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军事支出达到创纪录的4万亿美元,相当于地球上平均每人分摊近500美元。各国为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纷纷上调国防预算,这已是全球军费连续第11年增长。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周一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国防支出增长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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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军费支出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俄罗斯。排名靠前的其他国家依次为德国、印度、英国、乌克兰、沙特阿拉伯、法国和日本。

澳大利亚去年的军费支出为49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7位,较上一年下降了两个名次。该支出占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9%,占全球总支出的1.2%。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本月表示,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算标准,澳大利亚目前的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并计划到2033年提升至3%。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算方式与其自身标准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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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全球军事支出增长了41%。该研究所研究员肖亮表示,各国在应对战争、不确定性与地缘政治动荡时,采取了大规模的军备扩张,导致2025年全球军费再次攀升。考虑到当前的一系列危机以及多国设定的长期军费目标,这种增长态势很可能会持续到2026年及以后。

尽管军费支出创下历史新高,但2.9%的年度增长率却是自202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较前一年的9.7%大幅回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将此归因于美国。作为全球军费支出最高的国家,美国在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去年未批准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相比之下,美国在过去三年中已批准了1770亿美元的援乌军事资金。受此影响,美国军费支出下降了7.5%,打破了过去十年年均11%的增长趋势。研究人员注意到,美国已增加了在核能力和常规军事能力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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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所项目主任南天认为,美国2025年军费支出的下降很可能是短暂的。他指出,美国国会批准的2026年军费预算已超过1万亿美元,较2025年有显著增长;如果特朗普总统的最新预算提案获得通过,2027年的支出甚至可能进一步升至1.5万亿美元。此外,上述数据尚未计入美国和以色列自2月起针对伊朗发起的战争支出,据估计该项支出已耗费美国数百亿美元。

欧洲以及亚洲和大洋洲的军费大幅增加,抵消了美国支出下降的影响。在亚洲和大洋洲,军费支出达到9490亿美元,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最高年度增长。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迭戈·洛佩斯·达·席尔瓦指出,美国在亚洲和大洋洲的盟友,如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不仅是因为长期存在的地区紧张局势,也是由于对美国支持的日益不确定而增加了军费。与欧洲情况类似,这些盟友也面临着特朗普政府要求其增加国防投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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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东地区的军事支出保持稳定,为3030亿美元,微增0.1%。以色列的军费支出下降了4.9%,这与加沙战争强度的降低有关。尽管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之间自10月起维持着脆弱的停火协议,但双方仍互相指责对方违约。伊朗的军费支出下降了5.6%,但该研究所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通胀率高达42%所致,其名义支出实际上有所增加。

2016年至2025年间,欧洲军事支出翻了一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认为,这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引发的地缘政治动荡,以及对美国安全保障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所致。俄罗斯去年将军费支出增加了5.9%,达到265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5%。乌克兰的军费支出则增长了20%,达到117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是全球军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最高的国家。尽管美国援助中断,乌克兰仍从其他盟友获得了730亿美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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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洛伦佐·斯卡拉扎托表示,如果战争持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支出很可能在2026年继续增长,因为俄罗斯的石油销售收入在增加,而乌克兰也预计将获得欧盟的大额贷款。去年,29个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军费支出总额为7790亿美元。德国是其中的支出大户,年增长率达24%,达到159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这是自1990年以来首次超过2%。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杰德·吉贝尔托·里卡尔表示,2025年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军费支出增速创下1953年以来的新高,这反映了欧洲在寻求战略自主的同时,也在承受美国要求加强联盟内分担责任的压力。特朗普一直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持严厉批评态度,称其为“纸老虎”,并在欧洲盟友拒绝加入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后,威胁要退出该组织。去年6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同意到2035年将军费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事支出,1.5%可分配给更广泛的安全相关费用,例如改善关键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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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所指出,其数据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数据存在“实质性差异”,并表示后者的计算方式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核实,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再发布细分数据或技术细节。报告称,模糊核心军事支出与军事相关支出之间的界限,会带来报告不一致和透明度降低的风险,从而限制了有效的公众监督。此外,这还可能激励成员国通过重新归类非军事活动来满足政治目标,例如意大利曾试图将拟建的连接西西里岛的桥梁项目纳入军事相关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