肄业博士连续打假5位名校教授，新华社下场“力挺”，背后信号不一般|医学|博士|国家奖学金|学术|打假|新华社|论文

一位退学博士，扒掉了学术圈作假人的底裤。

朋友们好，我是凯叔。昨天，朋友圈被一个叫“耿同学”的肄业博士刷屏了，我写了一篇随笔，发现不够好，因此删了今天重写。

他凭一己之力，实名举报了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等多所名校的教授，指控他们在国际顶刊《自然》及其子刊上发表的论文涉嫌数据造假。被举报者中，不乏院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学术“顶流”。

一个自媒体博主，为何能连续撼动多位顶尖学者？他手里的证据从何而来？而最核心的叩问是：本该由严密的学术共同体内部纠错机制发现的问题，为何最终由一个“局外人”公之于众？

“耿同学”何许人也？他本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博士生，读书期间就开始做自媒体，网名从“耿同学想当老师”一路变到“耿同学想退学”，最后定格为“耿同学讲故事”。2025年，在博士生涯的第五年，他选择了退学，全职运营起自己的科普账号，专注生物医学领域，积累了三百多万粉丝。

2026年4月，科普博主“耿同学”在一个名为“毕业论文打卡”的微信群里，看到有人转发对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一篇《自然》论文的质疑。他仔细一看，发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痕迹”：论文补充材料的数据表中，两列数据的差值精确地全是“0.3”，而另一列数据的末位数字，惊人地清一色是“5”。

2026年4月9日，耿同学指出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发表的一篇论文存在数据造假，开启了一场学术界打假风暴。（图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截图）

这种违背基本统计学规律的“完美数据”，在实验科学中几乎不可能出现。 耿同学顺藤摸瓜，下载了论文的全部原始数据文件，发现了更多疑点。

4月9日，他将分析制成视频公开举报。出乎很多人意料，同济大学的反应异常迅速。2026年5月6日，校方发布通报，认定涉事论文存在学术不端， 对通讯作者王平作出免去院长职务、岗位等级下调两级等严厉处罚，第一作者金佳丽则被解除聘用关系。

这场由民间发起的“学术打假”，就此拉开序幕。随后，耿同学又将矛头指向了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康铁邦、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佳灿等四位教授，质疑他们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论文同样存在数据问题。涉事高校均迅速回应“已成立调查组”，但截至当时报道，调查结论尚未公布。

5月17日，耿同学在后续视频中直言，手中还有涉及其他高校和“杰青”的素材，并喊话“给杰青们一个自查机会”。这场风波迅速溢出学术圈，引发全社会关注。新华社随后发表评论，连发两问：这种公开打假会否带来实质改变？科研诚信的底线又是如何失守的？ 官媒的定调，将讨论引向了更深层的反思。

2026年5月4日，耿同学举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铁邦发表在《Nature》子刊上的论文存在数据和图像造假的嫌疑。（图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截图）

耿同学的“打假”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的震动，恰恰因为它击中了几个要害。首先，被质疑的论文均发表在全球最顶尖的学术期刊上，这动摇了公众对学术金字塔尖“金标准”的信任。其次，举报指向的造假手段被指“过于粗糙”，例如规律性的数字差异，这让外界质疑：如此明显的漏洞，为何能通过作者自查、同行评议、期刊编辑等多重关卡？最后，举报者并非匿名攻击，而是提供了可公开查验的原始数据线索，增加了指控的可信度。

更令人深思的，是耿同学披露的一个细节：他曾匿名向某校学术委员会电话反映问题，但在公开举报视频发布前，就有人联系他希望不要曝光。这一插曲引发了关于举报人保护机制和学术调查独立性的担忧。

压力，常被指为学术不端的诱因之一。在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论文发表数量、期刊等级与项目申请、职称晋升、人才“帽子”紧密绑定。有学者指出，这种“唯论文”的导向，加上科研本身的高失败率和长周期特性，可能催生急功近利的心态。而作为课题最终负责人的“PI”（首席研究员），在庞大的团队和繁重的管理压力下，有时也难以对海量原始数据进行逐一核查，监管存在盲区。

放眼国际，治理学术不端更依赖系统性的监管设计。例如，美国设有直属联邦政府的科研诚信办公室（ORI），专门调查处理受政府资助项目中的不端行为。德国则将严重的学术欺诈视为可能触犯刑法的行为。这些体系的核心在于调查的独立性、过程的透明性以及惩处的严厉性，旨在提高造假成本，形成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