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是具有世界声誉的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一生信守科教兴国的初心，以带领流亡办学的浙江大学崛起成为世人称誉的“东方剑桥”而载誉中国高等教育史；以毕生学养撰写《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为中国历史气候研究奠基，震动国际学界。他是科教领域的巨人，但鲜有人知晓他的心灵世界曾经遭受的巨大创伤和为此而作的情诗绝唱。
一
那是在1938年9月，竺可桢领导浙大师生西迁广西宜山途中，于湖南衡阳和广西桂林，连续两夜夙夜难眠，起而赋诗。
第一首，1938年9月19日，于衡阳：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第二首，1938年9月20日，于桂林：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这两首诗都是为纪念亡妻而作，写在中华民族最为危险的时刻，也是写在竺可桢的心灵世界最为孤独无依的艰难时刻。
1938年的中华大地，惨遭侵略者的野蛮蹂躏，遍地都是狼烟。浙江大学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背井离乡，离开美丽富饶的“人间天堂”杭州，向着西部前进，这是知识界坚决进行的一种文化抗战，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守住中华文明、培养抗战英才的一种伟大征程。这一过程，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被誉为“文军长征”。
师生们在这“长征”的路上，食不果腹，衣不能暖，学在草棚，宿有流风，历经了磨难，有的师生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异乡，竺可桢校长的爱妻张侠魂也在江西泰和不幸因病去世，这是令人最为神伤的一桩国仇家恨。
竺可桢思妻二首
二
1938年6月，浙江大学已经在江西泰和办学，日军开始进攻并占领了江西北部的马当等地，严重威胁了浙大在泰和的办学安全。6月30日，竺可桢告别妻儿，向更远的南方和西部寻找合适的办学之地。7月23日，竺可桢在桂林得到校内一封电报，催竺可桢火速返回泰和。
竺可桢以为是学校有急事催他，哪知道是夫人张侠魂已经病入膏肓，二儿子竺衡已经去世，年仅12岁。7月25日晚上八点多钟，竺可桢回到江西泰和，在上田村赣江大堤上，见到大女儿竺梅带着两个小弟、小妹在那里，告诉竺可桢“衡儿没得了”。竺可桢强忍悲痛。回到家里，看到爱妻张侠魂躺在床上，气若游丝。竺可桢心都碎了。此后两周，竺校长遍请名医诊治，日夜陪伴，但是张侠魂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张侠魂是民国少见的一位奇女子。1913年她在《神州女报》发表《女子参政论》，当时她只是一名16岁的神州女学生。文章开篇猛然发问：“女子宜参政乎？”答曰：“何为而不宜也！颅同圆，趾同方，性同慧，而同为万物之灵，女子与男子果何以异哉？”16岁的花样年纪，代表无数中国女性为拯救民族发出了响亮的呼声。
1916年，设在北京南苑的我国最早的航校举行军用飞机试飞仪式，张侠魂向南苑航校校长秦国镛提出乘坐飞机的请求。她慷慨陈词：“中国人缺乏冒险性，男界然，女界尤甚，几为万国所承认。……若有不测，吾一弱女子，以飞行而伤而死，亦可为中国女子飞行家开一新纪元，女子冒险历史中，放一新曙光。”她的浩然大气感动了校长，在数万人的观礼中，如愿乘机上天，张侠魂成了乘飞机上天的第一位中国女性。
《妇女时报》第20号刊登“中国之女飞行家张侠魂女士”照片
但是飞机果然出现事故，摔在了泥坑之中，“左腿折断，口齿咬碎，肚腹微肿，鼻口流血”，幸无大伤。但是事故和伤痛并没有使她后悔，只是为她短暂的一生增添了一缕辉光。两年后，竺可桢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学成归来，并于1919年底在大都会上海，与张侠魂完婚，一时引得时人无数观瞻。
