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抗日根据地之一|华北|晋察冀

民国初年，地理概念上的华北地区包括山西、察哈尔、绥远、直隶、热河五省，然而到了抗战时期，“华北”一词的“政治”概念更胜于“地理”概念。日本侵略者将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五省视为傀儡伪满洲国的缓冲区，称“华北五省”。

抗战时期，“华北”与“东北”的政治性之重要更胜于地理地域划分，在政治上，“东北”一词是为要收复失地而显著的，“华北”一词是日本鼓吹“华北自治”为要侵略我们而显著的。

这里举例说明，抗战前后华北农村经济与民众生活：

抗战前华北农村土地兼并盛巨，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农民沦为赤贫的孤苦无依者越来越多。

晋察冀边区巩固区为例，某35个村庄地主在总户数中占2.42%，占总人口的3.61%，占全部土地的16.43%；富农占总户数的5.91%，占总人口的8.45%，占土地的21.93%；中农占总户数的35.42%，占总人口的40.57%，占全部土地的41.61%；贫农占总户数40.47%，占总人口的35.71%，占全部土地的17.92%；小手工业连同小商人合计在内，占总户数的0.72%，占总人口的0.17%，占全部土地的0.26%。占人口将近一半的贫农土地占有量却只有17.92%，地主、富农人口量不足总人口的10%却占有土地总数的38.36%。

土地兼并严重，农民难以维持生计，生活本已艰难，然华北农村洋货倾销，更是入不敷出。鸦片战争后，西方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攫取经济利益，各种洋货倾销全国，华北也受到冲击。1905—1911年的七年时间中，倾销到山西的洋货以海关价计算，银两达35051728两，七年中被洋行攫取的白银最低也在5000万两到6000万两之间。如此多的货品进入山西，以致“十室九邑，八口之家，无一人之身无洋货者，民安得不贫” 。

经济侵略、洋货倾销逐渐由城市转入农村，华北地区农作物滞销，价格低落。

1932年山西的农产品价格，比1929年每市斤平均下降了49.46%，这是导致山西农村经济破产的重要因素之一。至1933年，山西农村借债户占61%，借粮户占到40% ，农民借贷度日，十分艰辛。

1929—1932年山西农畜产品价格比较表

（单位：元/市斤）

山西、河北是典型的农业省份，95%的人口都是农民，农产品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本地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自然直接地影响农民收入以及农民生活。不仅如此，农民辛苦一年种粮食其实是赔本的，小麦每亩赔1.75元，高粱每亩赔0.964元，玉蜀黍每亩赔1.564元，谷子每亩赔1.12元，豆类1.86元，芝麻1.025元，棉花1.775元。

如此这般，农民维持正常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

他们只有用以下几种办法勉强度日：

1. 典当负债；

2. 典房卖地；

3. 卖家当、鬻妻子；

4. 充苦力、兼他业；

5. 吞糠咽菜、节衣缩食；

6. 铤而走险、为非作歹。

华北农村苛捐杂税，负担繁重。河北乡间以务农者为最多，专门务农的占57%，务农而又兼其他职业者，占31%，农民的“兼业”，以兼织布最多，占务农者总数1/3强，这里讨论的“兼业”，仅指重要的固定职业而言，其他随时随地做短工、卖苦力、打柴拾粪、赶车赶驴的，应绝不在少数，这些均未包括在内。农民因土地收入不足，乡村手工业被新式机械工业压倒加上买办资本主义剥削，乡村生活愈发贫困。

以山西省为例，阎锡山搞所谓的村政改革，认为村政之本在于村，强调拯救农村，要养成县、区、村自治基础。然而阎锡山推行的村政改革并没有给山西乡村带来繁荣，反而更加重民众负担。“村款糜滥”是村政改革中长时间不能解决的问题。长年战乱，山西军费开支庞大，苛捐杂税，相当繁苛。农民一年的收入大部分都被剥削阶级夺去，负担繁重。

30年代华北地区民众主要靠吃便宜的高粱、玉米生活，吃不起大米白面，然而就算这些便宜的粗粮，每天也只能给下地干活的男人吃一顿。在屯留、长子、长治、襄垣一带，男女伙食的吃法是家庭主要劳力或长辈吃小米干饭，妇女儿童吃捞出来的汤水。

小米干饭要先让长辈和丈夫吃完后，她们自己再喝米汤，如果可以有一些剩余的时候，她们才能吃一些干饭。但在平顺、黎城、壶关一带，妇女和孩子们不能和男子一样吃干饭。普通男人们吃的是小米稠粥，女人则要在小米粥煮熟时，把锅中的粥饭推到锅之一旁（旁边就会剩下一些液体，给男人吃那些高出来的固体），然后用粥内渗出来的米汤掺上粗糠来煮，这样煮成一种糠粥。意思就是男人们吃固体多的米粥，女人们则吃这种糠粥，长年累月都是这样。即使是有的女人在家族被允许和男人们吃同样的米粥，她们自己也不敢，因为别的长辈们会责备她“造孽 ”。即使是家境不错的中等人家，一年里也有半年的时间吃不上小米，每天只能靠喝高粱碎末的稀饭度日。除了在过春节时买过4两煤油外，全年夜里从未点过灯，更不敢奢望添置衣服。当然就算是在现代社会，也有很多家庭的某些长辈是有封建残余观念的，给那些根本不干重活儿的孙子们一些偏爱，例如多买零食，比如说先把鸡腿撕下来之类的，这种事情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过去的这种口粮分配方式并不完全是由于“谁是壮劳力”之类的，农村妇女虽然看似不是“全劳力”，但是她们活儿从来不少干。比如，我们讲过一些农村出身的革命英雄，他们的女性长辈在家里不仅要开荒种地，还要推碾子磨粮食，跟驴一样累，但是吃得比地主家的狗还差。

