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历史上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强大的军事大国每天对着镜子自我催眠,坚信自己不可战胜,然后便遭遇重创。” 美国前国防部官员迈克尔・霍罗维茨表示,“如今,对照历史来看,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危险信号已经亮起。”

战争首日,伊朗针对美以无端袭击,以波斯湾沿岸民用基础设施为目标展开反击,战场态势就此改变。伊朗仅用数小时就动用了 “霍尔木兹海峡武器”:打击民用能源设施、袭击油轮、在海峡布雷,将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全球经济扣为人质。

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弹药成本的简单对比。美以两国摧毁了伊朗大量军事与民用目标,却付出了极高昂的武器成本,耗尽了难以补充的弹药库存。伊朗造成的破坏或许更小,但代价低得多:廉价无人机、导弹和水雷的储备几乎取之不尽。

美国当年花了多久才意识到自己陷入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泥潭?在这场几乎完全以空中打击为主的冲突中,美军主动选择的作战模式,却在第一周就陷入消耗战陷阱。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场不对称战争,是美国在帝国世纪的 75 年间司空见惯的模式,也是反恐时代反游击战中应对简易爆炸装置战术的延续。但众多防务分析人士认为,这也标志着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到来 —— 新技术正快速瓦解超级大国的军事优势与其昂贵武器体系。

这一深刻教训不仅针对冲动好战的特朗普、对打击能力短视的皮特・赫格塞斯,也直指美国帝国现状及其固有的军事短板。

“我们正看到导弹与无人机战争新时代的轮廓。” 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的保罗・沙尔说,“而在伊朗冲突中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 ——军事力量的边界”,至少在传统意义上是如此。

“不能再相信仅凭空中力量就能一锤定音,而对手无力反击。” 梅隆大学的奥黛丽・库尔特・克罗宁表示,“成为超级大国似乎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用相对低廉的成本发射无人机、自研武器。”

几乎每次美军拦截导弹击落一架 “沙赫德” 无人机,都要在军费上砸出数百万美元的窟窿,而伊朗的成本仅为数万美元。这还是美军占优的交战情况。一旦无人机与导弹突破防线,甚至能摧毁价值 5 亿美元的美军侦察机。

军事未来学家热衷谈论 “超速战争”—— 自主武器系统以人类难以理解的速度交战。而当前局势的关键词是“精准饱和打击”:高精度导弹与武装无人机成本极低,即便实力较弱的军队也能大规模使用。

“过去只有少数国家能实施精准打击,” 霍罗维茨说,“如今每个国家、许多武装组织都能发起低成本的饱和打击。”

武器不仅越来越便宜,也越来越智能。

结果就是消耗战回归,无论两军纸面实力差距多大。伊朗冲突已经走到这一步。数十年来,美国一直相信先进武器能让自己在军事上为所欲为。

胡佛研究所的杰奎琳・施耐德将此称为诱人的 “海妖之歌”:技术能带来零士兵伤亡、甚至零装备损失的胜利。过去 20 年,五角大楼多次基于这一理念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冲突爆发初期,施耐德就指出:伊朗将不只是一个军事挑战,或是一场无战略的实力试探,而是 **“美国作战模式的关键试金石”**。如今我们能说,这场测试过关了吗?

这一军事僵局让特朗普政府与众多美国人措手不及,但本不该如此。乌克兰已经给出同样教训:廉价无人机的力量,几乎将军事超级大国的压倒性优势化为乌有。乌克兰初期的抵抗依靠民族意志与外部援助,很快便在无人机上找到了更可靠的优势。俄罗斯最终以采购伊朗无人机与技术应对,但其推进仍陷入停滞。

冲突进入第五年,早已不是大国对地区小国的战争,而是现代堑壕战。战线在无人机划定的 20 公里双向 “杀伤区” 内几乎寸步不移,约 80% 的伤亡由无人机造成,而非士兵或传统弹药。

去年美国与胡塞武装的对抗也给出类似教训,尽管公众鲜有关注:霍罗维茨称之为 “飞行割草机” 的廉价无人机,让这支贫穷的小型伊斯兰武装给美军攻势造成惊人阻力。结果?美国屈辱撤退。原本看似轻松的行动,单月耗费美国超 10 亿美元。

“他们非常能扛揍,” 美国从该地区撤军时,特朗普如此称赞胡塞武装,“可以说勇气十足,击沉了不少船只。”

这场屈辱的预言者是政治学家罗伯特・佩普。他早在 1996 年《以轰炸取胜》一书中就论证:美军高估了仅凭空中力量达成目标的能力。整个伊朗冲突期间,他一直警告:美国因自身实力受限而失望,正陷入升级陷阱。他认为,美国沉迷于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单边碾压的幻象,却没意识到:此后的多场战争、半战争、空中战争与无人机战争中,美国从未取得过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

伊朗局势短期内仍可能升级:美国扬言以 “人质处决” 逻辑封锁海峡。双方或重回核讹诈,或以模糊方式退出战争活跃阶段 —— 即便没有谈判和平,也会出现停火、零星交火与低调但持续的经济战。

假以时日,美军或许会适应精准饱和打击的新时代。迹象已经出现:美军开始仿制在海湾与乌克兰制造混乱的伊朗 “沙赫德” 无人机,推出 LUCAS 无人机。

“美国上一次仿制外国军事技术,还是上世纪 70 年代仿制苏联的浮桥。” 霍罗维茨说,“这根本不是美国的风格。”

但设想几年后的场景:美国转向精准饱和打击时代,改革采购流程,改变对 “消耗性” 武器的态度,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安杜里尔、帕兰提尔等公司构建的新型军工复合体。即便如此,美国也未必能重新获得对弱敌的明显优势,尤其是在主动进攻时。

“我们将进入强弱国家互相狂轰滥炸的局面。” 博伊尔说,“许多国家能小批量制造无人机,互相倾泻,有时还会打击民用目标或电厂周边设施。”

伊朗战争的另一惊人事实是:双方公然攻击的目标,就在不久前还被明确视为战争罪行。

“希望能就此制定规范,” 博伊尔说,“但木已成舟,覆水难收。”

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与此相似,也与无人机的发展历程如出一辙。15 年前,美军 “死神” 无人机在也门偏僻公路上击毙美国公民安瓦尔・奥拉基时,人们还憧憬着 “死星” 式的未来:无人机技术让美国近乎无限地扩张军事霸权,全能帝国在全球追踪目标,派出无人机实施打击,而美军士兵置身风险之外。

如今 “无人机” 一词的含义已全然不同。曾经威风的 “死神”,被灵活的 “沙赫德” 打破了美国的优势霸权 —— 这并非美国在技术领域扩大威慑优势的故事,相反,一个技术快速、惊人地扩散至全球、脱离美国控制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对人工智能在战争与和平领域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多年来,支持高投入、弱政府干预的人将人工智能视为军备竞赛,认为胜利可以不计成本。无人机战争的新时代却给出另一种启示:起初看似属于超级大国的新型超强力量,最终可能走向反面 ——技术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