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辍学闯深圳，我为美国客人花光积蓄丨人间|深圳市|理查德|美国|茶餐厅|西餐厅|酒店

他对着海问我：“What's this？”我说“Water”，他大笑着纠正我说叫“Sea”。

配图 | 电视剧《繁花》

我第一次看见大海，是在1997年的深圳。我隔着海看对面的香港，只能看见万家灯火。有人说用沿岸的望远镜，花几块钱就能看清楚香港街头，但我从来没去看过。

那一年，我15岁，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我的初中成绩尚可，语文和英语在班上名列前茅，只有数学经常不及格。数学老师家访时，和父母说只要我数学成绩提上来，一定能上重点高中。

可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千里之外的深圳。我的姐姐五年级就辍学打工了，我哥哥初二也辍学去了深圳打工，我在他们寄回家中的信件中，看到了城市的模样，他们穿着牛仔裤，打扮得像电影明星，让我好生艳羡。

我想离开家乡这鸟不下蛋的穷乡僻壤，于是我用尽所学，给哥哥写了一封信。我想那封信应该是写得不错，感动了他。一周后，我如愿以偿地跟着长得酷似刘德华的哥哥，踏上了深圳的热土。

只是，那时的我，还没听过那首南下打工的人大多会吟的打油诗：远看深圳像天堂，近看深圳像银行，到了深圳像牢房，不如回家放牛羊。

去深圳那天，我先从村里坐车去汽车站，车费是爸爸妈妈出的。坐上大巴后，我在上面坐了整整十几个小时，晕车晕得像掉了半条命，一直在呕吐和昏睡中度过。直到车辆进入深圳市区，哥哥才叫醒我，让我快看深圳的标志性建筑物——地王大厦（即信兴广场）。

那是我见过的最高的楼，我顾不上难受，心里激动起来，深圳的繁华就在我眼前了。可是下车后，哥哥却带着我七拐八拐地走进一条暗无天日的小胡同，让我暂时住在他的女朋友艳姐的出租屋里。我心里有了落差，这个小房间只有家里的茅厕那么大，里面除了一张床，全是堆满的杂物。房间外面的过道两侧分别是公用厨房和公共厕所，随地可见的蟑螂在脚底窜来窜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晕车的后遗症还没好，艳姐便拿出她的衣服让我换上，叫我去面试。在我来之前，哥哥和她已经帮我物色了工作，有一家港式茶餐厅在招水吧学徒。

我壮着胆子参加了面试。经理很和善，他看出了我的局促，在问过我的家庭情况后告诉我，我被录用了，前3个月试用期工资350元/月，转正后工资550元/月。

我很高兴，350元于我来说已是一笔巨款，我在家时一个月的零花钱只有10元。那时，一斤稻谷才卖6角钱，要卖掉500多斤稻谷才能有350元。于是，我庆幸自己来了深圳。

这家茶餐厅在蛇口海上世界附近，看似普通，生意却非常好。客人大多是休息时到海上世界的“明华轮”打卡拍照的打工者。我在餐厅中央的吧台工作，负责做三明治、炸多士和薯条，打生啤和可乐，调制奶茶和各式港式饮料。

上班的第一天，我感觉自己像走进了香港电视剧。同事们都说白话（粤语），我听不懂，像个木头一样杵在那里。吧台内眼花缭乱的各式饮料和杯具器皿，让我内心生出无尽的茫然和自卑。

上班的第一周，我笨手笨脚，连给师傅打下手都做不好（师傅指带我的领班）。我至今记得，师傅调好一杯阿华田后，叫我放上搅棒与吸管，我因为不知道“搅棒”是什么，只能杵在那不动。师傅没好气地看我一眼，用白话嘟哝了一句说：“哗，你做咩咁大乡里呀？”

他从旁边的盒子里拿了根搅棒放在饮料里，我才反应过来，搅棒其实就和我们老家冲药吃时搅拌用的筷子是差不多的。我心想，城里就是不一样，什么都叫得那么高级、洋气。

很快，师傅的那句“大乡里”在服务员中传遍了，成了他们对我的称呼。我听不懂，便问艳姐，她告诉我那是“乡巴佬”的意思。我心里很难过，也暗暗发誓要好好学艺。我开始带着笔和本子上班，把一些工作步骤及时记录下来。比如，冻柠七，就是七喜加3片柠檬片，在杯口放一颗罐装车厘子做点缀，在杯中放吸管和搅棒。一个月后，基本的饮品我都会做了。

