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实证主义|形而上学|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生命哲学|认识论

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作者丨刘放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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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中，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综述在欧洲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中，德国哲学起了独特的作用。这是因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既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总结和发展，又包含了往后产生的大部分西方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甚至成了这些哲学流派得以产生的契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性地位的人物。他的哥白尼变更为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变更作出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最大和最后代表黑格尔的哲学集近代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矛盾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各种现代哲学流派和思潮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和超越往往突出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集中地体现了西方近代唯心主义对能动性的发挥，后者与绝对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相冲突，而这一点后来被许多西方哲学流派在不同程度上所利用，促进了它们向现代哲学的转型。德国由此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冲突的重要中心，甚至是许多这类冲突的发源地。英、法、美等围近现代哲学的冲突的理论来源在许多情况下与德国哲学的发展状况直接或问接相关。正因为如此，德国作为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的故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许多在对近代哲学的批判中产生的现代哲学流派的故乡。

1831年黑格尔逝世以前的19世纪上半期尚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盛期。黑格尔哲学由于集近代理性主义体系之大成并得到普鲁士官方的扶持而在德国哲学领域中占有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黑格尔逝世以后，随着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发展，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显得突出。由于对黑格尔哲学的取舍不同，黑格尔学派发生了分裂。其中右派(老年黑格尔派)维护普鲁士国家所代表的封建等级制度。他们往往利用和发挥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方面，特别是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统一起来。左派(青年黑格尔派)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对封建专制制度及作为其思想支柱的基督教采取批判态度。他们往往利用了黑格尔哲学的某些积极方面，特别是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自主和能动作用。

↑黑格尔

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大都以人的自我意识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宇宙精神)当作哲学的出发点，使哲学由天国转向了人间，由基督教的天国中的上帝转向尘世中的个人。这种转向的政治意义在于使哲学由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变成了论证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手段，适应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开始成长的革命要求。其对哲学本身的意义在于使哲学摆脱绝对理性的束缚，为面向具有丰富个性、特别是能动性的人开辟了道路。由于由绝对化的理性转向具有能动性的人是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一转变对于促进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自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具有反封建专制意义的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使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激进分子摆脱了关于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立场而转向了将人的存在与自然界的存在结合起来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其哲学后来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批判继承黑格尔哲学出发建立新哲学的重要理论中介。

理性主义当然是近代德国哲学中的重要传统，但并非唯一的传统。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等德国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在张扬启蒙理性的同时大都又超越了纯粹理性的界限。康德明确地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区分开来并强调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这为从哲学上超越纯粹理性的局限性而转向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的方面准备了必要的理论前提。费希特和谢林发展了康德哲学的这种倾向。谢林后期的哲学就因为在这方面所作的重要发挥而一再被一些具有非理性主义倾向的现代哲学家所称道。与黑格尔大致同时代的叔本华更是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哲学理论，自觉地将其与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对立起来。其实，即使是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也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生活内容，后者明显地超越了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的范围。德国哲学中这种超越纯粹理性范围而转向非理性领域的传统与理性主义的传统是同时存在的，当纯粹理性主义的传统的内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被激化、以致出现危机和困境的时候，这种超越理性主义的传统就会凸现出来。19世纪中期正是德国哲学中理性主义传统遇到危机和困境的时期，非理性主义传统很自然地被拥向前台。

如果说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还只是意味着德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在理论层面上出现动摇的话，那么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则成了19世纪德国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1848年以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向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毕竟越来越有了革命的要求，对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启蒙思潮也抱有幻想。因此他们在哲学上并未笼统地排斥理性主义传统，对当时德国出现的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甚至还不屑一顾。黑格尔学派虽然分裂，但并未解体；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还是老年黑格尔派都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倾向。

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不再有与封建专制制度决裂的勇气，而宁愿与其妥协，在其庇护下求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甚至与之相勾结来共同对付当时已成长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内，他们对启蒙理性已完全失去信任。他们最为关注的不是建立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而是尽可能获取更多的现实的经济利益。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由之失去社会基础，黑格尔学派此时不只是分裂，而且进一步解体。从各种不同角度对黑格尔及古典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之风由之兴起，原来受到嘲弄的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倒是突然受到欢迎。由于体现言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归根到底必然站在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地位，因此他们对黑格尔和其他西方古典哲学的批判不仅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批判迥然兰相异，而且往往根本对立。尽管他们的这些批判量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西方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这个历史大趋势，但这种适应必然同时存在着对这种历史趋势的扭曲，有时甚至是严重的扭曲。因此1848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德国哲学总的说来处于不景气、甚至混乱的状态之下。恩格斯说过：“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但是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内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的兴趣。”恩格斯的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德国哲学中原有理性主义传统的失落状态。

