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岁的朱厚照死在豹房，十五岁的朱厚熜忽然被推到皇位门口。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北京豹房里，明武宗朱厚照病重不起。宫中最要紧的，不是御医还能不能救他，而是龙椅后面空着的一格：他没有儿子，也没有能继位的亲兄弟。
湖广安陆，兴王府。
朱厚熜那年十五岁，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已经去世，他还只是一个藩王世子。按寻常人的想法，皇位离他很远。北京城里有太后，有内阁，有宗室长辈，怎么也轮不到一个外藩少年突然进京坐殿。
偏偏轮到了他。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好运。那把椅子先空了，规矩才开始说话。
朱厚照这一生，最让朝臣头疼的地方，不只是贪玩。他把许多政事挪到豹房里办，外廷常常被晾在一边；他出巡、亲征、南下，群臣拦不住，也劝不回。
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消息传到京师后，朱厚照要御驾南征。
可战事还没等他真正打出威风，王守仁已经在江西把朱宸濠擒住了。
这就尴尬了。
皇帝南下，叛王已俘。后来朱厚照仍一路南巡，正德十五年在清江浦落水，此后染病。回到北京后，病势反复，到了正德十六年三月，豹房里的灯火再也撑不住了。
他没有留下儿子。
也正因为没有儿子，杨廷和和张太后才有了最关键的一步：不替朱厚照先立一个嗣子，而是直接从宗室里迎人“继统”。
这两个字很要命。
“继嗣”，是给朱厚照找儿子，让新君在宗法上成为武宗之后。这样一来，新皇帝只是朱厚照这一支的延续，朝臣还能借“先帝之子”的名分安排许多事。
“继统”，是接续皇帝大统。人可以从旁支来，但未必非要变成朱厚照的儿子。
《皇明祖训》里有一句话：“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武宗无子，亲弟又早夭，往上追到宪宗一支，孝宗是宪宗第三子，兴献王朱祐杬是第四子。朱祐杬已死，他的儿子朱厚熜，血缘和伦序都靠前。
一纸遗诏里，朱厚熜被写成“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
字写得很稳。
但纸面越稳，背后的缝越深。
如果新君进京前，朝廷先讲明：你必须入嗣孝宗，称孝宗为父，兴献王只能降为叔父。朱厚熜未必没有选择，可至少规则摆在前面。
现实却反过来了。
先迎他做皇帝，再让他改口认爹。
他对身边人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这句话一落地，杨廷和那套安排就撞上了硬石头。
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刚从安陆王府进京，手里没有自己的班底，也没有在朝中经营多年的人脉。可他抓住了最锋利的一点：谁也不能逼一个儿子把亲爹改叫叔父。
嘉靖即位后第六天，便命礼部议定生父兴献王尊号。杨廷和一派坚持，嘉靖应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父”。
朱厚熜怒了。
他反问：“父母怎能乱换呢？”
这一问，听着是家事，其实是皇权。
如果他认孝宗为父，杨廷和等正德旧臣就能把自己摆成定策、辅立、守礼的一方。新皇帝越年轻，他们越有理由用祖宗礼法和孝宗旧政来框住他。
朱厚熜不肯。
他要做的是皇帝，不是被外廷重新安进族谱里的孩子。
于是，大礼议爆发。
最初，朝堂上多数官员站在杨廷和一边。张璁、桂萼等少数人支持嘉靖，反被群臣围攻。二百多名官员上了八十余道奏疏，弹劾张璁等人揣摩圣意。
可裂缝已经开了。
嘉靖三年，左顺门外，群臣伏哭。杨慎喊出：“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哭声传进宫里。
嘉靖没有退。
随后多人下狱，廷杖之下，有人死，有人贬，有人远戍。杨廷和已经致仕回乡，他在四川新都再听到这些消息时，朝局早不是他能按住的样子。
嘉靖七年，《明伦大典》修成。杨廷和被定为议礼罪魁，削职为民。那个当年被迎进京的外藩少年，终于把“继统不继嗣”四个字，钉成了自己的胜局。
所以，嘉靖为什么能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
表面是武宗无子，祖训可引；实质是张太后和杨廷和没有先给朱厚照立嗣，而是绕开武宗这一代，选择让兴王一脉来接皇统。
他们以为十五岁的朱厚熜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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