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被大风吹断，砸死过路大爷，家属把树主人告上法庭索赔200万。树主人大喊冤枉：“你应该告大风，干嘛告我？”这场“人告树，树告风”的离奇官司，法院到底会怎么判？
2014年6月8日，北京通州区一个阴雨天，杨大爷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出门买东西。谁也没想到，这段寻常的路程，竟成了他人生最后一段路。一阵大风刮过，路边一棵大树的树枝突然断裂，不偏不倚砸中杨大爷。他被重重砸倒在地，伤势严重，最终因抢救无效去世。
悲剧发生后，同村村民纷纷捐款表达慰问，其中就包括这片树林的承包者周老汉一家。虽然自家经济并不宽裕，周老汉还是献出了一份心意。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自己竟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杨大爷的家属将他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共计200余万元。
杨大爷家属的理由很直接：“树是你家的，砸死了人，你就得负责！”
周老汉觉得简直荒唐透顶：“树是大风吹断的，又不是我吹断的！你要告，应该去告大风啊！”这种反应听起来像是气话，但在法律逻辑上却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当损害由“自然力”直接造成时，责任该如何认定？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一种“过错推定”责任——简单说，只要树造成损害，法律就先默认树主或管理人有过错，除非你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确实尽到了合理的管护义务，比如定期巡查、治虫、加固等。
别以为“树是大风刮的”就能完全免责。法律真正关注的，是“树为什么会被风刮断”。如果是因为你未尽到合理管护义务，那么你就得负责。
庭审中，案情出现了第一个关键转折。杨大爷家属提交了一份鉴定报告：砸人的树枝内部有大量蛀虫。他们主张：树枝之所以被轻易吹断，根本原因在于虫蛀导致树木腐朽；而树木长虫，是因为树主人周老汉没有及时打药、履行管护义务。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虫蛀是否就等于法律上的“过错”？树木长虫虽是自然现象，但虫蛀到一吹即断的程度，是否因管护失职所致？这需要专业鉴定。如果周老汉或村委会作为管理人，应当发现虫害而未发现，应当 防治而未防治，那就可能构成了法律上的“过错”。这份鉴定报告，一下子把案件从“天灾”的可能性，有力地拉向了“人祸”的追责范畴。
周老汉立即反驳：出事时没有目击者，谁能证明杨大爷一定是被树砸的？万一是他自己骑车摔倒呢？但杨大爷家属提供了伤口对比证据，显示杨大爷头上的伤痕与树枝断裂面高度吻合。在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下，法院基本采信了“树砸人”的事实。
接着，周老汉抛出了第二个“挡箭牌”：承包合同已到期。原来，这片树林是周老汉十年前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林，合同期限十年。而事发时，合同已经到期两个多月。周老汉认为，合同到期后，树木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已自动归还村委会。“你要告，也该告村委会，不是我！”
承包合同到期后，责任如何过渡？周老汉主张合同到期即免责，这过于简单化了。合同到期≠责任到期。法律上需要仔细审查：合同到期后，树木的实际控制权、管护义务是否即时转移？双方有没有办理交接手续？村委会是否明确接收并开始履行管理职责？特别是涉及公共安全的物，一定要做好清晰、明确的交接。口头说说没用，最好有书面交接记录，明确责任转移的时间点。如果存在一个“管理真空期”，那么原承包人和新的管理人都可能需要承担责任。杨大爷家属一听，觉得有理，于是追加村委会为共同被告。一场诉讼，变成了“原告起诉树主人+村委会”的三角纠纷。
村委会也觉得自己冤：合同是到期了，可树毕竟是你周老汉当年种的，也是你在承包期间管护的，现在出了事，怎么能全推给我们？村委会等集体组织责任重大。对于集体所有的林木、公共设施，管理绝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该审批的审批，该巡查的巡查，该处理的及时处理。否则，一旦出事，作为法定的所有权人和最终管理者，很容易被认定为承担主要责任的一方。
2016年7月，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周老汉承担40%责任；村委会承担30%责任；杨大爷自行承担30%，因为考虑到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路边风险有一定注意义务。
这个“四三三”的责任划分，让三方全都炸了锅，纷纷上诉。
2016年12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大幅调整了责任比例：村委会承担85%的赔偿责任；周老汉承担15%的赔偿责任；杨大爷自身不再担责。
二审法院的核心逻辑在于“管理责任的连续性”和“过错轻重”。法院认定：树木的所有权始终属于村委会。周老汉只是承包人，其管护义务来源于承包合同。合同到期后，虽然周老汉提出过砍树申请，但村委会以“树龄未满15年”为由拒绝，且未办理采伐许可，也未与周老汉续约或办理正式交接。这意味着，村委会既未同意砍树，也未实际接管管护，导致树木处于“无人负责却有人所有”的尴尬状态。因此，在责任过渡的问题上，村委会因其所有权人和最终管理者的身份，以及消极不作为，被认定负有主要过错。
其次，虫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树木从生虫到腐朽易断，是一个长期过程。周老汉在长达十年的承包期间未能有效防治，存在一定过错；但合同到期后，村委会作为所有人，在明知树木存在的情况下，长达两个月未采取任何管理措施，其过错更为明显和直接。
杨大爷作为路人，无法预见到路边树木会因虫蛀突然断裂。二审法院认为，让一个普通行人承担30%的“未注意义务”，过于苛责，因此取消了其自身责任部分。
最终的责任划分，体现了司法对“管理责任主体”的严格认定：谁最有能力、最有义务避免损害发生，谁就应承担主要责任。
这场官司，表面上是200万的赔偿之争，实质上是“风险社会”中责任归属的典型样本。当一棵树长在路边，它就不只是风景，更是一份立在大地上的、沉甸甸的安全责任。
法律眼里没有“无辜的树”，只有“有责的人”。每一棵栽在路旁的树，都是一份立在大地上的安全承诺——它承诺不会因谁的疏忽，突然变成砸向人间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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