战时财政是争取抗战胜利极其重要的一环。战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民众还需要负担根据地财政，甚至因敌伪扫荡抗日根据地范围时有变化，处于“拉锯争夺”区的民众自然的很愿意为抗日武装提供粮食，可是很大的一部分都被日伪军盘剥走了。为减轻民众负担，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实行统收统支制度，废除苛捐杂税，村合理负担、募集公粮公债、改革财务和制度等方法，力图保障战时财政并兼顾农民负担。

为实现平衡负担，户与户、村与村、地区与地区、阶级与阶级量入为出，政府缩减开支并发展生产，开源节流。 1945年冀热边区百姓负担最低15斤米最高24斤米，同1942年大生产后民众生活比较，负担也不算轻，便不再向百姓征收边区政府开支数额。

华北各根据地民众消费以吃穿用为主，其中尤以吃的消费为主，太行赞皇10个县11个村，吃占全部生活消耗的79.8%，服装占全部生活消耗的13.6%，难以对农业进行再生产投资。这个就是生活很有困难的表现。因此为帮助百姓生产生活，帮助农户购粮、添置牲口，培训农民科学种植等都是各边区积极推进的方法。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还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保障农民正常生活，为克服根据地面临的困难，改善根据地物资条件，动员根据地民众持续抗战，提高根据地民众对日斗争的热情，华北抗日根据地普遍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号召大家：“一齐春耕，吃饱饭，打鬼子！”

1937年，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英雄的三十八军之前身部队一部)由五台山南下晋西南，开始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第一一五师一部分及军政干部共约3000多人，在聂荣臻率领下留驻五台山地区，着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平型关大捷。）

聂荣臻率部在五台山地区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和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队伍，开展游击战争，收复敌占城镇，很快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路之间形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依据历史经验，毛泽东主席作出过一个带规律性的重要论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干部是进行群众动员的主要力量。干部组织群众、发动群众，青救会干部、儿童团干部、小学教员等都是华北抗日根据地领导儿童参与抗战的干部。

根据地小学教师是直接接触少年儿童最多的共产党干部，他们除了在学校教授儿童识字、学习生产技术，还要紧随时事宣传党的思想；在校外组织儿童团参加生产卫生劳动，参加宣传活动，黑板报、戏剧表演都是他们最常用的宣传方式。因此，小学教师队伍好坏直接关系到少年儿童动员教育的成果高低，培养教育小学教师是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194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认为“知识分子接受工农思想改造的规范理论正式确立”“知识分子成为大众的思想改造对象，工农大众成为教育知识分子的主体”，在晋察冀根据地小学教师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教养下长大，有的曾为反动阶级服务，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受过革命教育锻炼，这是革命队伍中思想混乱缺乏群众观点的历史根源。因此改造小学教师，有助于培养干部队伍。改造前的小学教师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他们知识结构参差不齐，有的人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有的则是现代新式学校，有的人具有高中甚至大学文化，有的仅是初小毕业；他们思想意识差距也较大，有的城市知识分子满怀一腔报国热情，来到根据地后因不适应农村生活而打退堂鼓，有的看不起农村群众，不愿和农民交流学习，所教知识不符合农村实际需要，有的人做小学教师只为谋生糊口，工作散漫不尽心。因此，只有改造好教育少年儿童的小学教师，才可能培育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设的合格人才。对教师展开轮训以提高小学教师的觉悟、培训小学教师掌握适应农村的教学方法是根据地国民教育实施方案的基本要求。华北根据地对在教学中有新的改进和创造、在艰苦困难情形下坚持工作、坚持游击区工作卓有成绩的小学教师给予奖状，对发扬民族气节坚定不屈的、打击敌伪奴化教育的及一些特殊功劳的小学教师给予通令表扬。

可见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小学教师着重从思想气节和教学方法两方面进行培养及表彰。至新中国成立前，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后的小学教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宣传者和解读者，是实现减少儿童失学推行国民教育的最有力的推动者，是中国共产党为农村培养的有力干部。

妇女儿童动员是中国根据地动员成功的重要表现。儿童同农会干部、妇女干部一样都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主要动力，山东栖霞县第七期党训班识字班训练群团干部475名，其中工会40名、农会168名、青会48名、妇女干部98名、儿童121名，少年儿童参加培训数量人数众多，可见根据地对少年儿童干部培养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在县区村各级都建立了政权，同时成立多种形式的群众抗日组织，儿童团是根据地最普遍的群众抗日组织之一。青救会领导下的儿童团的任务就是要让儿童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作用，自我约束并能为人民服务。贯彻落实中共的妇女解放政策，华北根据地各级政府禁止打骂虐待妇女及童养媳，禁止买卖妇女，倡导妇女解放，并积极动员妇女。

华北各根据地的妇女通过接受社会教育和动员，逐步参政议政，要求婚姻自主，家庭和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华北根据地还颁布婚姻条例，从法律角度对传统婚姻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改革，在制度上确立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婚姻自主、妇女财产继承权和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改变了传统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对根据地传统的社会与家庭、男女关系与地位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民主改革各项政策的成功实施，为其他根据地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民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