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历程”专题尝试结合心理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视野，探索当代心灵成长的理论构建和实践路径。

引言

孙悟空无疑是中国文化中最受孩子喜爱的形象之一。多少孩子为大闹天宫而欢呼，在幻想中成为悟空，希望在一番热闹中成就惊天动地的事业。然而在《西游记》的叙事中，悟空汹涌澎湃的生命能量，很快就被上级领导按下：先是被压在五指山下，又被套上紧箍儿，还在取经路上一次又一次地被惩戒。对许多孩子来说，这不是一段爽快的阅读或观影体验：为什么那个最了不起的大英雄，总是被惩罚和打压？

孙悟空反复被打压的情节，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心性结构。孙悟空身上的“攻击性”——那种拒绝压抑、向外冲撞的生命能量——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危险，必须被驯化，服从于权威所规定的秩序结构。

这篇文章，正是从心理学中对“攻击性”的理解谈起，重新审视这一长期被误解的心理-心性要素。攻击性并不等同于暴力，而是人之为人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将看到，攻击性具有巨大的潜能，是个人心灵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被成功整合的攻击性，展现为保护自己的勇敢和守护弱者的慈悲，而无法被安放的攻击性，要么内转为自责和抑郁，要么便会以极端和暴力的方式，找到发泄的出口。

从孙悟空的紧箍儿出发，本文讨论：当攻击性无法被文化容纳时，它如何被压抑和变形；在心灵成长的道路上，攻击性又如何得以被看见、被引导，展现为守护生命的力量。

为“攻击性”正名

在我们的社会中，“攻击性”往往是个贬义词，被等同于情绪失控或人格缺陷。一个有“攻击性”的人，被看作不成熟、有暴力倾向，需要被管教和修正。然而，在心理学的语境中，攻击性本身并不是问题；恰恰相反，它是生命能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切入，我们看到，“攻击性”并不带有伤害他人的动机，而是一种帮助个体区分“我”与“非我”的生命能量。一个婴儿在生命早期，就已经通过哭闹、抓握、踢动等方式，确认自身的存在边界。这些行为在成人眼中或许显得“不乖”，但却是自我形成与自我分化的必要过程。在个体从小婴儿成长到青少年的过程中，如果 ta 的攻击性能得到理解和承载，ta 的自主性便能慢慢形成，能够抵抗他人侵犯、争取自我空间，并形成不完全依赖外在评价的内在意义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展现攻击性的这部分生命能量，它所指向的并不是一个道德议题，而是一个存在论议题。它关乎一个人是否能够真实地感受自身的身心，是否能够体验到“我在这里”、“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感受”等等，是否能够“爱老己”，即拥有守护自己的能力。

在此必须强调，攻击性不等于暴力。攻击性是生命能量的自然组成部分，而暴力是结构性逼迫的结果。如果攻击性长期无处安放，它会以极端和失控的形式爆发出来，暴力由此产生；相反，当攻击性被允许在安全的关系中被觉察和承载，它会逐渐转化为清晰的边界感、稳定的自尊，乃至于流动奔放的创造力。

在专栏“心灵的历程”的前两篇，我们讨论了“做自己”在中国文化中被体验为危险（《从周公到孔子，圣人为何总是“憋屈”？》），多样的心灵成长路径被束缚在家庭中（《在家的阴影下“做自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生命课题》）。在本文中，我们进一步追问：当攻击性被长期排除在心灵成长的正途之外时，它是如何被体验和表达的？在身心修行的道路上，我们又能够如何承载攻击性，并将其转化为保护生命的爱与慈悲？

情境伦理视野下的“义”

实际上，在早期中国社会中，存在过与后世主流“憋屈圣贤”原型非常不同的另一种人物形象，即“游侠”。游侠既不完全服从家族秩序，也不见容于官僚体系，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凭“义”而行事。

上文提到，所谓攻击性，是关于一个人能否感受和守护自己的身心的那部分生命能量。下文我们将看到，这部分生命能量不仅能保护自己，而且可以进一步展现为具体情境中对弱者的保护和对公义的坚持。这种情境伦理下的保护和坚持，在中国传统中被表达为“义”。

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了一则关于游侠郭解的故事，描述了因为“义”而闻名一方的游侠郭解，如何处理外甥被人杀死这件事：

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郭解姐姐的儿子倚仗郭解的势力，与人喝酒时强迫人干杯。对方不胜酒力，他却硬灌。那人大怒，拔刀刺死郭解姐姐的儿子后逃走。郭解的姐姐发怒说：“以我弟弟翁伯的义气，别人杀了我儿子，凶手竟抓不到！”她把儿子的尸体扔在路上不埋葬，想以此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打听到凶手的下落。凶手走投无路，主动回来，将实情告诉郭解。郭解说：“你杀他本来应当，是我外甥无理。”于是放走凶手，归罪于自己的外甥，并收尸埋葬了。众人听说后，都称赞郭解的义气，更加依附他。）