一天，师傅临时有事，叫我早上一个人先顶着。我很紧张，生怕自己犯错，尤其是怕客人点三明治，我只看师傅做过，但从没自己操作过。幸好，那天服务员都知道我是“大乡里”，所以有客人点三明治时，他们便说“沽清”了。可幸运对我的眷顾是有限的，总经理来了，他早上只吃三明治加咖啡，我必须硬着头皮做。

总经理点的是鸡蛋火腿三明治，备注了“太阳蛋”。我不知道什么叫“太阳蛋”，也不敢问别人，自作主张地把鸡蛋煎得两面焦黄。做好后，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批判。果然，餐被退了回来，负责的服务员气呼呼地说我：“你知道什么叫太阳蛋吗？太阳蛋就是只煎一面，另一面不煎，像太阳一样的形状。你看你煎的这是什么，咬都咬不动……”

那一刻我想，他们叫我“乡巴佬”是有道理的。

1997年9月，我迎来了我在深圳打工的第一个轮休日。按理说，我是学徒，前三个月都没有休息，但因为我学了两个月便已经能独当一面，师傅破例给我放了一天假，并告诉我以后每个月都有两天假。

那天，我早早就背着包去了海上世界，面向白茫茫的大海，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我很想家，却又很不敢回家，我放弃了读高中，听从命运的指引来到了深圳，我想留在深圳。

一声“Hello”打断了我的思考，我愣了一下，回过神来发现说话的是一个刚晨跑完的老外。我初中所学的英语有限，只听得懂他问我来自哪里，叫什么名字，还有他叫理查德。我紧张得直搓手，脸都涨红了。理查德见我这般狼狈，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笑起来很亲切，在他的感染下我也放松了。理查德不会中文，我们用英文简单沟通，但因为我发音不标准，词汇量也不够，总是词不达意，我急得连连用手比画，他觉得很有趣，可能是从来没见过我这么土气、傻得可爱的人。他甚至开始考我的英语，他对着海问我：“What's this？”（这是什么？）我说“Water”（水），他大笑着纠正我说叫“Sea”（海）。

那天，我和理查德在海边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说他39岁，来自美国洛杉矶，在美国有一个电子工厂（当年的蛇口聚集了很多外资、中外合资还有台湾的工厂），所以经常来中国谈业务。他在深圳和一些不错的工厂有合作，他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试试。我在老家时听过工厂流水线工人的悲惨遭遇，发誓不进工厂，便婉拒了他的推荐。我告诉他我就在这附近工作，我喜欢我的工作。他表示有机会会来我工作的餐厅，尝尝我亲手做的饮料。

过了几天，理查德真的来消费了。餐厅里的其他服务员都不懂英文，只有我能和他沟通，这改变了餐厅的人对我的印象。一次理查德点餐时，正好碰上总经理。他们都吃三明治，因此攀谈起来。总经理的英文水平相当好，他们交谈的内容我根本不懂，只知道他们谈到了我。第二天，总经理第一次称我为“小妹”，此后，餐厅再没人暗地里叫我“乡巴佬”，我的名字变成了“小妹”。

我对理查德充满了感激，再见面时，我提出想跟他认真学英文的请求，他欣然同意，并且还说他正好想学中文。理查德送给我一个文曲星，专门用来翻译。在互相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我了解了更多理查德的情况。他家有五口人，都有自己热爱的事业和学业。每天清晨，大家就像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各自开着车奔赴不同的方向。但无论白天多忙，晚上一家人都会回到同一个屋檐下，围坐在餐桌前分享一天的见闻。他说，只要有机会，他们全家就会一起出去度假，去欧洲看古希腊和罗马的遗迹，或者去瑞士看雪山。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他们一家人曾一起去过冰岛，那里的极光和冰川让他至今难忘。

理查德赠送的文曲星｜图源作者

理查德问我，为什么不上学，我说我家是农民，因为旱灾，还完公粮后家里的余粮不够全家人吃一年，所以我便想出来打工赚钱。我隐约看见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他没再说什么。

理查德于我而言，是打开新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我在他身上意识到，原来普通人的日子，也可以过得比电视剧里还要精彩、还要有尊严。

我在茶餐厅工作了一年多后，在理查德的建议、鼓励和艳姐的帮助下，我进入了一家当时飞速发展的快餐连锁品牌工作。这家连锁快餐创立于1996年，是当时深圳极具代表性的本土快餐企业。我换工作时，是1999年，它正处于快速扩张和品牌塑造的黄金时期，差不多有30多家店。