以1871年普法战争为转折点，德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普鲁士在战争中的胜利促使它最终统一了德国，确立了容克地主统治下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没有重大革命动荡的“和平发展”时期。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各国资本主义经济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德国更是后来居上，成了一个可以向英法挑战的资本主义强国。这种历史条件使德国哲学在发展趋势上必然发生新的变更。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那种消极悲观心态不复存在，起而代之的是积极主动的扩张。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是当时哲学的主要倾向，但此时的非理性主义不再具有叔本华那种对生命和生存消极悲观的气息，而更为倾向于强调生命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尼采哲学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倾向。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早期非理性主义对非理性的解释的抽象性，纷纷开始从不同视角、特别是文化和历史的视角对人的生存和价值作出较为具体的研究。这特别表现在新康德主义的历史文化学派以及与生命哲学相关的一些哲学派别越来越明确地把历史文化等“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区分开来，企图由此更为深刻地揭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在德国的传播以及迈尔(RobertMayer，18l4—1878)等人对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表述和证实，从根本上动摇了以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为集中表现的思辨形而上学的自然概念，关于自然的研究越来越从思辨形而上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科学，而这反过来对思辨形而上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哲学发展的方向。在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改造哲学成了当时德国哲学发展中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各种哲学流派都必须对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作出自己的解释，表明自己的态度；哲学中的所谓“科学主义思潮”也由此兴起，甚至还形成了不同形式的科学哲学。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复活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和发展了英法实证主义思潮的马赫主义以及新康德主义中的认识论学派。

↑马克思

庸俗唯物主义简单地把精神和意识归结为物质的产物，看不到精神和意识的本质区别和能动作用。在这方面他们还不如被德国唯心主义所战胜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更不如同时代的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更不能相提并论。它们的理论本身在西方哲学发展上很难说有什么进步。但是，它们毕竟还是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驳了曾经占据德国哲学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对促进以后的哲学发展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的影响以及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还是具有某些积极作用。其中毕希纳的思想中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符合现代哲学精神的辩证法因素。新康德主义中的认识论派别、特别是马赫主义作为英法实证主义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已不满足于简单地把哲学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而是适应自然科学的新变更、特别是物理学的变更而越来越使各派哲学摆脱传统的实体本体论，转向对自然事物的变化、发展、分化、变异、转化、生长和过程的强调。他们依然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但进一步摆脱了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等的局限性，强调认识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渗透和连续性，特别是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这些都意味着他们在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方向。

在谈论19世纪后期德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时，还必须提及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有关生命的科学的兴起对哲学变更的促进。生命哲学思潮当时在德国的出现和发展正是这种影响的集中表现。

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哲学中，对实体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采取批判态度已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潮流，但也仍然有一些哲学家试图以新的形式(特别是轻实体、重过程的形式)重新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其中包括接近唯物主义的实在论体系，但更多地是唯心主义的体系。洛采的目的论和人格主义的唯心主义，新康德主义(特别是其历史文化学派)以及对20世纪哲学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生命哲学思潮都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不过他们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有重要区别。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大都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绝对理性主义，与当时出现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往往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总的说来，1871年以后的较长一段时期是德国资本主义获得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获得迅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当时出现的众多哲学派别尽管存在种种片面性，但毕竟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种前进的运动。

↑德国哲学现代转型中的三种思潮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在德国产生和流传的哲学流派和思潮极为庞杂，它们大都具有独特的倾向性，也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从近代到现代转型的共性。下面对三种影响较大的思潮的一般情况再作简单评价。

