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建国之时，全球犹太人为其捐款，只为获得‘上帝应许之地’，新中国成立时，全球华人看着这个属于中华民族崭新的未来无不流泪，不少民国时期外出求学的人选择通过各种方式为我国做贡献。

其中既有与美国周旋，最终回国的钱学森、华罗庚、马大猷，也有一直在美国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的杨振宁、丁肇中，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如果光论在科学技术上的影响力，在专精领域不同的情况下他们是无法放在一起比较的，但是对于我国在不同层次的影响上却有显著的区别。

如钱学森老先生，1955年钱学森先生终于从美国的围追堵截中安全返回国内，带来了先进的核技术，次年，钱学森老先生提出了影响重大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为了我国的导弹研发事业，钱学森老先生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专注于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设计、规划、建立。

得益于导弹领域的发展，钱学森和众多优秀的科学家在苏联专家撤走的情况下，利用算盘算出了原子弹的研发工事，一同研发的我国第一枚原子弹在1964年10月16日在罗布泊发射成功，宣布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核国家，真正在世界上挺直了腰板。

除了在导弹上的先进研发，钱学森老先生还在应用力学、物理力学特别是航天与喷气领域给我国的科研发展带来了长足的进步，1958年初，钱学森与竺可桢、赵九章三位科学家联名上书请求开展中国人自主研发的人造卫星研究，但可惜的是受限于当时我国的核心技术不足，第一次研究航空器的581号任务以失败告终。

1970年1月30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提供的二级火箭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可以说在为我国近现代尖端科学发展作出的贡献上，无论是谁都难以和钱学森先生相比较，然而在大学领域，如杨振宁这样的留美科学家却起到了格外出众的作用，并不是说谁好谁坏，而是尖端领域和大学领域不同的科研模式造成的。

就如同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演讲上说的那样：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宇称不守恒原理”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对完善了宇宙大爆炸理论作出了充实的贡献，但是其动摇了基本物理定律，它证明了时间可以逆转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时间并不是一个对称的，是一个没有方向的概念，以杨振宁的科研方向来说，回到当时的中国极有可能出现钱学森老先生581号任务那样的情况，这是受限于当时我国科研、经济实力的客观事实。

但是杨振宁却在其他方面改变了中国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态，1971年夏，中美关系依旧紧张，但杨振宁毅然从美返回国内在各个大学进行演讲带来了许多我国国内无法了解到的先进科学经验，为我国各大高校物理系带来了在当时看来丰富且宝贵的经验，虽然他是华裔，但依旧被称为：‘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

往后的杨振宁奋斗在中美建交，中国学子赴美留学的道路上，以我们如今的眼光来看杨振宁此举让我国优秀的学子外出留学与卖国无异，但是就如《中国合伙人》中所演绎的，当时的中国学子都希望能前往美国留学，不仅是对于美国文化的向往，更是对前沿科技的向往，一部分回到国内的尖端人才为我国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做出了先进的贡献。

不难看出杨振宁先生为我国高校带来的技术积累带来的突出贡献，2003年底，杨振宁教授从美回国定居，为了迎接这位在物理学领域举足轻重的科学家，清华大学给他建造了三幢‘大师邸’，此后杨振宁就一直在中国和香港之间生活，直到2015年，杨振宁加入中国国籍，两年后成为一位中国国家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