在这里，我每个月有了四天喘息的时间，但代价是高强度的倒班：早班是从早上6:30至15:30，中班是11:00至20:00，晚班是14:30至22:30。虽然单次上班的时间，看似比茶餐厅的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一二点要短，但工作强度却呈几何级数增长。这家店总是排长队、拼桌，火爆的场面让做服务员的我们随时都处于像“打仗”一样的忙碌状态。

我和理查德当时已是关系相当紧密的朋友，我上中班时也会早起，去海上世界，对着海大声练习英语，理查德晨跑路过时会称赞我或纠正我的发音。那段时光，海上湛蓝，心里纯净，未来可期。

我的收入也在加入快餐品牌后得到了很大的提升，2000年，我每个月收入有1200元左右，我将一半寄回了老家，一半投资在自我提升上。我报名了英语和计算机办公软件的培训课程，学会了五笔打字和Word排版。

2001年下半年，理查德在蛇口的业务告一段落，他要回美国了。临走前，他请我吃自助餐。这顿自助餐再次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那般富丽堂皇的酒店，自助餐台上摆满了各类菜式，令我眼花缭乱。我紧张得不知所措，只好拿着盘子跟在理查德后面，他拿什么我就拿什么。结果，当我所点的和理查德一样的现煎牛排端上来，我笨拙地用刀叉切开时，却发现里面带着血丝，我不敢入口。理查德看出了我的尴尬，他叫来服务生，用眼神示意我勇敢沟通。原来牛排有五分、七分、全熟等选项，而五分熟是许多老外的常选。重新煎过的牛排浇上黑椒汁，香滑可口，那味道令我终生难忘。

我在梦幻般的感觉里小心翼翼地用完这丰盛的自助餐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听到内心有个声音：来这工作吧，我喜欢这里。

在理查德走后，我开始拼命学习酒店英语。我买了西餐礼仪的书，对着文曲星翻译跟读。为了向理查德请教不懂的问题，我平生第一次去网吧，谨慎摸索了半天注册了雅虎邮箱，用我非常有限的词汇量给理查德写了一封也许语法错误百出的英文邮件，署上了我给自己取的英文名：Anne。

一周以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来网吧查看邮件，真的收到了理查德的回信。此后，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来网吧写信给理查德，他也总是给我回复。

为了学好酒店英语，我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拿到各个酒店的西餐菜单。只要看到看起来不错的西餐厅，我就壮着胆子走进去，和服务员说我想要一份点菜单，能带走的那种。西餐厅的菜品都差不多，我很快就把它们背下来了。渐渐地，我越发清晰地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那就是做一个星级酒店西餐的管理者。

学习酒店英语的部分材料｜图源作者

只是，我在潜意识里认为，酒店的大门是不对我们这些乡下人开放的。我只能一边拼命收桌子、摆台、端茶倒水，一边为当时的梦想悄悄努力。

我当时所在的餐厅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员工可以向内部报纸投稿，过稿会给一笔稿费。我曾在员工征稿活动中入选了一篇名为《如何做好一名服务员》的文章，收录在书籍的第一篇。从此，我在这里有个外号叫“小才女”。

下班后，我趴在宿舍的上铺，写我来到深圳后的所见所闻。那时我将头发染成黄色，穿工装裤、露脐装，自己认为非常潮流。我将这篇命名为《潮流》的文章投给了《南方都市报》。当时的责任编辑竟然给我回信，还鼓励我坚持写下去。那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豆腐块大的版面也足以让我激动万分。当报纸样刊和稿费单陆续送到店里的收银台时，消息像炸了一样传了出去，一时间各大分店都知道了我的名字。从那以后，总部的领导注意到我，他是文学爱好者，来分店的时候会与我交谈，鼓励我多写作。大家都说我要晋升了，果然，在2002年7月，我升了分店领班。

成为领班仅仅一年，我就离开了这里。2003年7月，我在报纸上发现景田酒店的温莎西餐厅在招工，我按捺下激动的心，等到休息日便去应聘，并成功应聘上了迎宾（在餐厅门口迎接客人并带客入座）。应聘成功后，我如实告知酒店HR，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办理离职交接，HR同意了。

我带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提交了离职申请，可部长不同意我离职。不出意外的话，已经是领班的我在下个分店开业时将被提为副部长。部长找我谈话，说我的离职需要总部批准（一般情况下，员工离职部长签字就可以）。我没有办法，只能前往八卦岭总部走审批流程。总部的人事部长劝说无效后，终于在我的离职申请上签字了，最后那位提拔我的总部领导也出面和我聊了许多，见我心意已决，只好同意了。

