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春，北京城刚过立春，玉渊潭的冰面裂开了一道缝。寒风里，几位身着灰呢大衣的老军人守着钓竿，水面偶尔荡起一圈涟漪。临水而坐的李逸民，把军帽压得很低，生怕有人认出这位不久前还在总政主持文化工作的少将。
那年他五十七岁。若论参军资历，京城军界里很少有人比他更早——1925年的黄埔四期生、南昌起义的连队指导员、十年铁窗的硬骨头。可风风雨雨过去，李逸民却成了全军最早离休的人之一。外间流传他是“心脏病”缠身，其实心电图上的那条异常曲线，是他折腾出来的。为了让组织批准，他在病床旁原地跑步，一口气做了三十个深蹲，硬把指标拱了上去。
非典型的“病退”在当时极少见。许多资格老的同志就算身子骨熬不住，也愿意咬牙把工作撑到底。李逸民却一再上书，请求离休。萧华看他红光满面，直觉不对，先后压了几次报告。直到1964年秋，中央拍板：“同意离休”。他这才把印信交出，提着一只旧黄布包，从机关大院里走了出来。那天，警卫员追上去问：“首长，回哪儿？”李逸民摆摆手：“慢慢再想。”
闲赋在家的日子一开始像蜜糖。每天拂晓起床，翻报纸、写札记、练字，上午在沙河水库逛一圈，午后躲进书房抄《资治通鉴》；可一个月后就坐不住了。战争岁月养成的惯性让他极度缺乏“战斗任务”。恰好城里兴起垂钓风，他摸来一根玻璃钢鱼竿，骑半旧自行车，往郊区水面跑。一条鲫鱼上钩，他能兴奋地拍大腿。邻近的小贩看不出他是将军，喊他“李师傅”。李逸民乐呵呵，从不解释。
钓场是另一座“旷野办公室”。退休干部、老工程师、复员战士，甚至报社编辑，都在水边谈天。有人提起“文化顾问江青”要进总政的消息，钓友们议论纷纷，李逸民默不作声，心里却在暗暗庆幸：早一步抽身，也算避开漩涡。
这一年的一个午后，总政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也来放线。两位旧识并排坐下，一边抛杆一边聊起往事。刘志坚打趣：“哟，李部长，好雅兴啊！工作劲头没了，钓鱼劲头不小！”李逸民哈哈干笑，却被这一句说得心里咯噔。昔日部下今朝顶头上司，他担心话里藏锋。几天后，他索性换了钓点，再没与刘志坚同行。
李逸民的“撤退”，并非一时兴起。回头看他的履历，能发现一个规律：最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往往缺少他忙碌的身影。解放战争打得火热时，他在西北公学教书；三大战役进行得惊心动魄，他在东北主持土改。不是逃避战场，而是组织需要“老资格”稳住大后方。可长年离战火越远，他与枪火的感情也越淡。1950年偶然与罗瑞卿相遇，被拉回公安军，他就像回老家一般。可文化部的琐碎行政，终究与枪林弹雨的硬朗风格不合，他难免生出倦意。
有意思的是，离休后他仍把自己当作“在编”，经常骑车去东四总政大院，关注时局。楼道里贴着的大字报成了新的“战场”。小字条、大标语、黑叉子，密密麻麻。他看得啧啧称奇，偶尔指点旁人：“这句口号写得不够狠，缺后座力。”听者投来白眼：“李老，您还是回去钓鱼吧，这里风大。”他不以为忤，下次依旧准点报到。
1967年春，他终于尝了苦头。运动升温，造反派在橱窗里贴上“伪革命、假干部”的红纸条，隐晦地指向了这位早退的少将。熟识的老参谋悄声提醒：“您别再晃悠了，省得惹火上身。”李逸民这才收了性子，连鱼也不钓，索性缩回家中。街角小卖部偶遇旧同事，对方只匆匆点头，生怕被牵连，他心里五味杂陈。
三年后形势渐稳，他的处境安然无恙。离休待遇不仅保留，还配了医护随行。朋友半开玩笑：“老李，该说你机警还是有先见？”他不置可否，反倒常念叨：“当年要是再年轻十岁，也许还能再干一阵。”可话锋一转，又自嘲道：“唉，人这一辈子，什么时候撒手，得自己拿主意。”
暮色中，李逸民又来到玉渊潭。浮漂在水面轻轻颤抖，他不急，静候。身旁几名新入伍的战士路过，认出这位老者，行了个礼。他笑着抬手，示意他们继续前行。远处柳色新绿，旧人如影，万物都在水面上投下长长的倒影。若说心脏旧疾，他固然有；可真正让他告别机关的，也许是对某些风云预感的隐痛——那不是医生能开出的病假条，而是历尽沧桑后的一点自保聪明。
历史不会为任何个人停下脚步。李逸民的抉择，是时代巨浪中的一次自救，也是老兵心理的真实注脚：枪声渐息，舞台却未必安稳；与其被浪头击翻，不如悄悄划船到僻静处，撒下一枚铅坠，守着一根细线，看水面星光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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