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AI可以直接生成图像,我们还需要写生、白描、临摹吗?”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与策展委员会主任尚辉在研讨会上抛出直击当下的一问。一个世纪前,摄影消解了“画得像”的独家优势;而今,生成式人工智能进一步动摇“画得出”的创作根基。当构图完整、笔墨看似娴熟的水墨人物画几秒之内就能批量生成,中国画究竟还能画什么,又凭什么立足?
“突破无人之境——方增先回顾展”于11月15日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落幕,大展激发的回声仍在继续。当天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一众专家学者给出了相近的答案:解题的线索,或许要回到六十年前,回到方增先的探索里。正如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盛天晔所说,“到源头饮水,与伟大同行。”方增先怎样为笔墨造型注入骨架,又怎样用一辈子去拓宽艺术的精神边界,恰好回应着今天美术界的困惑。
当镜头与算法同时逼近,无法复制的是什么
当下,镜头成为了学生作画的“捷径”。“老师在场,学生还能对着对象写生;老师一离开,学生就拍照,对着手机照片描摹。”尚辉认为,写生是中国画介入现实、贴近时代的核心通道,“人人拍照、依赖照片转绘,正在慢慢消解写生的价值。”上海师范大学讲师苏宗辉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写生的形体是立体的、有温度的,一旦以镜头替代眼睛,画面便“只剩造型外壳,没有情绪、没有气质、没有生活、没有灵魂”。
照片消解的是绘画创作中的“观察”,而AI则动摇着创作中的“生成”本身。“AIGC的出现,宣告了自摄影术发明以来,机器与科技对视觉艺术最强烈、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冲击。”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副院长苏睿直言,近期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中,自己画的水墨人物与AI生成作品左右并置,AI的模仿与跟随的能力一目了然。他也从中发现,AI是完美的,但写意画的魅力,就生长在“率性犯错与整体合理的矛盾”之中。尚辉也指出,写生、临摹所累积的那种身体感知与气息,“是AI无法传递的”。
当“过程的缩短”成为时代通病,回望方增先就不再只是一场纪念。“造型概念化、人物精神不足、构图简单、主题挖掘不深,背后共同指向一个问题:我们从生活到创作的过程被缩短了。而方增先,恰恰是在这些容易被省略的环节上,下足了长期而艰苦的功夫。”《中国美术年鉴》编辑部负责人、《美术》杂志责任编辑王曦告诉记者。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教授邸超看来,“AI可以生成各类制式化、流水线式的二流画作,但永远无法复刻方增先作品中的笔墨气韵、生命温度与原创内核。”
从画形象,到造形象
耐人寻味的是,方增先面对的,本就是另一轮“图像冲击”。只是画得更准、更“像”,从来不是方增先的目标。他常说,“过去是画形象,后来是造形象”,创作心态逐渐从准到松,再到得意忘形。在创作中,他不照搬眼前所见,而是把所见消化、重组、再造;而主动探索的这副筋骨,是今天最需要的东西。
二十世纪中叶,西方素描体系强势进入中国画教学,“科学造型”与“传统笔墨”势同水火。方增先给出的解法,是消化之后的创造。正如广西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唐婧所言,“他把西方素描的造型能力,剥掉明暗光影的外衣,抽出结构与线,交还中国画的笔墨。”这不是简单的中西合璧:1954年敦煌之行让他重新认识了传统线条对形体的表现力,翌年的《粒粒皆辛苦》一鸣惊人。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教授唐凝把这套方法论提炼为十二个字:“笔墨与形体形影不离,结构为造型之本。”在她看来,方增先由此建立起一套“适配水墨写意特质、区别于西画光影造型的中式结构造型体系”。方增先以结构而非明暗为造型的支点,把人体理解为体块的组合,弱化调子,让体积感改由透视、结构与线条来承载。线条因此不只是轮廓,它同时暗示转折与体量,又保住了中国画特有的平面质感。
是技法,更是胸襟,抵达“无人之境”
技法和工具,会有迭代的时刻,但绘画中的“生命”不会。盛天晔观展后认为,“在浙派这批老先生当中,方增先的生命层次最为丰富,生命强度也最为突出。”这种强度首先体现为一种勇者的担当:年过半百,他主动跳出已经功成名就的舒适环境,从杭州来到上海,把自己重新归零。
在甘肃画院院长郭殿声的叙述里,这种担当化作了高原上近乎苦行的执着。为了画好藏区,方增先一次次奔赴甘南,在“饭都煮不烂”的恶劣环境里反复写生、反复推翻。无论是《祭天》背后二十年不辍的打磨,还是《母亲》从原型到典型的反复重构,都让郭殿声感慨,“作为一个画家,在这个年纪能出现这样宏大的鸿篇巨制,真是让我们非常敬畏。”
真正的“无人之境”,因此不止于技法的无人区,更指向胸襟的无人区。转任文化组织者后,他推动创办上海双年展,面对自己并不欣赏的当代作品,方增先坦陈:“我不喜欢不等于它没有意义,办双年展就是要坚持艺术多样性。”唐婧把这概括为海派的本色,“敢于突破、乐于包容,并且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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