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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诺贝尔奖委员会给你打电话,说:“恭喜,你获奖了,还有900多万奖金。”

你会是什么反应?

惊喜?狂躁?原地转圈圈?发个朋友圈炫耀?

正常人都会。

但今天我要写的这个人,接到电话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不是荣耀,这是催命符。

他叫帕斯捷尔纳克。

一个你或许陌生的名字,但他经历的事,放在今天任何一个普通人身上,都能把人逼疯。

1958年,他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然后,他成了祖国的叛徒、文坛的败类、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愤怒的人群围在他家门口,像当年批斗地主一样,朝他房子扔石头。

他给委员会发电报,说了一句窝囊又心酸的话:“我必须拒绝这份不该得的奖金。”

为什么?

一个作家最大的荣耀,为什么会变成他最大的罪?

1

故事得从一本小说说起。

这本书叫《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是个俄国人,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现在那种动不动就“我有一个朋友”的知识分子,是那种对土地爱得深沉、对时代有“负债感”的文人。

他花了十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俄国命运的书。书里没有反政府,没有骂领袖,他只是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里的挣扎与坚守。

但就这点“真实”,在那个年代的苏联,就是原罪。

书稿送审,被退了回来。编辑说:你这思想有问题,太个人主义了,不符合我们高大上的价值观。

帕斯捷尔纳克懵了。我写了十年,就换来一句“有问题”?

他没办法,辗转托人,把手稿寄到了意大利。1957年,这本书在西方出版了。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

2

西方世界疯了。

不是因为这书写得有多反苏,而是因为在冷战的背景下,一个苏联作家写的书不能在苏联出版,却能在西方发行——这简直是老天爷赏给西方的宣传炮弹。

西方的媒体开始高潮了,他们把这本书说成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

更魔幻的是,后来解密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部门,为了把这本书打造成刺向苏联的政治匕首,竟然偷偷摸摸地干了一件事——

他们搞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书稿复印件,为了不让苏联发现纸张和字体是西方的,特地选了苏联常用的纸张和字体,在欧洲偷偷印刷了俄文版《日瓦戈医生》,然后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偷偷运到苏联境内传播。

整个过程,堪比谍战片。

一个作家呕心沥血写的书,就这么被两大阵营撕成了政治传单。

而帕斯捷尔纳克本人,还蒙在鼓里。

3

1958年10月23日。

帕斯捷尔纳克正在莫斯科郊外的村子里,突然接到电报: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他。

他当时的心情,是真的激动。他给委员会回电,用了一连串的词:“非常感谢、欣喜、自豪、诚惶诚恐。”

邻居们来祝贺,老婆开始琢磨去瑞典领奖该穿什么裙子。

那个瞬间,他觉得自己十年的辛苦值了。

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超过24小时,第二天一早,有人敲门。

来的人是费定,苏联作协的领导。他一进门,连女主人都没打招呼,直接冲上楼,进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书房。

费定指着他的鼻子说:拒绝领奖。马上。立刻。发公开信抗议。不然,我们搞死你。

帕斯捷尔纳克愣住了。他说:我凭什么拒绝?我已经答应了人家,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忘恩负义的骗子。

费定冷笑一声,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帕斯捷尔纳克见识了什么叫“国家的力量”。

《真理报》发文,说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作家协会开会,全票通过开除他的会籍。文学报用整版刊登那些根本没读过他书的读者的来信,骂他是叛徒。

更可怕的是群众。

那些曾经和他打招呼的邻居,眼神变了。一群又一群的学生,举着标语,冲到他家楼下,朝他家的窗户扔石头。

他什么都没做错。他只是在写书。但他成了全民公敌。

4

这还不是最狠的。

最狠的一刀,来自他最爱的人。

苏联当局知道帕斯捷尔纳克骨头硬,直接威胁他没用。他们盯上了一个女人——伊文斯卡娅,帕斯捷尔纳克的爱人。

他们放话出来:如果帕斯捷尔纳克敢去领奖,敢不听话,伊文斯卡娅就得进监狱。

对一个老男人来说,荣誉算什么?事业算什么?如果连身边的人都保不住,要那些虚名有什么用?

1958年10月29日。

帕斯捷尔纳克走进电报局,给斯德哥尔摩发了一封电报,内容很短:

“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

发完电报,他回到家里,脸色苍白。

他儿子后来回忆说,那天父亲像变了一个人,“眼里显出疲乏与痛苦的神色,对所有的问话都这样回答:‘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我已拒绝领奖了。’”

你以为拒绝就完了吗?

没有。

莫斯科的作家们联名上书,要求政府剥夺他的公民权,把他驱逐出境。

驱逐出境,对一个把俄国当作生命根的人来说,等于死刑。

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崩溃了。他在给赫鲁晓夫的信里写道:“离开我的祖国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用这种极刑。”

他甚至开始写“悔过书”。那些文字根本不是他内心想说的话,是别人写好了,逼着他签字的。

他成了那个年代,最屈辱的“诺奖得主”。

5

两年后,1960年5月30日。

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寓所里,孤独地死去了。

临终前,他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认真地彻底死去。”

我不知道他那一刻在想什么。

也许是解脱。也许是遗憾。也许他在想,如果当初那本书没写出来,是不是就能平平安安地活到老?

但历史没有如果。

在他死后30年,苏联作协给他恢复了名誉。他当年那本被批倒批臭的书,正式在苏联出版了。

他儿子替他领回了那张迟到了30年的诺贝尔奖章。

可惜,他看不到了。

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要放弃诺贝尔奖?

不是因为他不想要。是因为他要不起。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人:有时候,最高的荣誉,就是最大的不幸。

这个世界有时候挺操蛋的。它一边给你发奖,一边给你挖坑。一边把你捧成神,一边把你踩成泥。

但帕斯捷尔纳克输了吗?

我觉得没有。

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他给作家协会写过一封信,里面有一段话,我今天读来,依然觉得浑身发麻。

他说:

“我知道,通过社会舆论的压力,一定会提出把我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问题。我不指望你们能公正处理。你们可以枪毙我、驱逐我、随心所欲地处置我。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决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与荣誉。请记住吧:几年之后你们仍将不得不替我恢复名誉。在你们的经历中,这样做也并不是第一次。 ”

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已经被全世界抛弃了。

但他比谁都清醒。

他知道,时间站在他这边。

历史一次次证明:权力能杀死一个人,但杀不死真相。能剥夺他的奖章,但剥夺不了他的才华。

那个被石头砸、被报纸骂、被同行踩的老人,早就看透了一切。

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不是跪着求饶的懦夫,不是站着骂街的愤青,而是——

即便被摁在泥里,也知道自己终将被擦亮的金子。

我想起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里写的一句话,用它来结尾,再合适不过:

“我不是那种为了成功而写作的人。我写作,是因为我必须写作。”

哪怕写完就是深渊,也要写。

哪怕写完就是死,也要写。

因为对有些人来说,不真实地活着,比死更难受。

愿我们这一生,哪怕拿不到那个奖,也能守住那颗心。

如果你明知做一件事会带来灭顶之灾,你还会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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