这个故事，我们读来大概略显奇怪。外甥和对方都有错，从现代法律看，对方杀了外甥，错误显然还更大一些。在此，我们先不在对错的层面上做评判，而去试图理解，司马迁把郭解的故事当作一个正面案例，写进《史记》中流传千古，他想要表达什么呢？

首先，我们讲讲在惯常的中国伦理逻辑中，会如何处理这个案例。首先，郭解作为一个当家者，应当维护亲族利益，在冲突中向自己人倾斜；其次，其判断与行动还需符合既定的社会规范，体现出作为家长和地方贤豪的得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行动的伦理话语要落在是否配天，也就是在政治神学的意义上，是否符合象征层面的神圣与正确。

但郭解不一样，他的选择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上都背离了这一伦理逻辑。他直接承认外甥的行为是无理的，他被杀是应当的，因此决定放走凶手，并为死者收尸下葬。在郭解的言行中，他并未因为亲属关系的远近来决定是非，哪怕是亲姐姐施压，也不离初心；其次，他对于自己行为的解释朴实直接，没有试图通过表演来维持自身威望；最后，他的理由仅仅与此时此地具体的人事相关，跟家国天下这套叙事逻辑没有一点关系。

郭解的言行，表现了在具体情境中对内心认定的公义的坚持，是一种在当下的情境伦理的逻辑，即“义”。也就是说，郭解并没有让脱离情境的伦理准则指导自己，而是基于他自己所感受的对错，看见的是具体的人情，根据的是当下事件的判断。这种情境伦理指导下的结果，虽然看起来略显奇怪，却往往让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故事结束于“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郭解不仅没有因此倒霉，反而获得了周围人的敬重与依附。

小婴儿的哭闹、踢打，是攻击性的直接展现；以维护自身边界的动作，体现了原始简单的情境伦理；对自己的保护，就是在当下的“义”。由此延展，这部分守护生命的能量，在郭解那里，体现为遵循内心公义的情境伦理。

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反观我们的日常伦理，往往都脱离了实情，以彼时彼地总结出的规范，框定此时此地的行为要求，而产生了很多委屈和压抑。我们丧失了倾听他人和倾听内心的能力，看不见情境中的呐喊和悲鸣。

郭解身上体现的，是情境伦理下对生命的守护。这大概就是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品德。他盛赞游侠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说话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果决，已经承诺的事必定诚心去完成……不夸耀自己的才能，羞于吹嘘自己的德行）。这意味着，在当时的主流文化中，至少仍然存在一种空间：个人可以不通过服务家国天下来证明自身，而是通过“义”——在情境下对具体事件的判断、对个人处境的看见、对内心准则的遵循——赢得他人的信任，乃至获得主流的认可。

“自毁英雄”的人格原型

可惜的是，“游侠”这一生命形态在汉代以后，逐渐变得尴尬而边缘。遵循义气的游侠传统在主流叙事中慢慢消失，在文化结构中也被推向边缘位置。

“游侠”并未在民间文化中真正消失，小说、诗歌、戏曲里的义气和豪情，也仍旧被传唱与倾慕。可是，由于缺乏稳定合法的文化位置，这类人格难以获得饱满的展开；他们要么在故事的后半段被招安，要么便走向自毁式的结局。

在结构性挤压之下，中国文化中逐渐生成了另一种反题，一种与“憋屈圣贤”截然不同的人格原型，即以哪吒、鲁智深为代表的“自毁英雄”形象。他们不愿在既有秩序中书写人生，而是在决裂中成就自己。然而，这种显现往往以耗尽自身，甚至走向毁灭作为代价。

在霸权叙事中，个人往往是无法抵抗“招安”过程中那些软硬兼施的策略的。哪怕是哪吒、孙悟空，他们虽然以绝世大英雄的姿态出场，也在各自故事线的中后段，被体制的力量牢牢控制。在《封神演义》中，哪吒虽然以自杀重生的方式终结了家庭束缚，还是得被父亲以宝塔所压制。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出场设定便是无父无母，却仍旧被哄骗着戴上“紧箍儿”，被师父的意志牢牢掌控。哪吒和悟空的出路，都是以生命能量被镇压为代价，而进入体制、进入主流。

但鲁智深不一样。作为一条血性汉子，他在《水浒传》中，居然是自主选择了圆寂的道路，静静地书写了人生终章。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来细读一下。

《水浒传》中，一小撮好汉们因为“招安”，与宋江领导班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不像唐僧或者李靖，宋江从来没有得到过菩萨、道士给的法宝，以神通镇压众兄弟们。好汉们以义相聚，任凭来去，因此在宋江决定招安后，人心便渐渐地散了。在反对招安者中，鲁智深的结局相当耐人寻味。第一百一十九回这么写道：

