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尉出品、必属精品！
本文来自于公众号《校尉讲武堂》
引子：
估计这标题会拉一波仇恨。
因为六零后、七零后出身于改革开放之前，亲身经历过中国经济起飞之前的贫困与经济起飞之初的艰辛。
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两代天选打工人扛起来的。
因此，虽然六零后、七零后的生活水平远超父辈，但毕竟也吃过苦，说他们是最大的历史幸运儿，很多人肯定难以接受。
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苏东坡有句饱含人生哲理的名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如果将人生理解为只有唯一一次的限量版旅行，那么，怎样的旅行最有价值呢？
当然就是在只有短短几十年的生命旅程中，体验到最多的风景，体验到最具差异化的风景——与之相比，旅途舒适性反而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放弃的。
旅游界对天山景色的极度推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同一天的旅途中，可以领略到冬季的白雪飘飞、秋季的天高云淡、夏季的烈日暴雨、春季的花海草原，在同一个画面中，可以感受到雪山、高寒草甸、林海、草原、牧群、湖泊、花海等对比强烈的自然景观。
从这个角度理解，亲身经历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过程的六零后、七零后，不管个人际遇如何、不管个人生活水平如何，人生历练肯定是最丰富的。
尤其是像校尉这样出生于农村，求学、定居于城市的同龄人。
我们既亲身体会了千年传承下来的古老农耕文化以及伴随其间的辛勤劳作，同时亲身参与并享受了工业化的过程与红利，更重要的是，相比五零后，如果好好保养身体，我们大概率还能看到中华文明重新登顶，看到中华文明率先为全人类开启信息时代、太空时代。
将人类文明从原始、落后的农耕时代到发达的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数千年历史，浓缩为短短几十年呈现给我们，这样的人生旅途，也许其中确实充满了辛劳、坎坷甚至是不幸，但从体悟历史、感悟人生的角度讲，不是幸运又是什么？
我们之前的父辈，大概率看不到信息时代、太空时代成为现实，我们之后的晚辈，则已经错失了原滋原味的农耕文化，同时也错失了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化的波澜壮阔的历程。
这就是校尉写作本文的目的——校尉笔力虽然浅薄，却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后代留下关于这次伟大历史转变的特殊印记。
因为这段历史、这份记忆、这个视角、这种感悟，独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这把浓缩了千年历史的文明尺，就在你我手中，我们又岂能视而不见？
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在孤篇盖盛唐的《春江花月夜》中，张若虚留下了这样的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农村来说，不仅天上的明月保持着唐时风貌，农村的耕种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样与张若虚生活的年代高度相似。
稻田灌溉用的龙骨水车，是三国时期马钧发明的，至今2000多年。
分离稻谷中的灰尘、秕糠时用的风车，是西汉时期发明的，至今2200年。
上图便是校尉老家存留的风车，还是解放前在曾祖父手中建造的，上面落款的民国三十六年也即1947年，差不多与校尉的父母同龄。
这样的风车，就好比一次穿越千年的握手，曾祖摇过、祖父摇过、父亲摇过、兄长摇过、校尉同样摇过，千年前的中华先民也摇过。
但我们的后辈永远不会再摇——这是文明的进步，也是文明进步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文化缺憾。
这是运输重物时用的独轮车——校尉老家叫土车，同样是西汉时期发明的，在东汉时期得到大规模应用。
当年送公粮，就是大人在后面推着车、小孩在前面拉着绳，沿着狭窄曲折的山间小路，将沉甸甸的稻谷，从山村深处送到有公路联通的公社粮站。
这是耕田用的曲辕犁，唐代发明的，距今1200多年，一直沿用至今。
曲辕犁的前身直辕犁，则是西汉时期的发明。
至于埋头拉犁的耕牛，则同样是在西汉时期得到普及。
而饮牛用的大石缸，虽然简单粗糙，却不知传承了多少年。
是的，校尉儿时农村随处可见的石制用品，比如喂狗用的石碗、喂猪用的石槽、磨豆腐的石磨、打地基的石夯，没准哪一件就是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先祖遗物。
还有割水稻用的镰刀，河姆渡文化遗址可以证明，石镰至少发明了9000年，铁镰则是在战国时期普及，至今2400多年。
而当时农民居住的夯土屋、土砖屋，同样也是传承了5000年以上的古老工艺。
比如毛泽东故居，就是典型的土砖屋。
还有做饭用的柴火灶，同样传承了几千年，在汉朝就已经基本定型。
当然，近代工业文明并非没有在当时的农村留下任何印记，比如给水稻脱粒的扮桶，就已经被人力驱动的打谷机所取代。
还有施肥用的氨水，跟手电筒一样，同样属于工业文明提前泄漏到农村的一丝光芒——当时的农村，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个巨大的氨水池。
至于固体化肥取代氨水，同样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正因工业文明对农村的影响极小，校尉这一代人，是真的能够感受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之中所蕴含的文化共鸣。
因为我们不仅与古人共享同一轮明月，而且与古人共享同一种生活方式、同一种文化氛围。
叁：乡里别与基本盘
改革开放之前乃至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其实是一种刻意制造的二元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
