帝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议“崇其祀典，国人年年祭谒”。1935年，黄帝陵祭祀被纳入民族扫墓节日程，是年，国民政府派邓家彦为代表，国民党中央执监会派邵元冲、张继为代表，于清明节前往桥山黄帝陵举行祭祀大典。这一时期国民党对日消极抵抗，黄帝陵祭祀的象征价值尚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黄帝陵祭祀的象征意义在七七事变前后备受瞩目。1937年4月5日，为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参与民族祭祖典礼。这是国共两党首次合祭黄帝陵，合祭仪式连续举行了三年，通过祭文宣读、仪式展演、空间布置及媒体报道，促进了社会政治整合和组织动员，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抽象概念转换为可感知、可观看、可参与的现实政治实践。祭文宣读是对民族时代使命的直接抒怀。国民党在祭文中追怀先祖功烈，祈求祖先“保我族类”。而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文》，以“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相号召，堪称“开赴前线的‘出师表’”。仪式展演通过高度程序化的礼仪，为民族认同赋予了强烈的在场感和情感冲击力。典礼当天，中央及地方致祭人员达千余人，依照规定仪程，全体肃立、奏乐、献花、恭读祭文、行三鞠躬礼、静默三分钟，并由国共双方代表致辞，方告礼成。在肃穆的乐声与集体的静默中，在共同的动作与凝视中，个体情感与民族命运交织，两党合作的意愿转化为一种可感知、可共享的集体体验。这一系列庄严环节，不仅是一场政治宣示，更是一次深刻的情感整合，从而为国共合作搭建起政治文化平台。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一律悬旗纪念，报纸、剧场或其他集会团体，刊登、演映或宣讲与民族扫墓意义及史迹相关的图画文字。典礼结束后，《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报刊，均对祭祀活动进行了报道。由此，祭祀的影响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凝聚成一种跨地域的情感共同体，为抗战救亡注入了深层次的集体动员。
此外，祭祀空间的改造与功能拓展，进一步将民族情感融入日常生活场域。1933年，林森主持发起黄帝陵道培修工程，不仅改善了祭祀交通，更以工代赈，促进了陕西经济与民生发展。1944年，“中部”县正式更名为“黄陵”县，使黄帝陵在地理称谓上获得永恒标识。同年，陕西第三区专员公署拟定的《修建黄陵计划草案》，进一步提出筹建图书馆、整辟陈列馆、开拓农场、建立医院及文化中心区等系列规划。这些举措逐步将黄帝陵从传统陵墓，扩展为集纪念、展览与社区生活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在此空间中，人们不仅通过庄严仪式表达敬仰，更在日常接触与使用中，持续感受与中华民族始祖的精神联结。祭祀活动与生活场景在此交融，使民族认同超越仪式瞬间，沉淀为一种潜在的持续性的情感结构，深化了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体认。
黄帝子孙：对中华民族认同的自觉表达
在抗战动员中，普通民众是承载“黄帝”认同的关键群体。他们不会深究学理，却易被鲜明有力的口号感染，从而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自觉体认。文艺工作者因此借助电影、小说、诗歌、音乐等多种形式，以“黄帝子孙”为号召，发出抗日救亡的呐喊。
诗人任钧在淞沪会战的烽火中写下《起来，黄帝的子孙们》，疾呼“起来黄帝的子孙们！让我们为着要打击敌人，一起伸出强壮的臂膀！起来黄帝的子孙们！让我们为着民族的生存，一齐踏上决战的疆场！”电影《绝代佳人》中，女主角喊出一句“黄帝的子孙，不会给人家征服的”，激起观众热烈而持续的掌声。小说《同是黄帝的子孙！》为身处沦陷区的民众吹响精神抗战的号角。
在广泛而持续的舆论引导下，“黄帝子孙”从历史符号凝结为抗战一代的身份自觉与行动号角。连少数民族也主动融入这一叙事，如1944年蒙古青年在纪念成吉思汗时表示：“汉满蒙回藏均系黄帝子孙而为一家”。由此，“黄帝”认同通过文艺的宣传与民众的接受，真正下沉为跨越族群、调动情感的抗战动员力量。
尽管“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认同象征，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一符号的生命力并未因此中断。时至今日，黄帝陵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持续吸引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前来祭祀。对“黄帝”符号与抗战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的历史逻辑，也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刻的历史参照与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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