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踏实干活、拼命攒钱，不少去日本打工的人还主动学日语，就盼着能把“技能实习生”的签证换成“工程师”签证，这样熬了多年分居之后，就能把家里人接到身边一起过了。
2026年农历丙午马年春节，是阮陈钦一家在日本过的第三个团圆年。他们现在住的是一套164平米的联排小楼，想起疫情那阵子和老婆孩子分开的日子，这位36岁的汉子感慨，当年那些连轴转、不歇气干活的日子，全是为了能达到担保家人来日的条件，现在总算是得偿所愿了。
如今，阮陈钦夫妻俩已经给儿子报了一年级，看着孩子能在身边上学，心里满是踏实。
阮陈钦的赴日之路是从2014年开始的。那会儿他刚从电力专科学校毕业，之前已经在平阳省的一家日本企业干了两年，后来决定以“电气盘组装”技能实习生的身份去日本打拼。为了凑齐出国的费用，家里还借了8000万越南盾。
三年实习期间，他每小时工资才700多日元，差不多合14万越南盾，加班的机会也少，挣得并不多。但他没像其他同伴那样去打零工多挣钱，反倒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在了学日语上。实习结束的时候，他只攒了大概3亿越南盾，比同期去日本的人少了不少，却顺利拿下了日语最高级别的N1证书。也正是这份语言本事，让他回国后顺利进了一家日企做办公室文员。
2019年，儿子才两个月大的时候，阮陈钦又一次去了日本，这次持的是“工程师”签证，在长野县的一家公司做翻译。收入比之前差不多翻了一倍，公司还出钱帮他考了驾照，配了通勤用的车。可没想到，新冠疫情突然来了，他回不了国，当时一张回国的机票，价格最高的时候涨到了几千万甚至上亿越南盾。没办法，妻子只能带着孩子回娘家，靠亲戚帮忙照料。
“孩子生病的时候，我只能在手机屏幕这边看着，那种帮不上忙的无力感，真的太难受了。”阮陈钦回忆起那段日子，还是满是心酸。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更拼了，一门心思攒钱，就想早点达到担保家人来日的标准。到了2022年初，老婆孩子终于顺利来到日本，一家团圆。两年后，他贷了35年的款，买下了现在住的房子，每个月的月供和之前租房子的钱差不多，压力也没那么大了。
马年春节的时候，同样在日本的段芳草和她的儿子，穿上了越南传统的奥黛，热热闹闹地过了个年。
现在，阮陈钦在长野县的公司里，负责管理技能实习生和特定技能劳工的团队，妻子则在一家餐馆做兼职。他们的儿子每个月能领到大概1万日元的儿童补贴，一直能领到18岁，这笔钱足够支付孩子在学校的餐费和一部分学杂费了。“在外漂泊十几年，苦是真的苦，但为了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所有辛苦都值了。”阮陈钦笑着说。
和阮陈钦从技能实习生起步不一样，36岁的段芳草走的是留学的路子。2010年，她本来已经考上了越南国内的大学，却毅然放弃，转头学起了日语，最后成功考上了日本的一所国立大学。靠着全额学费减免，再加上课余时间打工挣钱，她自己承担了四年大学的所有开销，顺利毕了业。
毕业后，段芳草成功进了一家日企，拿到了“工程师”签证。2017年，她和一位也曾在日本留过学的男友结了婚，之后陆续有了两个孩子，还在神奈川县横滨市买了房。等工作稳定下来，夫妻俩又担保她弟弟来日本留学，弟弟毕业后，也顺利进入了进出口贸易行业工作。
现在，段芳草在一所私立大学上班，负责国际护理专业的招生工作，还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日本办理各类手续、享受当地福利的经验。“我们选的这条路，虽然慢一点，但更稳当。在异国他乡，能有家人陪在身边，日子才过得有滋味。”她这样说道。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到2025年为止，日本一共有257万外国劳动者，其中越南人大概有60万，占了23.6%，是外国劳动者里人数最多的群体。这当中，“技能实习生”大概占35%，“特定技能”劳动者占22%，“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也就是我们说的“工程师”签证）大概占18%，还有近11%的人是以“家属滞在”的身份在日本居住的。
虽然现在为期3到5年的技能实习生依然占大多数，但高技能群体——也就是特定技能和工程师的总比例，已经快到40%了，能明显看出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劳动者，正朝着能长期在日本居住、签证可续签，还能担保亲属来日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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