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狗阵》）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民间习俗与主观想象等的多重撕扯中，一个当代中国人面对父亲离世时，真实的感受究竟是什么？那些被文化规定的“应该有的感受”，和一个人“实际有的感受”，之间到底隔着什么？回看那五年的经历，黄鱼通过写作，把自己摊开了。
✎记者 | 段志飞
✎编辑 | L
十多年前，作家黄鱼的父亲被确诊为前列腺癌。彼时，他们刚搬入新居不久，黄鱼做了一个决定——和父亲一起，将门前的草坪改造成一座花园。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五年里，造花园、治病、选墓地三件事缠绕在一起，一个关于如何送别至亲的故事就此展开。为此黄鱼一直想着“写点什么”。但直到父亲去世后好几年，他都迟迟不能落笔。
“写的过程就是去理解”，黄鱼说。而造花园的过程则类似写作，也是一种理解。它接纳了一位从新居走向坟墓的父亲，一位目睹父亲正在逐渐离去的儿子。它让疾病和死亡的到来，成为寻找希望和意义的过程。“坟墓被称为阴宅，是另一种家园，花园则介于新居和坟墓之间。”黄鱼写道。这句话几乎概括了《花园与父亲》的全部张力。
《花园与父亲》
黄鱼 著
读这本书并不轻松。我常常读几段就要停下来，让某种说不清的情绪沉淀下去。这本书的非虚构底色，让它天然对读者的私人记忆构成某种“冒犯性”，因为它太诚实了。黄鱼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孝子。相反，他剖开了内心那些隐秘的褶皱。成为“顾命大臣”时隐秘的兴奋、面对父亲病痛时的疲惫与烦躁、向父亲隐瞒病情时的挣扎……这些情绪，在传统孝道叙事里是不被允许的。但黄鱼把它们写了出来，而且写得毫不避讳。
让我震动的还有另一个发现。黄鱼有社会学的背景，这本书的写作动机远不止于记录一段私人记忆。在采访中他反复提到，他想做的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观察的客体”。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民间习俗与主观想象等的多重撕扯中，一个当代中国人面对父亲离世时，真实的感受究竟是什么？那些被文化规定的“应该有的感受”，和一个人“实际有的感受”，之间到底隔着什么？回看那五年的经历，黄鱼通过写作，把自己摊开了。
采访中还有一刻也让我印象深刻。黄鱼告诉我，这本书出版后，他曾多次被邀请面对公众谈论这本书。他仔细体会，觉得内心里多少有些抵触和排斥，因为“这件事情，还确实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他更愿意谈论的是这本书背后的公共性话题——通过观察我是什么样子的，来体会我们大家是什么样子的。
这句话，或许就是理解《花园与父亲》最好的入口。它不是一个儿子在讲述自己和父亲的故事，而是一个写作者在用自己的一段切身经历，试图为一代人寻找一种可以言说的情感方式。
（图/黄鱼）
以下是《新周刊》与黄鱼的访谈实录。
把自己当作样本
新周刊：作为这本书的读者，很容易会反观自己跟父亲的关系，会觉得好像以前的某些感受被蒙蔽了，是钝感的。读这本书的过程，也让我对身边亲人的言语、举动和想法，变得更加敏感了。我猜想，这算不算是你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之一？
黄鱼：你说的这个，确实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之一。因为我大学学的是社会学，在生活中有很多想法不可避免会带有一点这门学科的痕迹。我总的感觉是，我们中国人的情感方式在发生变化，而父子关系是其中的核心。
从几千年来的传统来说，我们这个社会是建构在家的基础上的，家庭伦理被放大成了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但现在大的背景在变，原来的结构性根基还在不在？作为一个当下的人，他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感受到的，是你的感受，还是文化要求你这样感受的？这里边有一个区分，但这个区分很难。
我写这本书，最想表达的就是这一点。作为一个当下的中国人，受过一定的教育，接触过多元文化，但这些思想到底有没有真正扎根？只有在真实的生活情景里才能得到检验。父亲生病这件事，就是一块“试金石”。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样本，或者说当成一个观察的对象。
当父亲病了，作为儿子你必须有所作为。你必须去承担，这个角色任何人替代不了。你必须去做决定，这个决定的后果得经受住方方面面的衡量，包括经得起所谓“历史”的检验，也就是得保证你事后不至于懊恼不已。你必须一次性做出选择，不是练习，不是预习，不能推倒重来，没有第二次机会。你必须在各种撕扯中做出决定——传统文化、民间习俗、现代医学以及各种现代性叙事，都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有很多参考答案，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各种关系人给你出了各种主意，而你是那个最终拿主意的角儿。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内心会经历什么？
新周刊：在中国，很少有人会拿自己作为样本去探讨父子关系。可以理解为，你是想穿透那些加诸在身上的各种观念，去直面自己真实的感受吗？
黄鱼：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人，对待父亲的疾病、对待父亲的死亡，肯定有别于传统叙事里的孝道伦理。也不同于我们从现代思想里读到的，比如精神分析学里的“弑父情结”，或者存在主义作品里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我其实是在探讨，在一个真实情景里边，作为儿子，对待父亲即将离去这件事情，他真实的情感反应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能够如实地做记录，但其实这个所谓“如实”，也是打问号的。因为我们现在说后真相时代，“真相”是什么样子的？它受文化影响，受观念影响，受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影响，甚至受写作本身的影响。