鲁智深看了（钱塘江潮信），从此心中忽然大悟，拍掌笑道：“俺师父智真长老，曾嘱付与洒家四句偈言，道是‘逢夏而擒’……‘遇腊而执’……；今日正应了‘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俺想既逢潮信，合当圆寂。……既然死乃唤做圆寂，洒家今已必当圆寂。”……又问寺内众僧处讨纸笔，写了一篇颂子，去法堂上捉把禅椅，当中坐了。焚起一炉好香，放了那张纸在禅床上，自叠起两只脚，左脚搭在右脚，自然天性腾空。

引文中提到的“智真长老”是鲁智深的剃度恩师，在决定是否剃度鲁智深时，智真长老就对周围人说：“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证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金圣叹对鲁智深，也有类似的评价：“鲁达一腔侠气，无处发放，尽是心地慈祥，意思豁达。”

这份“刚直”与“慈祥”，是拳打镇关西时的怒火，也是救护林冲路上的细心。他既能在街边为素不相识的弱者挺身而出，也能在荒山野庙里忍下最后一口粥。鲁智深一路打打杀杀，别人都把他当作一个需要摆脱的大麻烦，有多少人能看得出鲁智深的好？

鲁智深一生这“无处发放”的攻击性，在世人看来尽是麻烦，但知遇之人却从中看出了无穷的“刚直”与“慈祥”。大概因为师父的看见与接纳，鲁智深对师父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恩与信任。书中并未着过多笔墨描写鲁智深的心路历程。但我们可以想象，这份感恩和信任，无形中已经将鲁智深的生命能量，悄悄转化了。

这种师徒关系中温润的转化力量，与哪吒在宝塔镇压下对父亲的口服心不服，它们的质感是完全不同的。降服，是对生命能量的否定与压制，却埋下了未来大爆发的种子；而这种温润的承托和信任，是对生命能量的接受和引导。

因此，当攻击性能够被承载和看见，心灵转化的契机便出现了。鲁智深听到钱塘江潮信，想到了师父的预言：“既然死乃唤做圆寂，洒家今已必当圆寂。”这预言是要鲁智深去死呀，一般人谁想死呢？谁没有对生的深深眷恋呢？

可是鲁智深能做到。他毫不抗拒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写好“末后偈”，也就是遗言，“自然天性腾空”，爽快圆寂而去。这篇遗言是这样的：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金绳”、“玉锁”，指的是如功名利禄、道德情感等种种世俗执念。鲁智深不甘于自我束缚，也拒绝维护家国天下。虽然他生命力量的表达往往是“杀人放火”、“不修善果”，但当他“顿开”人情牵绊，“扯断”世俗价值，一切人世羁绊，便在顿悟中被轻轻放下。“今日方知我是我”，他终于了悟“我”的本质，从此来去自在，生死逍遥。

与孙悟空语焉不详的成道路径不同，在鲁智深这里，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的心灵成长路径。他历经世事，不压抑、不憋屈，有因缘得到师父的看见、承托与指引，当某个关键契机打开时，瓜熟蒂落，心性的光芒灿然发露。鲁智深成了夜空中最亮的星。他的能量，在圆寂的那一刻爆炸在全宇宙中，“一腔侠气”淋漓尽显，让所有被招安的好汉黯然失色。这是个体心灵圆满的瞬间，也是生命终点一个大写的感叹号。

一千零一种转化与超越

鲁智深的案例是个少有的例外。更经常看到的是，中国文化难以允许个人在家国天下之外完成独立，也少有能够承载并升华攻击性的文化想象。在主流叙事中，欲望不是饱含可能性的生命力量，而是必须被封存的危险之物。

李靖手中的宝塔，正是这种处理方式的经典象征。李靖并不试图理解儿子哪吒的内心世界，而是通过强制手段，将其直接镇压。问题在于，对生命能量的单纯压制，并不能导向成长与超越。被压制的能量不会消失，它会寻找其他出口，要么以扭曲的方式被个人内化，要么以暴力的形式呈现于社会关系。

乃至于，当我们把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去审视，也是同样的逻辑。当攻击性以道德为名被封印，它便呈现为“外儒内法”的样态，在温情脉脉、谦和有礼的面子下，尽是权术驾驭、严刑峻法的里子。

事实上，佛教等修行传统，对能量的引导与转化，早已发展出更多元、更精细的路径。藏传佛教中的一代宗师密勒日巴，便是一个化仇恨为慈悲的典型案例。出家之前，密勒日巴因家族仇恨而修法报复，导致了整个村子的死亡与毁灭。他的师父玛尔巴并未以紧箍咒压制他，而是通过苦行、考验与法教去调服，最终将暴力化为慈悲，无明转为觉悟，以佛法消解无尽苦痛的循环。密勒日巴的传奇经历，为藏传修行者树立了光辉榜样，备受各派尊崇。

