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多起在瑞典长大、却被迫离开家人的年轻人案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震动。面对民调压力，政府正在调整相关规定。
距离9月13日议会选举只剩3个半月，且民调显示左翼阵营明显领先。6月1日，保守自由派右翼与更强硬的右翼政党宣布，将放宽针对在瑞典长大、但成年后失去居留许可的年轻人的规定。
这类被称为“青少年驱逐”的做法，近几个月来在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引发广泛不安。比如，21岁和24岁的伊朗裔姐妹多妮和达里娅·贾维德·贡巴迪。她们一家于2018年抵达瑞典，但在2025年10月被迫离开这个北欧国家。移民部门认定她们与瑞典的联系不够充分，尽管她们的父母仍住在那里，而且她们已在瑞典开始护理专业学习。
另一个案例是19岁和22岁的约瑟夫与萨拉·孔德。母亲去世后，这两名美国年轻人于2019年前往瑞典，与姨妈和年幼的弟弟们一起生活。3年后，身为瑞典人的姨妈正式收养了他们。移民部门认为这一步走错了程序，称收养手续本应在两人迁往瑞典之前完成。两人同样未获居留许可，并于5月初离境。
这些年轻人的处境，是数轮改革叠加的结果。第一轮改革于2016年通过，将永久居留许可改为需要定期续签的临时许可。未成年人抵达瑞典后，一旦年满18岁，便不能再适用家庭团聚规定，必须自行证明其留在瑞典的理由。直到2023年，在瑞典上学或全家都在瑞典，通常还足以构成依据。
但自从右翼和更保守政治力量推动的一项法律生效后，情况已不再如此。这项法律在社会民主党支持下获得通过，严格限制了此前可让年轻人暂缓离境的“特殊情况”条款；只要他们能够证明自己与瑞典存在联系，原本还有获得宽限的可能。除此之外，学生签证或工作许可的申请，如今也必须在境外提交。
对凭借“打击移民”承诺赢得2022年选举的右翼和保守派力量而言，优先目标一直很明确：除了尽可能限制新移民入境，执政联盟还希望加快遣返速度。对象不仅包括无证移民，也包括所有合法居住在瑞典的外国人。相关措施包括向自愿离境者提供350000克朗的返乡补助，约合33000欧元。获得工作许可所需的最低工资门槛，也被提高到33390克朗，约合3000欧元。
起初，瑞典公众的反应较为有限。但随着这些年轻成年人被迫离开家人、前往自己并不熟悉的国家，部分舆论开始转向。短短几个月间，他们成了超严格移民政策“误伤无差别化”的象征，也与政府宣称瑞典仍欢迎“行为端正并为社会作出贡献者”的说法形成矛盾。
面对批评，瑞典民主党领导人、右翼政治人物伊米·奥克松在5月中旬也承认，“某些决定也许并不完全符合法理上的一般概念，或不符合常识”。6月1日，移民大臣约翰·福塞尔最终宣布引入一项“安全阀”机制，允许年轻人在21岁之前继续适用家庭团聚规定，并让所有自2025年1月1日以来被拒绝居留的人，有机会重新提交签证申请。
保守派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回应称：“瑞典必须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凡是能够证明自己、付出努力的人，不论身份或出身，都应得到回报。”不过，自由派日报《每日新闻》认为，这次转向虽然被右翼阵营淡化处理，但对执政多数而言仍是“一次刺痛性的挫败”。保守派报纸《瑞典日报》也作出类似判断，称“似乎很少有人欢迎边境开放，但更少有人愿意看到自己友善的邻居被驱逐出境”。这场政策回调，也折射出强硬移民路线在现实个案面前遭遇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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