超越与相似
新周刊 ： 书里出现过很多次，你试图用自己的见识和审美去超越父亲，我也会有这种心理，觉得自己在很多层面上早就超过父亲了，但又总是想去向他证明，如果得不到他的认可，依然觉得自己是失败的。怎么去解释这种心理？
黄鱼：我也给不出一个好的解释。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真实感受到的过程，我更想把那些感受还原出来。
（图/《那人那山那狗》）
你说的超越，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生长。生长的结果是突破，突破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父亲。从动物世界的角度来看，那种敌意是很根深蒂固的，那是一种生存、一种取代。在传统叙事里边，这种敌意是被遮蔽起来的，但实际上君臣父子的那种争斗是很残酷的。
审美上的超越属于最根本的——我看不起你的穿着、你的打扮、你的趣味，这是最彻底的超越。但现实中的父子关系，被我们的文化包装成了只是好的样子。
新周刊 ： 那“越来越像父亲”又怎么去理解？
黄鱼：对父亲的敌意，首先来自他对你的教育和规定。一个人受到制约，自然会对制约他的人产生敌意，因为他限制你的生长，这就是所谓的“弑父情结”，也是青春期的叛逆。
但我们中国人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这是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你年轻时觉得这个边界可以不断突破，但到了一定阶段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没办法突破。这个边界是什么？就是你的父亲。
你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就是越来越跟这个边界合为一体。从文化角度说，你来自父亲，父亲是什么国度、什么民族、什么文化特质的人，也从一开始决定了你大概率是什么样的人。从生理角度说，你的基因遗传自父亲，这是没办法改变的。所以超越父亲，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假命题，你要超越的其实是一种社会语境下的自我。
摄于书中提及的四明山山麓，雾中古树沉静伫立，一如父亲。 （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写了很多后知后觉式的感受——当时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做，后来才懂。你是不是觉得写下来本身，就是一种理解父亲的过程？
黄鱼：是的。但我对“理解”这个词本身也是存疑的——你对一个人的理解，是出于某种需要，还是真是如此？很多文艺作品，会特地去捕捉那种“父爱”的瞬间，但它是被某种需要影响的。
我更愿意去理解的部分是，父亲当时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做出这个反应？他考虑的是什么？
所以我是在写这本书、回忆父亲的时候，才真正理解父亲在当时某个情景当中，某时某刻的某句话，他内心可能的真实想法，所谓的感同身受。那是所有理解的起始，也是“爱”这种情感之所以发生的基础。
无法安慰的孤独
新周刊 ： 在书里，父亲生病后特别在意花园里的植物，他给它们搭架子、浇水。我的理解是，那是父亲对“活下去”的一种寄托。现在花园怎么样了？
花园现在的花。 （图/受访者提供）
黄鱼 ： 当父亲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对花草树木这般的生生不息生出强烈的羡意。作为一个即将消亡的生命体，面对一个不断生长的旺盛生命体，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反应。看到一个藤没有地方攀爬，他会想方设法给它找一个可以攀爬的架子。这是我觉察到的在花园里的父亲的样子。但这种觉察，可能就是我的想象。
花园中结出的果实。 （图/受访者提供）
现在花园基本上还是保留着原来的样子。我要去改变它的话，就会多一道心理关隘——当初父亲在的时候，花园是这样子的，我现在要把它变一变，那我要给自己一个充足的理由，得跟父亲“说一声”。
花园里的石板路。 （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在给父亲“治病送终”的过程中，你有总结出什么遗憾吗？
黄鱼：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不想从社会安排的层面来讨论居家养老或者机构养老之类的问题。我更想谈的是我们怎么对待死亡。
死亡从来不是单一面相的，它不可避免被文化的、时代的滤镜染上色彩。我们的主流文化是无神论的叙事，但民间又是另外一套习俗。作为一个转型社会中的普通人，对待死亡的认知自然也会跟父辈有代差。而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受过现代性思潮启蒙的儿子，在面对死亡时的处理方式上，更会与传统父亲有所不同吧。也就是说，在“治病送终”这件事情上面，我和父亲很可能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
我觉得没办法弥补的一件事情是：我和父亲在这件事情上面没办法沟通，没办法讨论，没办法得出一个一致的结论。我们缺乏一套共通的精神体系，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没办法恰当地去安慰、去关怀。假如我们都是佛教徒或者其他信徒，那你或许可以借用宗教的方式去安慰。但两代人之间如果达不成共识，就很难去安慰。
在书里边，凡是涉及到精神层面、信仰层面的事情，儿子都是委托给别人来做的。比如造花园时由包工头负责解释其中的各种讲究，找墓地时由风水先生负责安排时辰、方位。看病过程中，儿子会不自觉地把医生奉为神一样的存在，希望医生除了解决医疗上的事，还能解决精神上的问题。父亲则往往去寻求病友、朋友的安慰。父亲自己主动寻找的精神上的寄托，他找的是别人，而不是儿子。