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化治理体系下，虽然城市居民已经进入了接近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生活方式，但广大农民却依然保持着千年前的古老农耕文明生活方式。
正因如此，大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的长沙、湘潭、株洲等地，就出现了乡里别的说法。
所谓乡里别，意思与乡巴佬差不多，但嘲笑、鄙视、轻蔑的意味更重，用词也更加露骨。因为湘东土话中的别，其实就是指女性生殖器。
直到今天，这个词依然在当地流行。不过随着城乡差别的消弭，其中歧视的味道已经消失，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熟人之间的调侃、打趣出现。
现在有人说你是乡里别，主要是笑话你偶尔表现出来的笨拙、土气，而非贴负面身份标签。
作为一个典型的乡里别，校尉最初到同样被株洲、长沙视为乡里别的醴陵县城上初中时，立刻感受到了这种二元化结构带来的巨大差异。
同样是住校，县城学生可以直接拿粮票兑换饭票，农村来的孩子，却必须从家里自带大米——挑着大米去上学，乃是校尉同龄人共同的记忆。
县城学生对当时一毛、两毛的菜价几乎无感，农村的孩子却很多都是用家里炸的油泼辣椒下饭，有的甚至十天半个月没在食堂打过菜——装大米的蛇皮袋里放一瓶猪油辣椒，同样是校尉同龄人共同的记忆。
县城学生总有那么几件颜色靓丽的新潮衣服，农村的孩子大多是青黑色灰扑扑的外套。
上图是校尉1990年初中毕业时的合影，当时的衣服已经开始出现亮色，尤其是女同学。
这种二元割裂，其实是反经济规律的，但符合当时的国家行为逻辑。
建国之初，中国要确保国防安全、确保自主独立，就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跨越农业社会，建立起工业时代最先进的国防体系，比如最具代表性的两弹一星以及配套的重工业。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全面工业化，更不可能投入有限的资源发展农村。
相反，为了保证工业领域的重点突破，我们反而要建立苛刻的工农业剪刀差，从广袤而贫瘠的农村获取资源，以供养完全没有造血能力的重工业、国防工业。
而为了确保工农业剪刀差能够稳定运行，就必须通过户籍制度、票证制度严格限制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经济交流。
如果算短期经济账，这种以重工业、国防工业为唯一追求的工业化，无疑是很不合理的，甚至是畸形的。
可从历史的大尺度看，这又是必须经历的阵痛。
只是这种痛，更多地落在农民头上——就好比家庭的重担，更多地会落到老实憨厚、勤劳朴实的长子身上。
认真说起来，校尉并非纯粹的农民儿子，因为校尉的父亲是吃国家粮的中学老师，也算是享受到了一些城乡二元结构的红利。
但在校尉心底，却从来都认为自己是纯粹的农民子弟、乡里别。
因为校尉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上的是农村户口、吃的是父母兄弟种出来的粮食、踩的是父老乡亲修出来的田坎……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被某些城里人看不起的乡里别，就是中国最大、最牢固的基本盘，就是默默奉献、不图回报的长子！
古今中外，不管对哪个国家来说，基本盘从来都是贡献大于索取，从来都是默默奉献大于自我表扬，从来都是贱如尘埃却又锐如刀枪，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我是基本盘，我骄傲！
肆：春江水暖鸭先知
在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之后，人为制造的二元化经济结构，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延续下去。
这就是两个凡是被改革开放取代的底层逻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短时间内，因为外部压力、因为领导威望，可以人为制造反经济规律的城乡二元结构，但就长远而言，如果不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进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城乡差别问题，任何制度都必然会走向崩溃。
春江水暖鸭先知，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升温，永远是处于一线的人最敏感。
与校尉同龄的湖南人，就好比长期在江水中觅食的鸭子，江水回暖就必然会率先下河，因而绝大多数都有南下广东打工、经商的经历。
校尉如果不是幸运地考上军校，大概率也会成为南下大军中的一员。
据统计，目前长期在广东生活、工作的湖南籍人士及其子女，总数已经超过1000万。单是深圳一座城市，就有300万湖南人，以至于人们将深圳戏称为湖南第二省会。
正是从湖南等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流动的打工人，用他们的奔波与汗水，亲手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同时也用自己平凡而渺小的人生，共同构筑了这段中国乃至全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最为壮阔的工业革命奇迹。
西方人用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中国人不仅压缩成了几十年，并且在几十年内就完成了超越！
这样的伟业，既是历史的机遇，也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中华文化熏陶之下形成的以吃苦耐劳、纪律性、组织性、文化素质、劳动素养等为核心的民族特性，中国人口再多，也不可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人与人的竞争，本质是精神比拼，大国博弈，本质是文化博弈。