1936年，竺可桢为是否领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而踌躇，因为他喜欢科学研究，担心影响研究工作。但是，张侠魂知道竺可桢有一颗滚烫的报国之心，她劝导爱人接受出任浙大校长的邀请，以展平生宏图。孰料，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的第二年，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国家却突遭大难，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张侠魂毅然将家从南京搬到杭州，给予竺可桢最温暖和强大的家庭支撑。作为校长夫人，张侠魂在家照顾竺可桢的生活，在校参与校园救国的活动。为了支援上海抗战，她甚至不惜捐出见证与竺可桢相知相爱、佩戴18年的结婚金戒，做出了一位女子极为珍贵的民族担当，只为争取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战爆发一周年之日，张侠魂演讲指出：“今日何日？乃吾国抗战救国一周年之最伟大而最惨痛之纪念日。……在去年今日起，华北、华中相继失陷，现仅保南部数省未落敌手，…我们唯有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各竭尽智能，……体一致共赴国难，坚持爱国之心，奋斗到底，惟重力破暴日，重睹收复之日。”这样大气磅礴的伟女子，在校园内外的所言所行，是风是光，在那样风雨如晦的苦难年代，与竺可桢一起搭建起了浙大师生心中的一盏明灯、西迁征途中的一座灯塔。
张侠魂1938年7月7日抗战周年纪念演讲稿影（部分）
三
然而这样可亲可爱的妻子，就在自己的怀中，永远撒手而去，竺可桢的眼中无法抑制噙含的泪水，内心无比愧疚。竺可桢为妻子准备了上好的棺木，在绕棺一周后盖棺。在日记中，他无法掩抑心中的悲痛，记下了“从此侠与世隔绝矣。呜呼痛哉！”这样的碎心之语。对于张侠魂的去世，浙大师生上下都感到无尽的悲痛，竺可桢为爱妻祭上的挽联写着：
惨兮，子遽离世同甘共苦已廿年，相期以大义，奈一朝永诀，雪馆云峰情何以堪；
乌乎，余何贞昊大哭仲儿才十日，又遭此奇灾，纵再度重逢，落花流水渺不可期！
对联用“惨兮”开对，用“相期以大义”，重温往日的温馨，奈何苍天无情，恩爱终成离别。“仲儿”竺衡离世不过十日，爱妻又如流星消逝，堪称“奇灾”，又如何能“再度重逢”呢？思念好比落花，死别就是流水，“落花流水渺不可期”！竺可桢内心的悲痛如大坝决堤般奔涌，尽在这挽联之中矣。
然而，日军的进攻还在继续，武汉会战如火如荼，泰和办学危险重重，浙大必须尽快向新的校园进发。同年8月13日，首批教职员先遣队开始出发前往广西宜山。9月15日，竺可桢将张侠魂和竺衡母子葬于泰和松山，前来送葬的师生员工有一百多人。随后，他于9月18日告别泰和这方催人泪下的热土，带着孩子，率领师生向着广西宜山进发。
浙大“西迁”泰和遗迹
四
征途漫漫，从南京到杭州，再从杭州到建德，到吉安，到泰和，竺可桢都有知心爱人相随。校事再纷扰，时事再艰难，仍有家里的温馨。可如今，夏日的炎炎，无法散去心中的悲凉。9月18日当晚，夜宿衡阳，夜不能寐。夜间几度梦见爱妻来聚，“颇亲昵”，然而好梦“未几即醒，醒后不复能睡”，干脆起来，想起曾经指着陆游忆妻唐氏诗二首给爱妻赏读，张侠魂也颇称赏感动。可如今爱人不再，竺可桢只得在床枕之上，步陆游诗原韵，将万千思绪，化绝句一首，即是本文开篇所载的第一首：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这是笔者所见，科学家竺可桢所创作的第一首情意绵长的情诗，便是为思念亡妻而作。“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这开篇的诗句，道出了夫妻情深。
竺可桢与张侠魂的情缘是跨国的，第一次听到张侠魂的芳名，是在美国，这一年竺可桢28岁，即将取得博士学位，而张侠魂这一年才21岁。张侠魂的二姐张默君欣赏竺可桢横溢的才华，欣然将自己最疼爱的八妹介绍给了竺可桢。1918年，竺可桢学成归来，二人情投意合，很快携手步入了婚礼的殿堂。竺张结合，一时成为报端的热闻。
竺可桢与张侠魂的结婚照
到1938年，二十年的相濡以沫，无论时事变迁，二人长相厮守。可是一场病魇，夺走了爱人，夺走了温暖。在孤独的客舍，如何不“梦回又泫然”？“澄江话别”的意象，爱人的脸庞，仿佛就在眼前，却又已经不在眼前。那场话别，记忆犹新，既是对往昔的追忆，也是对现实的隐喻——在动荡离乱的战争年代，每一次分别都可能成为永诀。难道不是吗？