▎对理性的批判与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

在人的精神生活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及其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问题。从非理性作为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个别的因素来说，在西方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有所显示。在原始宗教和神话中，理性和非理性处于直接同一状态。荷马史诗既体现了理性的智慧，又进发出超越理性界限的生命的激情。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既展现了古希腊哲学理性的辉煌，也初步论述了意志、欲望、激情等非理性的精神对人的行为的支配。柏拉图把人的灵魂(精神)分为理智、激情和欲望三部分，并分别对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作了较具体的分析。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强调了理智必需伴以激情才具有生命力。如果说他们都是在理性前提下来谈论非理性的话，晚期希腊和罗马哲学中的一些流派、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就是把非理性置于理性之上了。普罗提诺当作万物本源的“太一”就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意志的存在。

在欧洲中世纪的精神生活中，信仰占据绝对支配的地位。信仰不仅是超理性的，有时甚至是反理性的，因而信仰主义往往掩盖着某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奥古斯丁就在信仰主义旗号下明确地把非理性的意志当作其他一切精神活动的基础。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近代哲学使理性主义正式登上了哲学的王座，以致人们把这一时代称为理性的时代。然而，即使在这一时代，仍有不少哲学家探索、肯定、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意志和非理性因素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例如在英国哲学家中，霍布斯就着重分析过人的行为与意志和欲望的关系；休谟分析过理智怎样服从激情、欲望和意志。在法国，帕斯卡尔和卢梭都对一系列有关人的本能、情感和意志的问题提出了超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的界限的论点，并对后者进行了公开的挑战。上文曾谈到，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康德、费希特和谢林哲学都有较多非理性主义成分。甚至集古典理性主义之大成的黑格尔哲学中同样包含了丰富的非理性的内容。

西方哲学史上的非理性主义思想无疑是作为哲学思潮的非理性主义的不可或缺的思想来源。不过，就它们本身来说，不管表现的程度(例如只是一般地承认和肯定还是强调非理性的作用)和方式(例如是公开的还是隐含的)如何，基本上都只是作为某种哲学中的一种成分或倾向而存在，尚无完整的思想体系。个别哲学家(例如帕斯卡尔)虽然在这方面有较完整的理论，但也只是夹杂在理性主义浪潮中的几滴水花，未能形成独立的哲学流派和思潮。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具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整个哲学发展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哲学思潮，是随着19世纪中期西方近代哲学走向终结、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转折、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在西方各国已发展成为一般相当普遍和强大的浪潮的背景下形成的。

由于理性主义在德国表现得最为突出，黑格尔哲学被公认为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顶峰，以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为标志的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在德国进行得最为激烈，因而非理性主义思潮也以德国为中心。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被公认为这一思潮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所提出的生活意志论也正是作为哲学思潮的非理性主义的最初形态。著名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有许多现代的哲学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主张过意志至上说……，这是在我们这时代哲学气质所引起的最显著的变化。这种气质由卢梭和康德作下了准备，不过是叔本华以纯粹的形式宣布的。”与叔本华大致同一时代，在德国思想影响下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克尔凯郭尔从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出发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批判创造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另一种形态。他们都对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

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标志，主要就在它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以黑格尔哲学为顶点的近代哲学将理性绝对化所导致的种种片面性，并在此基础上超越了绝对理性主义的界限。这种超越并不是简单否定理性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在人所经验到的现象世界领域、特别是实证科学领域，理性仍然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只是认为在理性领域之外还存在着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存在领域，后者更具有始源性的意义，能对前者起支配作用。由于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大都强调非理性的存在(如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克尔凯郭尔的孤独的个人)的能动作用和不受被绝对化的理性的制约，并由此强调了人的生活和行动的意义，他们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的独断论或怀疑论的界限。

因此，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对传统形而上学和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不局限于认识论的个别环节，而扩及到认识论转向以来的整个近代哲学研究领域，因而具有新的哲学转向的意义。但是，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尽管他们对传统形而上学和绝对理性主义的片面性的批判以及非理性领域的揭示都存在着某些合理性，但他们由此把非理性的领域绝对化和神秘化，由此走向了唯意志主义、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因此，l9世纪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所实现的从近代到现代的哲学转型只能说是一种倾向性，而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

▎19世纪德国的科学哲学思潮

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时西方各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例如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细胞学说、以及生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哲学家们对近代思辨形而上学越来越产生怀疑，对哲学的对象、任务、方法、未来走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作出新的问答。这种情况使19世纪中期以后在德国产生的那些哲学流派大都与当时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一定联系。非理性主义哲学家虽然强调哲学超越科学的界限，但并不笼统否定科学，他们肯定理性在科学领域的支配作用，而这必然导致在科学领域排斥思辨形而上学。

