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34 年到 1936 年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长征红军的最高部署者。蒋介石到死都没想通,红军走了数万里,为什么一次致命埋伏都没中。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创,在土城战斗中被迫撤出,只是主力最终没有被围歼。要回答红军为什么能跳出包围圈,得看国民党的部署、红军的指挥调整,以及沿途实际发生的战斗。
1933 年 9 月起,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到 1934 年 10 月,苏区核心区域只剩瑞金、于都一带。10 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余人从赣南、闽西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当局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前堵后追。蒋介石的判断是,红军会沿湘桂边境北上,与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在红军北进方向集结部队,准备在运动中围歼。
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红军付出了代价。1934 年 11 月下旬,部队推进到广西湘江地域,蒋介石调集嫡系和地方军阀部队近 30 万人,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决定从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红军在灌阳新圩、全州脚山铺、兴安光华铺一线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由于部队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大部队渡江拖延了时间。11 月 27 日先头部队控制渡河点,直到 12 月 1 日主力才渡过湘江。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到 3 万余人。这一仗说明,国民党的埋伏和堵截确实造成了致命打击,红军并不是没有陷入重围。
湘江之战后,按原定计划继续北上湘西,前方已经部署了重兵。1934 年 12 月 12 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部队随后进入黔北。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改变了此前的军事指挥路线。
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打的并不是每仗都顺。1935 年 1 月 28 日,土城战斗打响,川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红军撤出战斗,1 月 29 日凌晨一渡赤水,转向川滇边扎西集中。之后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在娄山关、遵义一带击溃和歼灭一批敌军;3 月间鲁班场战斗攻坚未克,随即三渡赤水,再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这一段指挥的特点是忽东忽西,以一部向东佯动,做出回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在贵阳督战,急调滇军孙渡纵队救驾,云南防务随之空虚,红军乘虚进入云南,巧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作战主动权。
从这段经过看,红军能够跳出包围圈,靠的不是对手没有设伏,而是几个具体条件叠加在一起。
指挥上,遵义会议之后恢复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与优势敌军死拼阵地。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西进云南,都是根据敌我态势随时调整方向,让国民党军摸不准主力位置。
情报和侦察上,红军每到一地先派出侦察分队了解道路、渡口和敌军动向;在云南截获过国民党军车辆和军用地图,渡口、地形判断有了依据;沿途群众也会把所见所闻告诉部队。
群众基础上,红军经过的多是南方山区,多数群众生活困苦,对这支纪律严明、打土豪分田地的队伍有基本认同,主动带路、送粮、安置伤员。没有沿途群众接济,长途行军的粮食和向导问题很难解决。
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黔军、滇军、川军首先考虑的是保住地盘和实力,不愿意把老本拼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借追剿进入西南,也借机削弱地方势力,各支部队之间协调不畅。堵截部署上出现空隙,红军就从空隙里穿过去。
红军自身的组织和意志也是一环。部队沿途减员严重,缺粮少弹,伤病号多,但基层党组织和政治工作一直保留,指挥体系没有散,能够连续行军、连续作战。
渡过金沙江之后,红军进入四川西北,在彝族聚居区刘伯承与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顺利通过彝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1935 年 9 月攻克天险腊子口,突破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10 月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 年 10 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在静宁将台堡、兴隆镇一带会师,长征结束。
回看整个长征,国民党军设过封锁线、布过口袋阵,湘江一仗让红军付出了惨痛代价,土城、鲁班场也打得不顺。红军最终能够保存主力、落脚陕北,是指挥调整、侦察情报、群众支持、军阀矛盾和部队意志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埋伏一次不落空,并不是史实;真正撑过这段路的,是一路苦战之后随时改道、继续前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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