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需要结构性经济改革政策，而非单纯的刺激措施？|刺激措施|国民收入|宏观经济|结构性经济|财政

内容提要：

最新的刺激措施仍然不够深入，因为它们并不能替代提振国内需求。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中国经济需要里程碑式的结构性的经济改革政策，而非单纯的经济刺激措施。解决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问题，将是一条充满艰难选择的漫长道路。结构性经济改革措施不宜继续拖延，机会窗口不会一直等待。

一、最新的刺激措施仍然不够深入，因为它们并不能替代提振国内需求。

在期待已久的刺激计划于上周公布之后，其中的降息降准降首付、鼓励融资买卖股票、允许银行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贷款来收购土地等一系列提振股市、房地产、消费的超预期措施，刺激A股市场从9月24日开始连涨五天，累计上涨了21.4%。

作为确保实现 2024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 5% 的目标的一部分，这些措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任何真正的持久影响吗？

尽管降低存量抵押贷款利率、降低7天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和常备借贷便利等政策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这些央行的供给侧货币刺激措施，可能在短期内提供一些信心焦虑缓解，但不可否认，这些措施都不太可能解决中国经济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过度依赖投资和国内消费不足；财政在国民收入中获得的分配比例太高，个人在国民收入中获得的分配比例太低；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太强势，民营企业在市场中太弱势；包含产业政策和资源分配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多，市场竞争与调节越来越少。

特别是经济中最核心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即消费太低，投资和储蓄太高，已成为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共识。在上周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承认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承认需要增加个人收入来提高消费。

二、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

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的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形成于1980年代。这种模式过于依赖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工业的投资，而无视了生产的最终目的，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

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这种模式造成了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并导致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投资回报的减少，令人震惊的债务激增和不可持续。

目前我国的家庭支出不到年经济产出的 40%，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约 20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投资高出全球平均水平 20 个百分点左右。

为了概念化宏观经济的失衡，我们可以将一个经济体想象成有四个部门：家庭、企业、官方和外国实体。这些部门中的每一个都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利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国民收入通过分配制度分配分给这四个部门。通过税收、费用、基金、罚没收入、国有企事业单位利润上缴等方式给官方，通过劳动合同、工资、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分配给家庭，剩余的留给企业。

这些收入用于消费，也可以储蓄起来，然后投资于国内或国外。还可以通过吸引国际资本的途径，增加外来投资，减少国内投资更多地用于国内消费。

三、中国经济需要里程碑式的结构性的经济改革政策，而非单纯的经济刺激措施。

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就必须摆脱过度投资，特别是需要警惕非生产性的一些浪费性投资和闲置性投资，以及已经存在产能过剩行业的生产性投资。让国内消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主要增长引擎，这是推动经济走出低迷，尽快复苏并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

9月26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我国计划推出新的财政刺激措施，包括发行约两万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以应对通缩压力和经济增长放缓，实现年初制定的目标。

报道透露，这一财政刺激措施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

一是财政部拟发行一万亿特别国债，主要用于刺激消费，部分资金计划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大型设备升级的财政补贴；

二是动用一万亿特别国债中的部分资金向两孩或两孩以上家庭提供每孩每月约800元补贴，这一补贴不包括第一个孩子；

三是计划透过单独发行特别国债再募集一万亿，帮助地方解决隐形债务问题，缓解去杠杆压力。

虽然这一财政刺激措施在财政部官网和国内官方媒体的并不存在，但如果有关部门开始讨论类似的计划，发行一万亿特别国债，用于刺激消费和转移支付给有二孩和多孩的家庭，这也标志着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三郎，多年来一直呼吁官方转变投资型经济发展模式，追求通过刺激消费来推动经济持久发展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达成一致的共识，中国经济需要里程碑式的结构性的经济改革政策，而非单纯的经济刺激措施，才能提振信心，推动经济复苏。否则，有可能会陷入长期的低增长，甚至经济通缩。

四、解决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问题，将是一条充满艰难选择的漫长道路。

针对现存的经济失衡，宏观经济需要经济刺激计划优先填补消费者口袋以实现消化供给、拉动增长目标，这与几十年来的经济政策策略完全不同，涉及重大的不同部门之间最核心的收入利益调整，因而将家庭需求作为可持续的发展驱动力而不是继续投资，是一条充满艰难选择的漫长道路。

解决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日本花了17年时间才将其经济产出的消费份额从1991年的底部50%左右提高了10个百分点。

而我们面临的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比日本要复杂得多。

首先是我们当前的社会经济政策架构，是为了支持投资，而不是消费。

几十年来，家庭收入一直受到导致低收入的农民土地权利、长工作时间低小时工资的工资形成机制和以及脆弱的社会保障水平的挤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集中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

其次是税收制度鼓励高投资和低工资。

我国对资本利得征收 20% 的税，低于印度的 30% 和美国的 37%，我国对投资有价证券的收益免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有价证券的收益必须计入投资者收入总额缴纳收入所得税。

但我国对个人收入征收的所得税上限为 45%，是世界上最高的税率之一。

企业，尤其是战略行业的企业，经常从中央和地方获得免税和其他激励措施。为支持战略部门，或所谓的“新生产力”，如电动汽车、绿色能源或机器人技术，财政会从贷款利率、土地使用价格、税率方面予以优惠，甚至给予直接补贴。官方认为这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进步努力的一部分。

因此，要实现经济向消费再平衡，还必须停止用压低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来补贴制造业企业。但官方担心这样会导致制造业规模缩小，导致投资急剧下降，从而导致经济衰退。实际上官方忽略了，当个人收入迅速增加，消费能力快速扩大之后，旺盛的市场需求对企业的吸引力往往比产业政策和官方对企业的补贴，更具长远吸引力。否则，就不会有企业去美国、欧洲投资了。

五、结构性经济改革措施不宜继续拖延，机会窗口不会一直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