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走出的“诤臣”——评景彦斌新编历史剧《诤臣李殿林》|京剧|历史剧|奚派|景彦斌|诤臣李殿林

11月5日晚，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落幕。由大同市剧作家景彦斌编剧、山西省京剧院创排的新编历史京剧《诤臣李殿林》，从全国20部入围大戏中脱颖而出，摘得本届艺术节“优秀剧目”奖。这是山西京剧的荣光，更是大同文艺的一份沉甸甸的收获——一位从阳高走出的剧作家，把一位从大同走出的晚清重臣，重新请回了舞台中央。

1 两个大同人的相遇

李殿林（1842—1916），字荫墀，大同县大王村人。同治十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而广西学政、江苏学政，光绪十九年入内阁学士，历署工、兵两部侍郎，光绪二十九年后任正黄旗汉军都统、署邮传部尚书，宣统元年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充典礼院掌院学士、经筵侍讲官，时称“两代帝师、一品大员”。

《诤臣李殿林》剧照

这样一位人物，在正史中留下了官声，在方志中留下了姓名，却在舞台艺术中长久缺席。景彦斌把这个空白补上了。这不是偶然的选题：他长期在阳高县委机关工作，常年与地方志、档案、碑刻打交道，对“大同历史上的那些人”有一种职业性的熟稔。此前他写北魏冯太后（京剧《文明太后》，入选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写唐代上官婉儿（戏曲《上官婉儿》），写道情戏《虞仲文》，一路写下来，几乎是在为大同的历史人物建立一份“舞台列传”。

《文明太后》剧照

《诤臣李殿林》的选题切口很准：不写他一生宦迹，只写一件事——清末捐纳制度泛滥，“官以价论、政以贿成”，他身居吏部左侍郎兼内阁学士，冒死上疏，力谏废除延续两千余年的捐纳旧制。一件事撑起一部戏，戏就有了骨。

2 把冲突从“贪官”移向“制度”

新编历史剧最难的地方，不在史实，而在“史识”。

传统清官戏的叙事套路是：清官对贪官，正义对邪恶，最终坏人伏法、好人昭雪。这套结构有效，却容易把复杂的历史简化为道德剧。《诤臣李殿林》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把戏剧冲突的落点从“人”移到了“制”：真正的对手不是某个贪墨的官员，而是那个把官职明码标价、把功名兑换成银两的制度本身。贪官只是制度的产物，杀掉一个贪官，制度仍在，乱象复生。

这一步“移”，带来两个艺术后果。

其一，冲突更具普遍性。当对手是制度，主人公的困境就不再是 “斗不斗得过某个人”，而是 “一个人能否撼动一套运行了两千年的惯例”。这种困境天然带有悲剧性，也天然带有当代性 ——“以制度之弊为敌”，正是这部剧能够 “借古喻今” 的根子。

其二，人物的内心被打开了。剧中设置了李殿林与师弟王瑞、与慈禧太后、与妻子周氏的多重矛盾：同门之谊与立场之别，君臣之礼与直谏之责，家室之安与身家之险。忠臣之难，不在不畏死，而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戏剧的力量，恰在这种“明知”与“仍为”的撕扯之中。

3 文人之笔，梨园之韵

历史剧的剧本，须为剧种留出空间。京剧不是话剧加唱，唱腔要有“口”，身段要有“戏”，人物要有“派”。

这部剧的创作班底，正是按京剧的规律来配置的：唱腔音乐设计朱绍玉，深谙京剧音乐的章法；奚派老生盛志强领衔主演李殿林，奚派以“隽永、清峻、书卷气”见长，恰合一位翰林出身、以文谏君的诤臣形象；马笑执导，张巍、单娜、王新娟等联袂出演，人物关系的层次得以立住。

《诤臣李殿林》剧照

更值得注意的是题材与流派的契合。奚派老生的长处，不在火爆，而在“以唱传情、以静制动”。一位手无寸铁、唯有一支笔和一品顶戴的老臣，面对的是宫墙深处的权力，他能动用的武器只有言语。这样的戏，最忌“喊”，最宜“沉”。流派的选择，本身就是一次人物阐释。

4 一位地方剧作家的方法论

从《文明太后》到《诤臣李殿林》，景彦斌的历史剧写作呈现出一种清晰的方法论。

第一，从史料中找“戏眼”，而非从传说中找“热闹”。他的选题依据是正史、方志、档案，这使他的剧本有一种 “史学的克制”：不虚构大事件，只在史实的缝隙里做文章。

第二，以“制度的困境”替代“道德的对抗”。这既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含量，也规避了历史剧最常见的浅薄——把古人的选择简化为善恶二分。

第三，让地方文脉进入国家叙事。他写的都是大同的人、山西的事，但讨论的是官与民、法与弊、谏与从这些超越地域的命题。地方题材因此不是“土”，而是“根”。

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他同时是长篇小说《起义第一将》的作者、二人台《杏花杏韵》《杏泉沟》的合作者、电影剧本《黄河怒涛》的编剧，还长期在党史研究岗位上一字一句地做基础工作。剧本《诤臣李殿林》在2024年被中国戏剧文学学会评为“戏剧中国”年度作品征集戏曲类佳作，两年后立于舞台、摘得国家级奖项——这中间的打磨，是一部戏的成长史，也是一位基层作者的长跑。

5 让更多 “大同人” 走上舞台

《诤臣李殿林》的获奖，给人三点启示。

一是地方历史是舞台艺术的富矿。大同两千年文脉，从北魏平城到明清边镇，可写之人、可写之事远不止一位李殿林。关键在于有没有人去读方志、翻档案，把 “史” 变成 “戏”。

二是文艺人才需要长线扶持。景彦斌的成长，与省市两级长期的支持分不开：山西省艺术基金 2025年度资助，山西省京剧院的“校团合一”机制，以及大同市文联、市剧协在创作研讨、作品推介上的持续投入。文艺精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养”出来的。

三是戏剧的价值在于提出问题。一部好戏，让人记住的不只是唱段，还有它追问的东西。李殿林叩问的是：当制度生病，一个人该怎么做？这个问题，两百年前有人答过，今天仍值得再答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