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前半期的几十年里，中国充满了起义、暗杀、战争、革命、慷慨就义，戴笠也跟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一样，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改变些什么。而那时的他，也许并不知道，他死后家道的萧索与独子的命运。
戴笠只有一个儿子名叫戴藏宜（又名戴善武），是他与原配夫人毛秀丛所生，曾担任国民党保安乡自卫队主任。1941年5月20日，戴笠电令戴藏宜，杀害了广渡乡乡长、地下党员华春荣。1949年5月，江山临近解放，戴藏宜带着妻儿匆匆南逃，他打算将家眷财产转移到台湾。于是，他急忙从上海赶到衢州的以戴笠之字命名、自己充任校务主任的“雨农中学”，将学校的财物及家私装了满满的三船，沿衢江而上，运回老家江山县保安镇。当木船在江山城郊靠岸时，江山县城已是混乱不堪，残兵败将蜂拥街头，乱哄哄地向闽赣方向溃逃。戴藏宜的三船物资被过境败兵和附近人群哄抢一空。
回到江山的戴藏宜在江山县商会会长姜春城家，找到了从杭州逃回的毛万里和交警第一纵队队长王问楚，几个人便密谋南逃和“应变”计划，决定控制出海口，潜伏打游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哪成想第二天傍晚，也就是1949年5月6日江山县城便宣布解放。为逃避解放军的追歼，当晚，他就带着妻儿偷偷溜出戴公馆，抄小道逃往福
关于戴藏宜的出逃及被捕经过，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浙江剿匪纪实》叙述的十分详细。
戴藏宜一家大小星夜兼程好不容易到了福建浦城县水北乡。然而让戴藏宜想不到的是，解放大军压境闽北，浦城解放在即。正当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戴藏宜等人突然被一伙人截住。戴藏宜看对方虽人数不多，但来势很凶，都是些亡命之徒，怕误了归程，便指使随从给对方递上几根金条。不料此举弄巧成拙。原来对方是一伙趁混乱之机打家劫舍的盗匪。一见金条，认准碰到个大财神，便扣下所有行李，搜出不少黄金、银元和美钞。其中几个人由于分赃不匀，争吵起来，有的便赶到区里去报告，途中恰巧被迎面赶来的解放军扣住。
解放军问明情况后，迅速赶往现场，夺下行李，仔细搜查。从几只皮箱的夹层中，搜出何应钦、胡宗南、陈诚、陈立夫等国民党军政要员给戴笠母亲蓝氏的祝寿信札礼单和手枪等物，遂将戴藏宜等人带回，交47师政治部暂时看管。
岂知，戴藏宜乘看守不严，抛下妻小，连夜只身越窗逃回了保安镇。回到保安，他才发现昔日威严的戴公馆早已被查封，只好躲进山里，草草搭了茅棚，作为栖身之地。
5月下旬的一天，解放军第48师的一支小分队到保安区去借粮，恰巧遇到了偷偷出来打探消息的戴藏宜。解放军见他虽然衣着破烂，但却并不像个农民，便上前查问：“你是干什么的？”
戴藏宜看到查问自己的人先是大吃一惊，接着连忙答道：“我……我是从上海来的教书先生，叫郑树英，来这里投奔亲戚，但是亲戚下落不明，才弄成这副尴尬相。”战士们看他一张白脸，确实像个不受风吹日晒的教书先生，就把他放了。心里有鬼的戴藏宜早已吓出一身冷汗。
回去后的戴藏宜，更是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此时，江山县的匪患日益严重，戴家自卫队的一些人陆续回到戴藏宜的身边，其中还包括自卫队的队长柴春霖、戴仁、特务徐增亮等人。戴藏宜见这回有了队伍，便开始盘算起来。他让人马放在子里安山区，又让徐增亮安装电台，信誓旦旦地向台湾发电报称：“东南义勇军浙江纵队”已经成立。并表示自己要在江山站稳脚跟，扩充游击武装，报效党国。
原本安宁的小村庄，被戴藏宜这么一闹，还真网罗了不少散兵游勇和惯匪，他们把寄存在燕棚村廖元根家的枪支弹药转运到子里安。一时间，戴藏宜也成了拥有数百支枪，一千余人的小头目。这些人利用地形的险峻，时聚时散，三天两头下山打劫，甚至一度滋扰到江西省广丰、玉山县境。老百姓谈匪色变，苦不堪言。
此时的戴藏宜一边利用队伍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抗，另一边又给峡口区农会副主任柴长洲写了两封信，口口声声称：“境内不少人冒充他的名号，招纳匪叛，使他百口莫辩；为了表明心迹，他愿意向政府投诚，‘向江山人民悔过自新’。”县委书记苏明等领导人接到报告后，指示柴长洲和戴藏宜联系，让其亲自到县城自首。
戴藏宜自首的当晚，苏明和县公安局局长李春林便向他传达了共产党的政策，责令他放下武器，率部投降，并交出杀人凶手徐增亮及电台。一方面戴藏宜嘴上不住地答应说：“感谢各位长官的诚恳相待和解放军政策的宽宏大量，如果能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安居乐业，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福。”另一面又借着待在县城的机会，暗中联络上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徐景清等人，窥测行动。随即，又趁机潜逃，溜回子里安。
关于戴藏宜自首的这一段，《文史博览》中的一篇名为《戴笠独子之死》的文章，叙述的则更具故事性和精彩性：
7月14日，又是一个风声鹤唳的日子。近中午，县政府武装门卫带进一个中等个子、略显肥胖的中年汉子。此人一见上座几位领导，便俯首哈腰，一口一个“苏县长”（县委书记苏明）、“李局长”（县公安局长李春林）乱叫一通。在座的一位坚持地下斗争的游击队员高同同志咬了一下苏明耳朵，说：“此人就是戴藏宜，看他那张脸酷似戴笠！”办公室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李局长迅即布置了警戒。这时戴藏宜倒是一脸惭愧样子，满头满脑是汗：“此次本人出面，是与政府诸位长官当面晤谈而来的……”