在南传佛教的论藏体系中，对欲望、烦恼等心的活动，并非采取道德谴责或压制，而是细致入微的结构分析。菩提比丘在《阿毗达摩概要精解》中说：

嗔行与知识行也组成相等一对，因为嗔以不善的方式厌离目标，知识则通过发现真实的过患而厌离目标。[1]

在阿毗达摩体系里，“嗔”指向心的排斥和焚烧，和本文所谈的攻击性能量非常接近。令人深思的是，它与“知识行”——也就是引向觉悟的智慧——被并列为一对。二者的目标相同，都是“厌离”，也就是远离某个对象；不同之处在于，嗔是未经觉察的冲动，而知识则是通过照见真实过患而自然松手。“嗔行”与“知识行”这两种应对模式，虽然带着相同的目标，但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心灵层次，会引发不同的现实后果。嗔恨会点燃更多嗔恨，带来苦痛和仇恨的无限循环，而智慧会斩断业力，生起平静与解脱。

事实上，对心的调服还有很多种方式：观照（如实观照其生起、变化与消亡）；分析（从缘起出发，理解欲望产生的条件与后果）；对治（以柔和适当的方法，培养相反的心态，来调和难受的身心状态）；戒律（确立行为上的边界，在行为、语言、意识层面善加看护），等等，可依个人性格、情境和能力，适当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方法的共同点都是觉察，而非压制。压制的结果就像打地鼠，情绪仍旧会无穷无尽地冒出来。而觉察则不同，它给心灵的阴影提供了临在的温柔时空；假以时日的有意培育，心灵得以自然化茧为蝶。

用生命守护生命

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一边害怕失控，一边又在压抑之中错失觉察和成长的机会，积蓄更大的失控。紧箍咒能让悟空不闹事，却无法让他服气；宝塔能镇住哪吒，却不能助他成熟。这些反叛英雄到底是如何修成正果的，书里语焉不详，读者也一团糨糊。对于我们的人生成长，没有什么参考意义。

压制无法成就勇敢和承担，反而会孵化懦弱和伪善。中国人的心灵成长，在“攻击性”这一议题上被长期卡住。《法句经》中说：

即使有人在战场上，战胜一千人一千次，但战胜自己一人者，才真是至上胜利者。[2]

这里的“战胜自己”，并不是消灭欲望、斩断攻击性，而是不再被它们牵着走。它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洞察自身的生命能量，看见其中的愤怒、悲伤、恐惧，却不被其驱使或主宰。

攻击性并不必然以暴力的形式出现。就像寺院门口守护山门的怒目金刚，攻击性也可以表现为守护生命的力量，展现为行动的决断和不退让的勇气。弘一法师之所以令人动容，正是在于他一生中多次展现出这种强大温柔的守护力：少年时力排众议，为母亲举办“文明丧礼”；留学日本期间编排戏剧，以文化启蒙回应民族危机；出家之后，又以极其决绝的意志复兴律宗，以身作则延续法脉。弘一法师超乎常人的生命能量，在其一生传奇之路上，被一次次炼净为滋养生命的慈悲勇气。

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印度甘地与美国马丁·路德·金所实践的“非暴力不合作”之中。非暴力，是拒绝让攻击性滑向仇恨与毁灭；不合作，是将向外的社会进步与向内的心灵成长紧密结合。当攻击性不再被封印，心灵成长才能被生命自身的源头活水所滋养，我们才能允许生命如是、自然地展开。

因此，套用“烦恼即菩提”的句式，我们也可以说“攻击即慈悲”。这并不意味着烦恼等于菩提、攻击等于慈悲。可以类比种子和大树的关系去理解，一粒小小的种子，蕴含了成为参天大树的可能性。同理，因为攻击性中饱含着充沛的守护能量，它也同时蕴含了给予快乐、救拔痛苦的能力，有着成就慈悲的无限可能。

在信息与交通极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修行资源与跨文化视野，不必再困在单一的叙事之中。我们或许可以重新理解：真正的心灵成长，是成为一个能够洞察并安住于当下，并能自在回应自己和他人需求的人。当欲望不再是禁忌，攻击性不再是威胁，心灵才能挣脱紧箍咒的束缚，走向无边的自由壮阔。

（感谢董俊茹的友情审稿。本文作者郑利昕邀请读者就心理-心性的理念和实践展开探讨，电邮： zhenglixin0@gmail.com，网站：lixinzheng.com。）

注释：

[1] 菩提比丘 英编， 寻法比丘 译. 《阿毗达摩概要精解》（中译修订版）[M]. 2017. 第317页.

[2] 敬法比丘 译. 《法句经》（2015年第二修订版）[M]. 2015. 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