可是，竺可桢当时也不会相信这样的“话别”竟然会为永别揭开序幕。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他肩上挑着的不仅是家庭的责任，更有民族和国家赋予他的大义和担当，他必须带领全校师生西迁，这是他的责任；可是作为丈夫，他却无法照顾妻儿周全，这是何等羞愧无状？因此，“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道尽了竺可桢内心的自责与痛苦。
五
来不及整理失落的心绪，竺可桢又要出发了。9月19日，竺可桢夜宿广西首府桂林。这时的竺可桢离惨遭屠戮的南京更远了，离痛失爱人的泰和也更远了，但是对爱人的思念愈加浓郁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9月20日晨一点半，竺可桢在半梦半醒之间醒来。何以慰相思？只有陆游诗。他在日记本中记下了对爱妻再次的相思：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如果说，第一首诗还只是表达对生离的忏悔，对自己的愧责，这第二首诗则是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落寞和茫然。“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这两句诗运用“凤去台空”的典故，既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也暗含了对故土沦陷的悲痛。“城台“就是南京故居，就是杭州天堂，就是澄江码头，可是“城台”已远去，何时能回归？这硝烟弥漫的中华大地，何时才能回复安宁？即使山河重整，爱人能否一起回“城台”？不，已经不能了，爱人的脚步永远停留在异乡，是竺可桢自己没能将她守护好，将她留在泰和乡间，只有二子竺衡，与她一起相伴。
“西风萧瑟”既是自然景象的描写，也是时代氛围的写照；“湘江渡”的意象，则让人联想到战乱中无数家庭的离散。渡过湘江，西风萧瑟；昔日的双宿双飞，今日的孤枕难眠。诗中的黯然销魂，心中的悲痛难捱。在诗中，竺可桢个人的丧妻之痛与国家的山河破碎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这两句诗以景写情，将个人的孤独感与时代的苍凉感完美融合。
但是，诗中的“独来”二字，仍然使竺可桢的整个精神世界从一片晦暗中点亮了一丝幽光。时事再艰难，也要坚强去面对。昔日二人的阵营，未来则是一个人去迎战了。通过这些意象的表达，我们感受到此时此刻竺可桢内心的无助和孤寂，自然也就无法不被他的思念与刚毅深深打动。
竺可桢
六
竺可桢的挽联与两首悼亡诗是在战火纷飞的苦难岁月中写就的，写在了作为浙江大学校长、领导中国大学挺进的征途之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中最真实、最凄苦的一面。这些诗作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见证。它们记录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在中华民族危难时刻化悲愤为毅行的强大文化力量。
今天，当我们重读那个时代的慨然诗作时，尤其是极少作诗的竺可桢的这两首悼亡诗时，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体会到民族知识分子温柔而强大的精神境界。在个人命运与家国责任之间，在悲痛与坚守之间，竺可桢用他的诗作，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文风骨，什么是真正的家国情怀。这些诞生于战火中的诗句，将永远铭刻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份宝贵财富。它们提醒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文化的力量、教育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永远是我们前行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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