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地处西北高原的青海、宁夏成为国民政府重点督促出兵的区域。执掌两地军政大权的马步芳、马鸿逵，同出河州马家军事集团，并称“青宁二马”，都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主要诉求都是保存实力、巩固地盘。
但在出兵抗日的具体行动上，二人呈现出天壤之别。马步芳主动组建8000人规模的暂编骑兵第一师开赴前线，马鸿逵在蒋介石再三威逼下，仅勉强派出3000余人的旅级部队敷衍了事。
一支主动出征、转战中原屡立战功，一支拖延推诿、驻守绥西避战自保，同样是西北马家军阀，为何在抗日出兵上差距如此悬殊？
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各省下达出兵抗日的强制命令，要求西北地方实力派抽调主力部队开赴华北、中原战场。面对中央的命令，马步芳与马鸿逵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应对态度。
马步芳在接到命令后，没有丝毫推诿，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部队组建。1937年8月，暂编骑兵第一师正式整编完毕，全师兵力8000余人，是完整的师级编制。1937年9月1日，西宁举行隆重的出征欢送大会，马步芳亲自到场致辞，对外高调宣扬青海出兵抗日的决心，将出兵行为打造成青海的“爱国壮举”。从接到命令到部队开拔，前后仅两个月，全程主动推进，没有出现任何拖延行为。
马鸿逵的应对则截然相反。蒋介石先后七次下达加急电令，要求宁夏派出三个步兵旅开赴前线，傅作义也多次致电恳请宁夏部队增援绥西防务，马鸿逵始终以“宁夏交通不便，部队集结、物资转运困难”为借口，能拖则拖、能躲则躲。
他先是复电中央称宁夏沙漠广布、公路未通，大部队无法行军。后又以“宁夏防务空虚，土匪猖獗，需留守部队弹压”为由，拒绝调动一兵一卒。从1937年7月到11月，整整四个月时间，马鸿逵始终拒不执行出兵命令，直到蒋介石以军法论处相威胁，才被迫松口。
在出兵态度上，马步芳是主动迎合、高调造势，通过出兵博取政治声望。马鸿逵是消极抵抗、百般敷衍，将拖延战术发挥到极致，二者的态度差异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
青宁二马派出的部队，在编制规模、人员构成、装备水平、指挥体系上，存在根本性差距。
马步芳组建的暂编骑兵第一师，是标准的师级作战编制。全师下辖3个骑兵旅，分别由马元祥、马禄、马秉忠担任旅长，设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完整指挥架构，层级清晰、指挥顺畅。
人员构成上，以回族官兵为主体，吸纳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多民族青年入伍，兵员经过初步筛选，具备基础的作战能力。装备上，配备了马刀、步枪、轻机枪等常规武器，虽非顶尖装备，但足以支撑骑兵作战需求。这支部队虽是拼凑而成，但属于正规作战部队编制，具备独立作战能力。
马鸿逵派出的部队，仅为1个骑兵旅加1个步兵旅，总兵力约3000人，规模仅为马步芳部队的三分之一，且是临时拼凑的杂牌武装。
人员构成上，以宁夏地方保安团、各县征召的壮丁为主，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大多是普通农民，并非职业军人。装备上，只有老式步枪、马刀等简陋武器，没有配备任何重火力装备，连基本的弹药储备都不充足。指挥层面，仅任命中级军官带队，没有核心将领统筹，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极差。
更关键的是，马步芳、马鸿逵都未动用嫡系主力，但马步芳派出的是具备作战能力的正规师，马鸿逵派出的是毫无战斗力的保安杂兵，部队构成的差距，直接决定了后续的作战表现。
暂编骑兵第一师与宁夏援绥部队的战场表现，是青宁二马差距最直观的体现，一支部队浴血奋战、屡挫日军，一支部队消极避战、毫无战果。
马步芳的暂编骑兵第一师，1937年出征后，转战陕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五省，全程活跃在抗日前线。在陕西，部队奇袭运城日军据点，摧毁日军辎重，保障潼关防线安全，阻止日军西进西北大后方
1939年9月，在河南淮阳血战中，第三旅旅长马秉忠身先士卒、壮烈殉国，全师2000余名官兵伤亡，最终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毙日军铃木支队司令，收复淮阳县城。
1940年后，部队在皖北开展游击战，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被日伪忌惮地称为“马回子军”“马胡子军”。八年抗战期间，这支部队累计伤亡近万人，用实战立下抗日战功。
马鸿逵的宁夏援绥部队，1937年底开赴绥西五原、临河地区后，全程避战自保，始终驻守战场二线，仅承担防线巡逻、后方警戒、物资护送等低风险任务。
1938年至1940年，绥西先后爆发包头、五原等大规模战役，傅作义多次请求宁夏部队协同作战，马鸿逵连续密令前线部队“固守防线、避免硬拼”，拒绝参与任何攻坚作战。遇到日军小规模袭扰，部队立即收缩阵地，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
整个抗战期间，这支部队没有参与一场硬仗，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歼敌战果，伤亡人数不足百人，抗战胜利后全员完整撤回宁夏。
青宁二马出兵抗日的巨大差距，根源在于二人的政治算计与权力诉求完全不同，马步芳想借抗日扩张势力，马鸿逵只想借拖延守住家底。
马步芳想以出兵换政治资本。他掌控青海后，一直觊觎甘肃、新疆的地盘，想要从“青海王”变成“西北王”，而出兵抗日是博取国民政府信任、提升政治地位的最佳途径。
他派出暂编骑兵第一师，既可以对外塑造“抗日爱国”的形象，赢得民心，又能向蒋介石表忠心，换取中央的认可与支持。
同时，这支部队并非他的嫡系新编第二军、第一百师，即便牺牲惨重，也不会动摇他在青海的统治根基。出兵对马步芳而言，是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
马鸿逵则想以拖延保割据地位。他掌控的宁夏，地盘狭小、人口稀少、兵源匮乏，总兵力仅有万余人，三个主力旅是他的全部家底。
他深知蒋介石借抗日削弱地方实力派的意图，一旦派出主力旅，部队必然在前线损耗殆尽，中央军就会顺势进入宁夏，剥夺他的统治权。
对马鸿逵来说，军队就是权力，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任何损耗实力的行为，都是对他统治的威胁。派出3000杂牌军，只是应付中央的“面子工程”，主要就是想保住宁夏的一亩三分地，毫无扩张野心。
马步芳是“主动出击、以小博大”，马鸿逵是“死守底线、寸步不让”，二人的政治野心与生存策略，决定了出兵抗日的不同选择。
青宁二马的不同表现，也让国民党中央对二人的态度产生分化，最终的政治结局也截然不同。
蒋介石对马步芳的出兵行为十分认可，认为他“顾全大局、忠勇可嘉”。抗战期间，马步芳先后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政治地位不断提升。
抗战胜利后，马步芳凭借出兵抗日积累的政治资本，与马鸿逵争夺西北控制权，最终出任西北军政长官，成为西北最高军政长官，达到个人权力的顶峰。
蒋介石对马鸿逵的拖延行为始终心存戒备，认为他“消极避战、私心过重”。整个抗战期间，马鸿逵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提拔，始终被中央提防，无法染指西北核心权力。
抗战胜利后，马鸿逵因毫无抗战功绩，在西北权力争夺中处于劣势，最终失去角逐西北军政长官的资格，只能死守宁夏，最终随国民党败退台湾。
同样是马家军阀，马步芳靠主动出兵实现政治跃升，马鸿逵因消极敷衍始终被中央猜忌，结局差距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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