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2026年2月7日大众日报）
人之一生，几乎所有的故事，都从一见开始。
初见，是命运不设防的瞬间。它不鸣锣，不擂鼓，不托梦，以最偶然的一瞥、最轻微的一瞄，悄然揭开人生的帷幕。
吾睁眼之初——并无记忆存留——但最先所见，必是父母、家人，以及那不明就里而又不堪细说的褴褛、贫困。
我算幸运的。这份幸运，源自我的祖父。老人家是乡村知识分子，使我幼年即与纸墨为伍，四岁半时，又被送进私塾。
祖父爱讲命理，曾对我说：“人的一生，无论贫富，都会遇到几个贵人，关键是你能不能认得出、抓得住。”
“您的贵人是谁？”我好奇。
“张謇。”祖父捋了捋花白胡子，毫不迟疑。
张謇是谁？我不晓得，也不关心。我只想知道：“我将来的贵人都有谁，您能算出来吗？”
祖父笑了笑，说：“贵人常出现在命运的转折处，你还小……不过，可以间接窥测一下。”
祖父拿出一部《康熙字典》，是竖排繁体的老版本，许多字都被红笔加圈加注。老人家让我闭目凝神，默默祷告，再任意翻页，随意指点。
我的指头，落在“当仁不让”四字上。
祖父面露喜色：“不错，你这肩膀，是担得起事的。这四个字，终将在你命运中应验。具体何人，不好说。但按笔画推算，你中年之后自有体会。”
就这么一翻一指，这也太哄人了吧。倘若天机可以通过如此途径获得，岂不形同儿戏？我是不信。实话实说，日后写文章，为了寻找灵感，玩过类似的游戏，借偶然与偶然的碰撞，激发莫名其妙而特妙的思维火花。至于用它来测字算命，我年岁愈大，愈觉荒诞无稽。
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编辑、记者……一路走来，与人交道无数，却多为匆匆之遇，浅浅之识，草草之交。其中也不乏名字带“仁”的，但都和祖父说的那种“贵人”扯不上关系。
五十岁，得遇余光中的散文——我确信他是我的贵人——从此爱上写作，铁心从文。碌碌无为半辈子，终于有了明确的航向，遂根绝既往的一切犹豫，斩断名缰利锁的羁绊，用日文来说，就是“一生悬命”，用中文来说，就是“一往无前”。
也是从那时起，我才体会到：真正的“见”，从来不是用眼，而是用心。
譬如，初次会晤鲁迅公子海婴，目光扫过他厅中挂着的一幅鲁迅画像，略作逗留，脑海蓦地闪出一个标题《凝望那道横眉》，顿觉灵犀乍现，豁然开朗。回家即据此落笔：“鲁迅是什么？在我，首先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元气。《呐喊》是元气，《彷徨》是元气，《热风》也是元气。单独跟鲁迅对话，这感受可能不怎么深刻。把他的文章和别个的放在一起比较，孰清，孰浊，孰滂沛，孰潺湲，孰烈烈扬扬，孰飘飘逸逸，便泾渭分明，一清二楚。”“鲁迅的文章，仿其皮毛是可以的，却绝对不能克隆。归根结底，是你生命的水银柱无法上升到鲁迅的那种高度。”
又譬如，乘飞机去海南，在万米高空回望尘寰，感到神清气爽，双目如炬。不知你领略过没有？大师们说：距离产生美感。这里不仅有距离，还有高度。距离加上高度，让你产生一种鹰视虎睨的俯瞰，许多人和事，变得立体而清晰。我就是在这趟空旅中完成了对周作人、胡适、郭沫若三篇文稿的提炼，标题分别敲定为《高空堕石》《梦灭浮槎》《沧桑诗魂》。
如今时过境迁，回过头来看，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见”，应该是在写作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之前，1997年春天在北大校园瞻仰蔡元培先生的塑像。其景其情，我在《煌煌上庠》一文开篇，有详尽的描述：
这就是蔡元培（孑民）的塑像，坐落在未名湖南岸的春风中；大理石奠基，汉白玉砌座，青铜铸身；说是身，只是自腰而上，端肃凝重的一尊胸像；先生背倚土山，坐北朝南；左临六角钟亭，当初选址的时候，应是考虑到了他黄钟大吕般的人格气韵；前面是一方草坪，柔柔的，嫩嫩的，空气般清新，晨梦般飘逸，铺出一行行的绿诗、绿歌、青波、青浪，即使在冬季；右侧是挺拔健美蓬勃向上的杂木林，那该是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在承领先生的耳提面命。
蔡元培诞生于1868年1月11日，按农历，属兔，到他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时年四十八岁（虚岁四十九），站在近五十岁的高度上倚风长啸，苍茫四顾，自他的双眸中射出的，是一股凛凛的心灵之光，它犀利似剑，泠然有声，凝聚了无穷的历史感悟。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我之所以认为那次与蔡公塑像在北大校园的对视，是一见知命，那是因为，我又想起了祖父为我做的测字游戏。这种事，信或不信，全在心理作用。我曾经不以为然，现在，也就是那一天，我感到：直面蔡公，深感他双眸里的一抹剑光、一丝悲悯，塑像前面一行行经冬不凋的小草，杂木林中一阵阵若隐若现的涛鼓籁鸣，在在都隐含着天机。尔后，在写作《煌煌上庠》的过程中，我仿佛听见蔡公对我说：
当仁不让。
仁不他让。
仁如春汛，漫堤自溢。
仁鼎千钧，非臂莫举。
大仁似让，不让之让。
仁者无竞，让德生光。
《红楼梦》写贾宝玉、林黛玉初次见面。黛玉远远看到宝玉走来，凛然一惊，心忖：“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而宝玉近前瞅了一瞅，则鼓掌大笑：“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佯怒：“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宝玉辩解：“虽然未曾见过，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一见之人，有时胜过十年旧识；
一面之缘，有时抵得百世轮回。
世间万象，唯有心灵感应，不必多言。
或许是命数所定，抑或是灵魂识途——
总有人，一眼看见你，便看见了过去未来。
《煌煌上庠》乘北大百年华诞的东风，在《十月》杂志1998年第一期问世。它是赶上了好运，《散文海外版》《新华文摘》《散文选刊》《名作欣赏》等相继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播发。此事在文坛，固属寻常，在一个学步者，则意义重大。起码，它帮我赢得在《十月》开设大文化专栏的机遇。
于是我明白：蔡元培，是贵人。《十月》的编辑、主编，是贵人。最先建议我为北大百年校庆撰文的郁龙余校友，以及点拨我散文突破之道的余光中，亦是贵人。
贵人未必要锁定某一位。贵人的出现，往往是一环套一环，是天时地利与人和的综合。
也正是这股合力，改写了我人生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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