↑康德

洛采等企图在新的条件下复活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同样肯定自然科学在认识外部世界上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的形而上学由此与近代实体性的形而上学有着重要区别。新康德主义中的认识论学派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具有科学主义、或者说科学哲学的特征：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德还有一些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的直接影响、往往援引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论证甚至构建其哲学理论的哲学流派。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海克尔、赫尔姆霍兹、奥斯特瓦尔德、马赫等一批思想家正是基于自然科学的新的进展，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观点各异的哲学学说。这种立足于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成果去反对脱离实际的思辨哲学和神学的倾向在当时的德国形成了一种相当广泛的哲学思潮。从这一思潮的哲学家大都强调实证自然科学对哲学的规范作用来说，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科学主义思潮、或者说科学哲学思潮，在这方面，它们与以拒斥传统形而上学为突出特征的英法实证主义有着很大的类似。赫尔姆霍兹、奥斯特瓦尔德、马赫等人的哲学在西方各国被公认为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是实证主义的一种衍生形态。但他们往往称自己的哲学是一种科学的实在主义。他们的哲学的现代倾向及其局限性与整个实证主义传统的哲学家大体一致。

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等人的哲学推崇实证自然科学，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只是有时把唯物主义庸俗化了，往往倒退到了纯粹的自然主义。海克尔的一元论是一种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但它同样具有自然主义的特色。这类实在主义和自然主义从其把自然科学当作哲学的基础说往往表现为科学主义；从他们停留于自然主义的角度说，他们的哲学大体上也仍然停留于近代哲学的范嗣。但是这些人大都反对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其中毕希纳等人在能量守恒和转化学说和进化论等自然科学伟大发现的影响下肯定了自然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毕希纳甚至就此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关物质与运动的论述表示赞同。这些又使他们的理论中融人了某些现代哲学的因素。

▎形而上学的复兴与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兴起

从形而上学作为对世界的整体的探究、或者说作为世界观意义的哲学来说，任何哲学思潮和流派归根到底都难以超越形而上学。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各种流派虽然超越了绝对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但往往倒向意志主义等其他形式的形而上学。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关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流派在竭力批判绝对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时却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休谟的经验主义式或康德的先验主义式的形而上学。

事实上，在19世纪中后期德国哲学中，那些反形而上学的潮流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倾向。不过，这种形而上学大都不强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具有始源性意义的存在的实体性，或者说往往表现为非实体性的形而上学。除了归根到底都保留着作为世界观的形而上学的上述类型的哲学派别外，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一直都有一些公开要求恢复和重建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他们与上面两种思潮既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又大都与绝对理性主义、宗教唯心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保持某种联系。他们不是简单地要求复活传统形而上学，而往往试图对传统形而上学作出某些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当代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相适应的改造。例如，将他们所构建的形而上学与当代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例如数学和物理领域或者生命科学领域)联系起来，在肯定这些科学部门的成就的同时，通过对它们作出某种特殊的反思和解释，使它们能与他们构建的形而上学相适应，作为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论证，甚至利用这些科学来形成其形而上学理论。

因此，要求恢复形而上学的思潮与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来改造或维护形而上学的思潮往往是相互交织的，而这正体现了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转型的性质。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公开要求恢复或重建形而上学的哲学派别中，以恢复康德的唯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康德主义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这在中外哲学界几乎人所共知。与早期新康德主义大致同时、并与新康德主义有一定联系的洛采哲学可谓是这一时期德国哲学中要求恢复形而上学的典型形态。洛采不同意尼采等人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理性派哲学的彻底摧毁，而企图将德国哲学中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传统与反对这一传统的赫尔巴特和费希纳等人的哲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机械论的自然观和目的论的宗教观的人格主义一元论体系。这个体系的突出特点正在其调和折衷近现代哲学的不同倾向，对往后德国和英美哲学都有较大影响。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生命哲学思潮在德法等国盛行。这种思潮与当时西方各国与生命相关的科学(继生物学之后，当时生理学和心理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密切联系，但它们并未由此构建出一种科学哲学，而是利用有关生命的科学当时远不够成熟、特别是它们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别，来构建一种既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又超出数理等自然科学的界限的形而上学。

刘放桐｜著

文章原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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