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评述:何新新朴学派本土语言学以及与语文大师吕叔湘的正面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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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新提出新朴学派本土语言学

80年代,何新曾经与西化派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发生正面学术碰撞,因此一度受到其弟子的围殴。但是依然独树一帜而屹立不倒。

可以把何新归入“本土派/反西化派”,但要加一句:何新不是学院派语言学家,而是以’汉语训诂学为核心、强烈反西方语言学范式的“新朴学”派。

一、80年代在《语文导刊》提出本土派新朴学主张 1. 立场:反西式语法硬套汉语、反汉字拉丁化

  • 明确反对把汉语硬塞进印欧语语法框架。

  • 否定“汉字低级、拼音文字高级”的进化观,坚决反对废除汉字、拉丁化。

  • 认为汉字是形音义复合的成熟表意体系,非原始象形字,而是人类语言进化的最高级语言文字系统,优越于英语等拉丁语系无量倍,而且是最适合计算机编码系统的表意符号系统。

2. 方法根基:承续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清代朴学。考证主义传统
  • 自称“新训诂学/文化语义训诂学”,直接上接孔学《尔雅》古文学派及近代章太炎、黄侃、沈兼士一脉声训主义文字学。

  • 核心方法是清儒“因声求义、音近义通”,重音义关系,反对只看字形猜字的形训路线(例如康殷)。

  • 批评郭沫若、董作宾一派“只重字形、忽视训诂”。

3. 学术取向:汉语本位、反西方中心
  • 主张汉语有自身规律,不能用西方形式主义语言学生搬硬套。

  • 把训诂学提升为中国古典解释学,认为其价值不输西方语源学、解释学。

二、和章太炎黄侃等传统本土派的小区别
  • 章黄(老本土派):更偏传统经学、古文字/古韵考据,基本不碰撞现代西方语言学。

  • 何新(新本土派):

  • 同样反西化、尊汉字、重训诂;

  • 但会主动批判西方语言学/逻辑学,并试图用“新训诂学”构建一套能对抗西方范式的本土语言哲学;

  • 跨文史哲、政治、神话研究,不是纯学院派语言学家。

三、简单归类
  • 西来派:马建忠、胡适、钱玄同、王力、吕叔湘、周有光(拼音辅助派)

  • 本土派(含新本土):章太炎、黄侃、沈兼士、罗常培、赵元任(方法西化但立场本土)、何新

  • 折中派:丁声树、郭沫若

一句话:何新是当代本土派里最“硬核反西化、重训诂、汉字本位”的代表之一。

二、AI搜索:何新与语文大师吕叔湘的正面碰撞

已检索到何新自述原文,以下据此校正补充始末。

一、关于“正面碰撞”的文献确证

何新在《往事杂忆:捭阖语文神权威》及修订稿《挑战语文大师》中自述如下:

“80年代末我曾经与著名的语文权威吕叔湘大师吵过一架。起因是三联召开一个评书座谈会,一堆名人捧场,吕老人家去了,我也在场。但是老人家不认识我。

大概之前有人挑唆,他竟然发言指责我,说“听说有个年轻人何新很狂的,三联出版了他的《诸神的起源》,其实这个书名就不通——神怎么会有起源呢?有起源还是神吗?”

我那时年轻气盛,不吃这一套,当场就起身反驳他。我问:“那您的《语文常谈》这个书名通不通?语文怎么能谈话呢?语文是和谁谈话?还要常谈?”这个反驳令老人家没想到,当场把他噎的说不出话来,起身拂袖退席而去,举座不欢。”

后续书信交锋:

“会后《读书》出了一个内参,上面刊出了吕老批评我的话。但没有刊我的问难反驳。《读书》的责任编辑又将会议记录转给我。但我仍然不买帐。于是又给吕修书致信一封,刻意挑出他著作里的语病十来处。我的结论是:语言学不能用人造的语法文法规则去约束自然语言的实际发展。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人会完全按照语法规则或者文法定律去言语和写作。包括您老自己。

吕收信后即把我的信转给社科院院长、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胡乔木秘书随即来电批评我,转告,胡闻此事很不高兴。

数日后三联总编急急前来我家,要我别与老先生再较劲,说老先生近日被你气得心脏房颤,差点中风。如果出事你罪莫大焉!”

二、关于“弟子围殴”的文献确证

何新自述:

“1987年社科院那群博士小文人们发起攻何战役,吕大师的两名博士生也奋笔参与。来势汹汹,吕大师挂名主编的《中国语文》不惜版面,为几个文字的训诂饾饤问题训斥何新。(《中国语文》不发我的文章,但我后来在别的地方也做了回复。)”

三、关于吕叔湘的后续态度

何新自述中有一笔值得注意:

“但是,吕大师是社科院史语片学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对我的破格晋职,他并没有投下反对一票。这事事后令我震撼,不能不佩服老人家高风亮节,胸怀宽厚也!”

此细节修正了“围殴”叙事中的单向度形象:吕叔湘虽与何新有激烈冲突,且其弟子参与笔战,但在职称评审这一关键利益环节未行使打压权。这一行为与其公开言论中的“认真做人”形象一致。

四、事件性质再判断

综合何新自述与吕叔湘学术立场,此事可定性为:

1. 不是学术论战,是话语权的正面冲撞:吕叔湘批评《诸神的起源》书名是“语文问题”,何新反击将其上升为“哲学问题”并反讽《语文常谈》的命名逻辑。双方争夺的是命名权与解释权,而非具体语言学命题的学理辨析。

2. 代际-范式冲突的戏剧化:吕叔湘代表结构主义语法规范与官方语文政策(经常代领导人斟酌文件文句)

何新代表反规范、反形式主义的本土主义修辞。

冲突的激烈程度(“气得心脏房颤”)与双方身份落差(权威 vs. 肄业青年)共同构成了80年代学术场域中“挑战权威”的典型叙事。

3. 何新自述的修辞策略:何新在回忆中刻意强调自身是“大学肄业的‘九漏鱼’学历而在社科院破格晋升高研”。以及吕叔湘“高风亮节”的补笔,实际上是在建构一种反体制英雄叙事——以草根身份冲撞学术权威,最终凭实学获得体制认可。这一叙事服务于其“新朴学派”的自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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