伍：死去何所似，托体同山阿
从人民史观的角度理解，所谓文化，绝非权贵阶层的风花雪月，而是扎入泥土深处的民俗、民间生活习惯。
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变了，文化也必然随着改变。
因此，亲身经历并推动中国由农业社会蜕变为工业社会的校尉同龄人，也必然会亲身经历中国农耕文化的蜕变。
区别在于，对于前者，我们欢欣鼓舞，对于后者，我们依依不舍。
作为最为重视家族传承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农村，最传统、最正规、最能反映民间文化的礼仪，莫过于白事。
曾祖父去世时是在七十年代末，校尉大概两、三岁，记忆中还有些零散的碎片。
当时白事的仪式极为隆重繁琐，从入殓、报丧、停灵、守夜、祭拜、哭丧到挖井（也即挖墓坑）、通路、发丧、抬棺、入土，每一个步骤都有极其严苛的规矩。
到祖父去世时的2010年，这些礼仪大致还保留着，但细节的规矩开始松弛，逐渐失去了那种特有的庄重。
而到2020年父亲去世，传统葬礼最为核心的十六位金刚抬棺上山，也已经简化为挖掘机举着棺木。至于其他的礼仪，同样大幅简化。
这种简化，不仅体现在农村日常生活中，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了高大上的文化界。
在校尉看来，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文化领域乱象，其最大的时代背景，就是传统农耕文化衰退之际，新的既能保持中国文化传统又能适配工业文明的文化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西方文化却凭借工业时代积累的优势乘虚而入。
从晚清民国到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冲击，正好切中了我们新旧文化交接的虚弱阶段——不是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而是西方文化最为成熟的强势期对上了我们新旧交替的弱势期。
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是依托农村的熟人社会、宗族社会建立起来的，因为在落后的农业时代，农民必须依托熟人、宗族才能生存。
比如前面提到传统的抬棺被机器取代，就是因为，在当前的农村，已经很难找到足够的青壮年劳力将沉重的棺木送上山头。
但在工业化的城市之中，因为服务业高度发达，熟人社会失去了存在价值，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宗族社会更是快速解体。
即便不是独生子女，工业时代的人口流动、经济独立，也迅速切断了宗族内部除了父母至亲之外的亲情羁绊。
工业时代的独生子女，注定是孤独的一代人，因为他们失去了农耕文化的根。
陶渊明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似，托体同山阿。
希望我们的农耕文化，能够以某种方式在工业时代涅槃重生，而不是校尉或余悲、托体同山阿。
陆：没有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的马云
校尉于1993年入学时，国防科大刚好完成了本科招生从地方生到军校生的全面更替。
这个背景有点小复杂。
简单说，就是在1989年之前，国防科大虽然再次列入军校序列，但招收的依然是地方生，1989年才开始全面招收军校生，到校尉入学的1993年，最后一届地方生都已经毕业了。
正因如此，89级之前的学生可以自己去找工作。
当时有位老师讲了个小故事。说某一批地方生本科毕业时，面临先读研还是先就业的选择。有人选择了读研，有人选择了南下广东创业。结果几年之后，研究生毕业的同学只能去给本科毕业的同学打工。
时代赋予的机会，往往都是在不经意间降临，往往也是在不经意间离去，在绝大多数人反应过来之前，机会窗口就已经关闭。
同理，中国的六零后、七零后，其实大多也跟校尉一样，在懵懂之中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期。
当然，他们之中，也有少数幸运儿，或者纯粹就是幸运，或者拥有特殊的时代敏感性，幸运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比如大家熟悉的马云、马化腾、张朝阳、丁磊、刘强东、李彦宏、雷军等互联网大佬，便几乎都是六零后、七零后。
他们确实有过人之处，但他们只是时代的弄潮儿，而非时代本身，更不是他们创造了时代。
只有时代的马云，没有马云的时代，两句话中蕴含的理念冲突，其实就是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的冲突。
马云的时代，就是将少数精英凌驾于历史潮流之上，认定是精英创造了时代，属于英雄史观的变种。
时代的马云，就是将精英认定为时代的结果，只要历史潮流还在，就会从人民中不断产生精英，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史观。
在插过秧、割过稻、打过草、砍过柴的六零后、七零后之中，能够批量产生互联网时代的商业巨子，并不是说这一代人更聪明，而只是他们用农耕文化培养出来的特质，切中了改革开放、工业化、信息化的风口。
这样的特质一去不返，这样的风口也很难复现。
就此而言，他们同样是最为幸运的一代人。
结语：
在浩渺的宇宙星空之中，生命的诞生、人类的出现，都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甚至可以说概率无限接近于零。
而我们能够成其为人，能够成为已知宇宙唯一的智慧生命，用智慧生命独有的感情与逻辑、体验与感受独一无二的生命旅程，同样属于概率无限接近于零的终极幸运。
作为无神论者，校尉从来都不相信人类各种神话、宗教中创造的神明，但校尉却始终相信，冥冥之中，也许真有超越一切的造物存在。
造物并非有求必应的神明，但造物也会有自己的动机与逻辑。
也许，造物创造人类这样的智慧生命，就是为了探索、记录宇宙与生命的玄妙。
我来了，我见证，我体悟，我记录。
这，也许就是人类最大的幸运，同时也是生命的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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