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茨奖热度犹在，考普斯奖再度来袭，中国籍优秀学者苏炜杰再膺桂冠。
前者被称为“数学届的诺尔贝奖”，后者被称为“统计学界的诺贝尔奖”。
既对国人科普了世界级奖项，也让一个“神仙班级”再次刷屏！
菲尔兹奖颁奖仪式当日，6名北大数院07级校友合影留念，其中便有苏炜杰。
从左至右为赵子慧、唐云清、王虹、邓煜、孙鑫和苏炜杰。
3位不用说了，其他的都不是泛泛之辈。
唐云清，2026年度科学突破奖得主；孙鑫，2026年戴维逊奖得主；刘雨晨，2022年斯隆研究奖得主。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班级，北大数院07级。
再之前，北大数院还有过2000级“黄金一代”，如恽之玮、张伟、许晨阳等。
这一系列耀眼成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中国本科教育的顶尖实力。
但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些“神仙”校友的“封神之地”，没有一个在中国。
他们的重大突破，全部是在海外的学术环境中完成的。
王虹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但彼时她的身份是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教授，同时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终身教授。
邓煜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进展，他的身份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苏炜杰深耕人工智能与统计学领域，是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另外，唐云清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在数论领域取得突破。
孙鑫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海外高校任教并获奖。
最优秀的一批苗子，墙内扎根，墙外开花、结果。
在国内打下扎实基础，然后前往海外顶尖学术机构完成突破，几乎成了一种“学术标配”。
为什么最顶尖的头脑都选择了在异国他乡突破？
王虹对法国IHES的评价，也是引发巨大争议的，可以作为参考：
那里“既没有教学任务，也没有行政工作”，让她能“自由地、长期地、全身心投入研究”。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往往身兼数职，疲于应付考核与申请，难以拥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
最近山东财大的刘海明教授英年早逝，手握教授、博导和山东金融研究院院长，却倒在了38岁的门槛上。
只能说，王虹的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邓煜在获奖后接受访谈，建议年轻学者“至少有一次较为完整的海外经历”，去“亲自了解另一种学术生态”。
他提到的“另一种学术生态”，或许就在于尊重学术自由，允许研究人员自由探索，包括高风险、长周期的问题。
颁奖现场，苏炜杰特别感谢：
“我受惠于一路上的许多人，特别是北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老师，他们倾囊相授；我也感谢在两校获得的奖学金，让我得以专注学业。”
“专注”这个词，格外有分量。
专注地学、专注地研究、专注地攻克难题，成就了他今天的一切。
可“专注”这两个字，恰恰是当下科研人员的奢侈品。
王虹把这份“专注”讲得很细：
IHES没有考核，没有论文指标，允许一个人几年拿不出结果。
她2025年9月成为IHES终身教授，一年两边各待半年；研究所建在布瓦-玛丽公园，安静幽美，对钻研数学特别宝贵。
真正学者的最大威胁，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为了凑论文数量熬白了头。
邓煜在专访中，被问到是否回国发展。
他先说了句大实话：“我离开国内已经将近二十年，对现在国内数学教育和科研环境并没有充分的第一手了解。”
至于之后选择在国外工作还是回国发展？“我认为都完全可以。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哪种环境更适合自己的研究、生活和长期规划。”
“哪种环境更适合”，这句话很轻，也很重。
就在这阶段，国内学术界一条新闻炸了锅。
7月31日，同济大学发布通知：全校所有专业技术岗位实行聘期考核管理，不再签订长期聘任协议。
原有的长聘职位人员每6年考核一次，每3年中期考核。考核不合格，面临不续聘、转职位、降低绩效和暂停研究生招生等后果。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对这种“三年小审、五年大审”持批评态度，认为在这种压力下，难以产出有原创性的研究。
因为研究者往往需要冒大量学术风险，“如果背后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行政或财政苦衷，那就是非常愚蠢的自残行为”。
一个在提供“完全信任”，一个在取消“铁饭碗”，两种逻辑令人深思。
同样的“神仙班级”，开出了不同的花，结出了不同的果。
但他们跟老一辈的陈省身、丘成桐殊途同归：
几乎每个世界级华人科学家，都有一个“在国外精进取得成果的重要阶段”。
顶尖中国学者的选择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的土壤，能不能培养参天大树？
这不只是获几个奖的问题，而是关乎大学教育和卓越人才培养的问题。
毕竟北大的世界排名已经稳居前列，2026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14位，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世界大学排名第13位。
我有两篇探讨文章已经不见了，但是问题回避不了。
不着力解决，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凸显，也会更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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