“戴藏宜，你此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里可是江山县人民政府。”苏书记正面切入，大声喝问。“是的，苏县长。首先本人感谢贵军解放军政策之宽大，政府各位长官之诚恳，由此深感本人过去过失之深重，及至对过去一切认识之不正确……”
“戴藏宜，你在讲什么话？我们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李局长厉声打断了他的话。小戴惊愕了下，复又镇定下来，颤声说：“我来登记，李局长。”
苏书记说：“那也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究’。你是不是军统地方组织的头子，你自己肚里明白。希望你大胆检举、揭发军统罪恶，揭露潜伏下来的特务匪徒，争取将功折罪。”
戴藏宜被关押在单间隔离室里，没有加刑具，给了他纸笔，让他写交代。这个会演戏的军统特务，利用我政府对他的宽大，又乘隙越狱逃脱了。
回到山区后的戴藏宜，派人到处散布“蒋介石要打回南京，美国也相帮出兵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响了”等谣言。与此同时，戴藏宜的再次出逃，也惊动了省里领导，省委社会部部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丰平命令江山县公安局限期将戴藏宜抓捕归案，同时还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捉捕对策。
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9月初的一天，江山大溪滩乡一位戴藏宜早年的老师祝稚存到乡邮政代办所办事，碰到刘家山戴家仓屋的一个佃户来代办所买报纸。祝先生觉得十分奇怪，刘家山里的人都不识字，从来没有人要看报纸，这佃户买报纸干什么？
他便上前询问：“你不识字，怎么也来看报纸？”
“我是来买报纸的。”
“你家来了客人？”
“……是……少爷想看报。”他所说的少爷就是戴笠的儿子戴藏宜。
祝先生得知戴藏宜下落之后，立刻向县剿匪委员会报告。9月8日夜里，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崔益田带着一支精干于剿匪的小分队，趁着夜色，悄悄来到刘家山，将戴家仓屋围了个水泄不通。
9日凌晨，戴藏宜正睡眼朦胧，突然被轻轻的敲门声惊醒。“谁？”他立即翻身坐起，一边问道，一边将床边谷柜上的左轮手枪抓到手里。
“是我，该吃早饭啦。”门外回答。
“哦，是送饭的。”戴藏宜放心地把手枪放回原处，随手打开门，只见送饭的一手拎着半小篮咸鸭蛋，一手拎着一罐稀饭。看到一只只绿莹莹的咸鸭蛋，他馋得口水直流，马上动手盛稀饭，正要张口时，忽听得一声大喝：“不许动！”崔股长和两名战士从门外突然跃进，三支枪齐刷刷地对准了戴藏宜。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戴藏宜目瞪口呆。他望着黑洞洞的枪口，顿时觉得寒意彻骨，浑身发酥，看了一眼放在床边谷柜上的左轮手枪，不情愿地举起了双手。
1951年1月，江山县人民政府在戴笠老家保安乡，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并枪决了戴藏宜。当天的布告是这样写的：
美蒋特务戴藏宜，秉承其父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衣钵，一贯反共反人民，犯下累累罪行；解放后反共之心不死，潜伏于江山，网罗匪徒，抢劫杀人，继续与人民为敌；捕后，态度蛮横，拒不认罪，且期待蒋介石反攻大陆，图谋东山再起，实属十恶不赦。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予以枪决……
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称：“他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不但写的字相似，而且个性、习气、嗜好都相同。”因此有人说，正是由于戴氏父子长得太过相像，才暴露了身份，使戴藏宜在被搜查时难逃一劫。这一说法，显然有些牵强。
戴藏宜的死，使原本衰落的戴家更是窘迫交加。财产全部充公，“戴公馆”也被没收。戴笠有三个孙子两个孙女，分别叫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戴眉曼、戴璐璐，其中的戴璐璐夭折了。戴藏宜被处决后，其妻郑锡瑛把女儿戴眉曼托付给原来戴家的老厨娘收养，自己带着三个儿子，隐姓埋名，一路做苦工，辗转去了上海。
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曾经有一次很慨叹地对人说：“戴笠‘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在蒋的立场上看来，戴笠对于蒋的忠心可谓天地可昭日月可鉴。正是蒋介石对这位老部下的念念不忘，才会衍生出1953年亲令毛人凤派特务冒着危险，将戴笠的遗属从上海辗转接到台湾之事。
1953年末，毛人凤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军统特务黄铎假扮成渔民，偷渡进入上海。黄铎到了上海后，和潜伏在当地公安局的特务黄顺发、陆秉章取得联系，千方搜寻，终于找到了郑锡瑛母子的下落，并开始策划将其母子几人带去台湾。
在经过一番周密的密谋策划后，由陆秉章在上海市公安局偷偷开了四个人的出口证，把郑锡瑛的名字改为沈凤英，偕同戴以宽、戴以昶、特务黄铎则冒戴以宏之名，一行四人，出走赴香港。而戴以宏的户口被黄铎冒名顶替，没有办法出境，只能孤身一人，留在上海。1954年1月7日，黄铎等人从上海搭乘快车到广州，取道香港赴台湾，那时的郑锡瑛、戴以宏也许没有想到，这样一别，分住海峡两岸，竟是近半个世纪。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