当年这场离职，使我的内心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拉扯。理智告诉我留下来，几年时间就会做到楼面经理的职位，我其实很想要那个结果。但是酒店西餐梦一直在向我招手，尽管知道去了那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我依然义无反顾。

2003年的国庆节后，我来到了景田酒店温莎西餐厅，正式成为了一名迎宾。每天早上，我都准时站在迎宾台前，接待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顾客来用自助早餐。我主要负责收早餐券、把客人带到座位，引导他们去自助餐台取餐。当年有许多日本和韩国的老年团（夕阳红团）入住酒店，酒店房费包含了自助早餐，所以每天早上都会有大量的外籍顾客要接待。

我早就掌握了大部分酒店英文会话和西餐菜单，上手很快，不久后就被提拔为餐厅领班。升职加薪后，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台诺基亚手机。

换工作后的琐事太多，我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理查德了。想到这件事，我一下班就匆匆去网吧查看邮件，邮箱里躺了两封邮件，一封是3个月前的，说他又来中国了，这次在深圳松岗谈一个业务，如果成功的话可能会长住在那儿；另一封邮件说他又回美国了，等这边业务敲定了再回来。我写信告诉他我在景田酒店上班，期待他来中国时入住该酒店。

2004年2月，我再次见到了理查德。那天，我上早班，6:30的西餐厅亮着梦幻般的灯光，《加州旅馆》这首经典的英文歌回荡在餐厅里。我突然看到靠窗的一位顾客长得酷似理查德，他端着酒杯正在慢慢品着红酒。我走近一看，发现真的是他。那一刻，餐厅里的音乐旋律仿佛都静止了。我激动得当场落泪，隔着朦胧的泪眼，我看到他的眼眶也湿润了。

他在美国的业务已经谈妥，新年过后便飞来了中国。听闻我跳槽的经历，他连连赞叹我的成长与变化，我也问起他的近况，他与我分享了他的太太和孩子们的事，脸上洋溢着幸福。说实话，他说的话我大部分我都没有听懂，毕竟我的英语水平大多和酒店英语相关，其他话题只能进行基本沟通。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善良、正直且有家庭责任感的人。

理查德这次来中国是为了签一个大单，要在中国待很久，他成了酒店的常住客人。那天，我值班到很晚，来到西餐厅吃宵夜的时候发现理查德靠窗而坐，神色和往常不大一样。他呆呆地望着窗外的滂沱大雨，甚至没有察觉到我已经走近。这是我第一次在他身上看到无助和绝望。

我意识到他遇到了麻烦，随后，他悲伤而愤怒地向我述说着他的遭遇，他一遍遍比画，我一边听一边努力查字典。续了十几杯柠檬水后，我终于弄懂发生了什么事情。

理查德所合作的工厂是个骗子，他将所有的钱打到了对方指定的账户上，第二天到公司准备签约才发现人去楼空。

我第一反应是报警，理查德告诉我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但是他的身上只有人民币5元钱了。酒店的入住押金只够再撑两天的房费，他马上就要无家可归了。

我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度怀疑我是不是理解错了，起身叫来当班的大堂经理帮忙。她告诉我没有理解错，还提醒我小心点。

很快，理查德被骗的事传遍了整个酒店。因为拖欠酒店的房费，又不愿意联系大使馆，他被赶出了酒店。理查德掏出他的护照交给我，让我帮助他度过21天危机。他强调说21天后他就能收到从国外汇过来的钱。如果向大使馆求助，他可能会直接遣送回国，但是他不会这样回去的。

我问他这笔钱是哪来的，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打给你。他告诉我这是一笔政府补贴。理查德的脚有一点点残疾，不细看看不出，每个月月初美国政府会有一笔补贴会自动打到他卡上，他还要21天才会收到这笔补贴。

虽然朋友劝我远离他，不要惹祸上身，但我依然决定相信并帮助理查德。由于没有住处，理查德只能每天寻找肯德基和麦当劳过夜，我则一边工作，一边四处奔波，帮他寻找合适的房子。那时在深圳根本找不到只租一个月的房子，一般是半年以上起租，还要交3个月押金。

