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6日凌晨两点，大同北关工地的探照灯还在转动，雨丝贴着脚手架往下滑。三十多位工人围着一张简易图纸，身旁那个声音沙哑却掷地有声的人正是时任市长耿彦波。
若把时针拨回1958年9月，耿彦波出生于山西和顺县一个典型的农家。父亲是村支书，常说“庄稼汉讲信用”，这句话后来成了他做事的底线。改革开放初期，他考进山西大学干修班，那会儿清晨五点准时翻窗去图书馆已是习惯。能吃苦、要强，这两个词从那时就跟在他身后。
1995年3月，耿彦波调任晋中灵石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手里只有一个总收入不足一亿元的小县预算，却要修缮王家大院。他拍板拨出五千万元，把外墙一块块揭掉又复原。有人担心砸锅卖铁式的修复会成败笔，他只丢下一句：“院子活过来，全县就活过来。”两年后旅游季，晋商大院日均游客突破万人，灵石的财政收入直接翻番。
2000年盛夏，他转任榆次市长。城南那座水泥“飞碟”是地标，也是交通瓶颈。一声爆破，尘土漫天，“耿拆拆”的绰号随即传遍街头。有人揶揄：“市长不怕挨骂？”他半开玩笑：“路不通，骂声早晚都来。”地标清除后，南北交通流量提高了三成。紧接着，他把散落的文保建筑串联成“榆次古城”。游客涌入，沿街店面租金翻了四倍，批评声渐渐转为点赞。
2004年冬，耿彦波被任命为太原市副市长，分管城建。太原那时常年堵车，公交车在迎泽大街“蠕动”成了市民吐槽的日常。他盯着城区主干道动手术，延伸解放路高架，把十几条支路打通到快速环线上。施工两年，早晚高峰的平均时速由十七公里提升至三十五公里。铁腕风格初显锋芒。
2008年3月，组织任命耿彦波为大同市长。那座市区面积不到一百平方公里的煤城，给外地人最深印象只有“灰与乱”。御河把城区一分为二，他提出“河东现代、河西古城”思路。古城改造需要拆迁三万多户，阻力可想而知。“耿拆拆”再度出现，有人甚至堵在市政府门口骂他。五月的一次协调会上，他高烧到38摄氏度仍坚持指挥，身边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他摆手：“时间拖一天，心就沉一寸。”
为了抢工期，他日均在工地奔走超过14小时。晚饭常是一碗刀削面加腌笃笋，吃完继续钻进车里看现场。2010年底，古城南门重新亮灯。大同首届古都灯会吸引游客近三百万人次，市区餐饮和住宿收入创下历史新高。昔日质疑声在烟花声里悄悄消散。
2013年2月，耿彦波调回太原任市长。临别那天，大同火车站前广场聚满自发前来的市民，有老人哽咽喊着：“耿市长别走！”列车启动，他透过车窗抹了把汗水，也抹掉了眼角的泪光。那一幕，被诸多媒体镜头定格。
回到太原，他继续充当城市外科医生。170个城中村是拆迁硬骨头，他把项目拆分成批次，同步引入社会资本，确保“腾挪—建设—回迁”闭环。太原古县城则被他定位为“晋阳文化核心”，一期工程修复面积超过一千亩。短短三年，太原城市面貌转折明显，环城快速路贯通后，东西穿越时间缩短至二十分钟。
2015年，网上流出一段视频：耿彦波在会议上怒斥个别懒政干部，“不要磨洋工，市民等不起”。视频点播量短时间破千万，一位地方官员摇身成了“网络明星”。电视台记者好奇追问，他只是笑着回应：“镜头别拍我，拍工地。”
翻看档案，耿彦波三十五岁任职正科，四十五岁握起城市建设指挥棒。二十多年里，他的调职几乎与“工地”两字分不开。朋友打趣：“你像推土机，不停往前拱。”他并不反驳，但常附上一句：“把路修好了，大家都顺。”
2019年6月21日，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接受耿彦波辞去太原市市长职务。会议结束后，他轻描淡写地说：“该做的事大概都做了，该收的尾还得收。”离开市府那天，没有送行的仪式，他领着几名随行人员打车离开，车后座安静得只剩空调声。
官方统计显示，他在太原任期内主导改造棚户区面积近四千万平方米，新建道路里程超五百公里。有人问若干年后怎样评价这位市长，太原规划部门的一位工程师想了想，只留下一句：“把时间交给城市，答案自会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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