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清晨，北平城垂花门的旗帜更迭，城头号角初歇。城外雪薄，城内人心惴惴。见证这一切的傅作义在古城墙上默立良久，仿佛也把一段旧史翻篇。彼时的他，早已下定决心携全城和平起义，而后又在新政权里重新寻找位置，这一步，影响着后来二十余年的人生轨迹。
北平和平解放仅仅九个月，新中国在天安门宣告成立。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任命，56岁的傅作义被推举为水利部长。有人窃窃私议：让一个昔日的国民党将军来主管“命脉工程”，多半只是挂个牌面，好听而已。流言暗中传开，难免刺耳。
1951年6月9日，农历端午，也是傅作义的生日。中午时分，中南海西花厅灯火暖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数人一同为他接风庆生。席间，毛泽东举杯笑说：“宜生，你不是老惦记黄河么？如今有了舞台，快把你的本事都使出来。”傅作义点头称是，心里却揣着那句闲言——“招牌而已”。他没有立刻辩解，把疑虑暂藏心底。
酒局散后，议论声依旧。某些自诩“真民主”的士紳私下议论：“看吧，部长是桂冠，权还在党组手里。”这番话不胫而走，终究落进傅作义的耳朵。他沉了两秒，随即回敬：“我这个部长，可不是空架子。重大工程方案，我拍板；经费指标，我签字。李葆华同志做党组书记，我们相互尊重，没有一道决策绕过我。”语言犀利，却并无火气，倒像把钢尺轻敲桌面，脆生作响。
傅作义敢这样回怼，并非只凭“元勋”身份。1945年，他在河套试点兴修水利，引黄济套，使近百万亩荒地化作良田。那堆原始数据，厚厚一麻袋，被他视作宝贝，自北平带到北京，再搬进水利部档案柜。1950年春，华北暴发大洪水，他坐吉普车沿永定河堤巡查五百里，鞋没干过，给毛泽东递呈的防洪方案上，水迹斑斑。靠这一份方案，永定河综合治理破土立项，京西门头沟、卢沟桥一带的百姓，都记得这位部长常拄根竹竿蹚水勘查。
治理黄河是更硬的骨头。1952年，中央决定成立黄委会，傅作义自告奋勇任副主任，每月有十五天蹲在郑州以西勘测。那段时间，他在笔记里写了一行字：“黄河三千里，波浪一卷卷，治水即救国。”口语朴素，却道出胸臆。试想一下，若非真握实权，谁能调动十几万民工、数百台机器，下河套修堤坝、建分洪闸？流言由此慢慢哑火。
有意思的是，因为出身旧军界，他行事带着行伍爽利。水利部干部回忆，傅部长开会常挥手直截了当：“你说，你的办法是什么？能行就干，不能行别浪费时间。”过去沙场养成的雷厉风行，让机关里的“文人气”略显局促，却也打通了从图纸到工地的梗阻。1954年长江大水，他亲赴九江，冒着风雨步堤查险，夜里和民工挤草棚。有人劝他莫逞强，他呵呵一笑：“打仗时命都扔里头了，现在就是跟水拼命。”
1957年，国务院批准引滦入津规划，傅作义又一次披挂上阵。他清晨五点到怀柔水库工地，白日不停奔忙，夜里回到帐篷翻图纸。青年技术员说：“傅老部长比我们都起得早。”这份干劲，让当年“招牌论”成了笑谈。哪怕偶有不同声音，也难掩他在技术、组织、资金协调上的主导地位。
经过多年历练，水利系统逐步完善，黄河汛情得到可控，淮河流域开挖骨干渠，滇池、淀泊治理也动了手。1965年，一份内部总结列出十二条经验，其中七条出自傅作义的手批意见。文件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批注三个字：“有见地。”
光阴推着人老。1973年初春，傅作义在《新黄河治理设想》草稿旁写下注脚：力不从心，请求退休。那一年他七十八岁，曾经的马背将军已需人搀扶。国务院批准他的辞呈，他对秘书说：“水利是长久事，不在我个人。”口气平平，却透出对江河的牵挂。
1974年4月，病榻上的傅作义见到周恩来，声音虚弱却依然询问：“黄河春汛如何？”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轻声回答：“一切妥当，别挂心。”房间里静默了片刻，窗外杨柳新绿。傅作义闭目点头，像是在默念旧战场上的号角，也像揣摩着奔腾大河的轰鸣。
傅作义去世后，关于“招牌”的调侃再未出现。那年夏天，水利部老工程师在追思会上提到他：“老部长的公章钤过多少工程图，我们算不清。但只要黄河、长江、永定河的堤岸还在，他的名字就在。”
事实证明，1951年的那句“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并非逞一时口舌，而是对后来二十余年实干的预告。有人把它当反驳，更有人从中听见承诺——在共和国最要紧的水脉上，他确实扛过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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