委托和分包，也许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隐喻。甚至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如何做，才能从精神层面安慰到他。
新周刊：在中国社会，这种精神上的抚慰，其实很难在父子之间完成。从更大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是没办法完全安慰到另外一个人的。
黄鱼：这就是一个现代性的话题了。我们怎么寻找一种现代的情感方式、精神方式？
我们一般是通过把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来解决情感表达和精神需求。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父亲也好，儿子也好，各自找到他愿意归属的那个群体了吗？他们归属的是同一个群体吗？面向未来，人是否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自立的人对自己负责，他唯一的依靠就是自己？
我们的传统是有一整套规定的，但当你发现自己不相信那套东西的时候，你就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至少在父亲生病乃至最后离去的五年时间里，为父亲寻医问药这些表层、浅层的行为我是做到了，但是在深层、底层，我不知道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情感反应，甚至不知道做出什么样的表情才是恰当的。在社会层面，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温情，问题是，它该如何恰当地表达。
写作成为“延续”与“寻找”
新周刊：同样作为父亲，你和你父亲之间的情感、情绪会如何往下延续？有没有想象过自己老了以后，子女会面对同样的事情？
黄鱼：我有一个基本的倾向，人还是要更少地去麻烦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
我们终究是要以一个独立的个体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并不是要把家人都捆绑在一起。对待死亡要有边界感，你是一个人走向它的。我希望最后能够自己处理这件事情，尽量少地麻烦别人。
这跟前面讲的“把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并不矛盾。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个体，归属到普遍意义上的群体中去。我希望最终能够自己去面对。
新周刊：通过文字，也是一种很好的传递方式。尤其对正在或将来要面对父母生老病死的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黄鱼：当代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原住民，现在又有个词叫“AI原住民”。他们的情感方式，是习惯按照游戏里的设定，指引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扮演成某个角色，很少有机会察觉到，一个真实的人，处在一种真实的生活中，其中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是无穷无尽的，是在不断变化的。
（图/《比如父子》）
当我被要求给出一个好的建议，或者自己不自觉地试图给出一种好的答案、一种值得推广的价值时，我会非常警觉。因为所谓的“好”，很可能其实是被规训出来的。这本书也并不是能给人答案的书，我表达的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感受到的疑惑。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作为一个人，我们不要去听那些人云亦云、约定俗成的东西。你去真实地感受，这才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价值。社会是多元的，就像一个生机勃发的原始丛林，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的维系、更替需要多样性、复杂性、丰富性，需要允许不同的感知方式、不同的表达，甚至不同的迷茫存在。希望年轻人多去感受这富于变化的生活吧。
新周刊：如此一来，关于非虚构写作在时代当下的价值，好像就显现出来了。
黄鱼：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AI写作，它很有效率，在很多应用场景里，它的效果确实也很好，管用，应景。但AI写作顶多是对已有经验的重新排列组合——人的经验呈现为语言，AI写作只是对已有词汇、修辞的重新排列组合。生命是个奇妙的过程，AI没办法去体会。它充其量只能去复述而已。人活着，你的生命在发生，你年轻的时候生命勃发，你面临生离死别，你经历爱情、经历愤怒，你通过视觉、听觉、触觉，通过无数个通道来感受生老病死，所有这些都在你身上发生以后，作为有机体，你的血压、体温发生变化，同时，作为大自然中唯一具有意识，会使用语言的生命体，你还会做出什么进一步的反应呢？
我想你会去表达，就像生物学意义上的那种表达一样，你会把它呈现为文字。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机器没办法穷尽的。写作就是要做一些机器没办法做的事情。它是对活着的表达。
写作是一种寻找，是在丰富人类的经验。真实的人，他的多样性、复杂性、丰富性是无穷无尽的，是在不断变化的。在描述我们的经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不断地丰富我们的词汇、丰富我们的语言，创造一些新的词语，来命名我们的经验，命名我们所处的生活现场。
当然，写作也让两个陌生人能够产生一种连接和共情。这本书如果能够有益于读者发现，并珍视自己的感受，那也是写作的一种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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