与此同时，酒店的风言风语开始多了起来。他们说理查德是一个骗子，叫我远离他。HR（人力资源）找我谈话，说酒店有意栽培我，希望我多注意影响，不要自毁前程。我这才知道是有人谣传我和理查德存在不正当关系。

朋友也天天劝我远离理查德，说他肯定是个骗子。但我很多次都看到他眼里的泪光，那眼神里的无助是真实的。我下定决心尽快为他找到房子。

理查德对生活有点挑剔，一般的小房间他不住，而且每天都要喝红酒。他没有上班族的时间观念，会在不同时段给我发信息。有几日酒店宴会特别多，我没有办法请假，就给了他500元让他先照顾自己两天。可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他的短信，只有一个单词“Noodles”（面条）。

他总是这样发给我一个单词，如果是Noodles说明他饿，如果是酒瘾上来就发wine（红酒），累了就发big house（大房子）。我对着信息哭笑不得，大致猜到他应该是在某个酒店消费了红酒，把500块都花光了，没钱吃饭。

我负担不起理查德一天一瓶红酒的费用，只能让他改喝啤酒，并叮嘱他要节约用钱。每天下了班，我便带着他去夜市吃3元一碗的砂锅面，喝3元一瓶的啤酒。

因为照顾理查德，我的积蓄所剩无几。外部的负面评价，加上存款见底的危机感，我开始陷入了怀疑，最终忍不住冲他发脾气，诉说我的不容易。但他根本听不懂。那个瞬间，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对他也失去了信心与耐心。

4月1日，愚人节当天，理查德早早来到酒店，让我请假。他告诉我今天就可以取到钱了。我跟着他来到银行柜员机旁边，看见他把银行卡插进去，兴高采烈地比画着。我心里有一股不好的预感，果然，账上还是没有钱。

他很失望，向我解释，可能是因为月初这笔钱只是打在他在美国的账户里，得让家人将钱取出，再汇给他。这中间可能延迟到账了。我问他，之前为什么不能直接向家人求助。他说他不想让家人担心，在美国，他们经济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他只能等救助金，这样家人才不会担心。

这个理由无法让我信服，我什么也听不进去，至此认定他就是一个骗子。他再次拿出他的证件和护照请求我相信他，而我已经失去了信心。

回到酒店，我接到男朋友的电话，他让我马上辞职离开酒店。原来是同事将我一直援助理查德的情况反映给总经办，人事部商量后害怕我被骗，通知了我的紧急联系人。男朋友当时人在部队，无法抽身，但他很为我担心，语气很坚定，一定要我离开酒店，说否则就告诉我的父母。

纠结了几天之后，我决定辞职，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与此同时，理查德每天都承诺我明天就有钱，但一个个明天过去，我依然没有见到他兑现承诺。

酒店很快批了我的辞职报告，临走前，总经理还对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祝我以后飞黄腾达。

4月8日，我和理查德告别。他一下子慌了神，他请求我再给他一点时间，说一定要等他的钱到了再走，但我已经心灰意冷，告诉他，我已买好了4月10日到湛江的车票。理查德没有再坚持，而是再一次带我走向柜员机，结果依然是没钱。

4月9日，他匆匆给我打电话，让我立马赶到柜员机旁边。我气得想骂人，但最后还是去了。他表情严肃地插卡，我极不耐烦地看他“表演”。没想到的是，这次柜员机吐出一大沓钞票。随着理查德的操作，钞票被不断地吐出来，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现金。尽管理查德并没有告诉家人他被骗，只说遇到了一点困难，让家人将补助金打过来，可家里人还是给他多打了款，他收到的钱远比他的补助金多。

那一瞬间，我的内心有内疚，有后悔，更多的是信念的坍塌。我蓦然发现理查德一直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而我却配不上最初的那份真挚友情了。

理查德取完钱后，掏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载了所有我为他花的钱，总金额5026.6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是租房子，花了三千多（因要交三个月押金且最低要租3个月）。理查德给了我一万元钱，他说要double（双倍）感谢我。我坚持只拿了为他所花的5000元。

当晚，我和理查德一起吃过饭后，我伸出手来与他告别。他在轻轻一吻时有泪水滑落在我的手背上。

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前往湛江，而他也准备飞回美国。

后来，我们的确再也没有见过。我们唯一的联络方式就是邮箱。他被骗的案件后来侦破了，他的损失也被追回，他重新回到深圳，并在龙华开了一家工厂。

2013年6月，他的助手想要回湖北老家生孩子，他发邮件给我，邀请我去给他当助手，还给我汇了2000元作为机票钱。我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