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熊向晖其人，英俊潇洒、相貌堂堂，一看就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人愿意将他和那些在陕北打游击的“土八路”联系在一起。然而，他却是周恩来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几经兜转，这颗棋子不闲不冷，反而炙手可热起来。他向党中央发送过数次重要的信息，其中还曾涉及胡宗南进攻延安总计划，这对延安的主席团来说极其的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情报救了延安的主席团。

然而，熊向晖12年的红色特工生涯中，有3次险些暴露身份，有一次还是由于周恩来的工作失误导致。可以说，熊向晖没有被国民党发现，有很大一部分运气的因素在。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这位传奇的红色特工在秘密工作生涯中3次险象环生的“意外”。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周恩来和董必武在临行前曾对熊向晖如此说道。

熊向晖参加革命，是对自己阶级的一场高贵的背叛。他出身在一个官宦家庭中，其父曾任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市）的推事（县长），后来又成为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是一个官运还算不错的民国中层官僚。

因其殷实的家庭背景，熊向晖在1935年入学清华。与今天的清华截然不同的是，那时候的清华是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左翼思潮极为浓厚。熊向晖多次参加公开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在1936年11月秘密加入共产党，其公开身份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

西安事变后，国共暂时达成第二次全面合作。本着既斗争又团结的原则，周恩来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希望将一名秘密党员安插到胡宗南的身边。

周恩来开列了这个秘密党员的一系列要求，包括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具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既读马列又看孙中山、懂得随机应变等等。蒋南翔（一二·九运动领导人，后任清华大学校长）推荐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学弟：17岁的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熊向晖。

对于熊向晖其人，周恩来和董必武都很满意。他俩叮嘱熊向晖“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同时要“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最后还送给熊向晖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期，我党对胡宗南的评价还是比较正面的，也并没有认清其本质。包括熊向晖在内的不少人认为，胡宗南可成为一个“夏伯阳”式的人物，能弃暗投明、从白变红。周恩来在胡宗南身边布子，也有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但世事难料，胡宗南最后走上了反共的道路，而对于熊向晖来说，他这枚棋子变得不闲不冷，他的“特殊任务”也逐渐明确，那就是“搞情报”。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解散，其目的既有为了方便各国独立的处理问题，以应对反法西斯战争，也有因为共产国际自身的原因。5月26日，中共中央发文同意共产国际的解散。

蒋介石闻讯喜笑颜开，在他的理解里，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意味着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减轻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机会。于是，他不顾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前提，密电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同时要求胡宗南于当年6月底完成战略部署，其行动务必保证绝对秘密。

胡宗南在接到电文后抓紧布置，中途因为甘南地区群众爱国自发组织的干扰而耽搁了近一个月，最终将进攻日期定在了7月9日。而此时，高度机密的进攻计划被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全盘知晓，他通过间接方式将进攻计划报向延安。

朱德和毛泽东

1943年7月4日，朱德公开发表电文讽刺胡宗南，称战争现象一触即发，谣言“道路纷传“，又说“国府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难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

进攻计划被我党知晓，不仅在军事上胡宗南棋差一招，在政治上更是陷入了不义之地。正是因为政治原因，胡宗南才向蒋介石提议如果按照原计划进行，那么不仅会遭到日军的偷袭，盟邦还会责难，还会给共产党宣传的“国军不抗日”说法口实。因此在当年7月7日，蒋介石同意罢兵，历史上也有了“朱老总一电退胡军”的美名，而对于熊向晖这颗打入胡宗南身边的秘密特工，毛泽东更是给出了“一个人顶几个师”的评语。

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

然而，朱德电文中的“国府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一句实际上是最高机密，在胡宗南方面看来，朱德是不可能通过所谓的“道路纷传”获得这样的信息。

在熊向晖的回忆录里，他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具体情况。他说在收到朱老总的这份电报的时候，他“心里一惊”，送给胡宗南后，胡宗南足足看了两遍，又让熊向晖念了一遍，然后皱起眉头说了一句：这一手，厉害。接着又问：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很明显，胡宗南的第一反应就是出了内鬼。

熊向晖胆大心细，他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又添油加醋地说“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胡宗南问该怎么查，熊向晖给出了下面这番高情商的答复：

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左一 熊向晖 中 胡宗南

经过这番答复，在旁人眼里看来熊向晖确实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机要秘书了。此后胡宗南召开参谋会，也照例叫上了熊向晖。后来胡宗南的特务查内鬼，还真给查出了几个夸大情况的“糊涂蛋”，比如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开会，说“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中央社甚至直接拍电报给毛泽东，说要“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胡宗南大骂他们是混蛋，这两个所谓的“匪谍”也被关押。

但实际上，这俩倒霉蛋跟泄密完全没有关系，胡宗南乱搞一气，并没有抓到正主。熊向晖也就继续安全地潜伏在胡宗南的一旁，成为中共的一把利剑。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和浙江老乡，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也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1946年4月11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要求其用5天的时间突击歼灭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时间定于5月4日-5月9日。而这一高度机密的消息通过熊向晖的手报告给了党中央，周恩来马上想马歇尔、徐永昌揭露了这个阴谋。这份进攻计划也就没有最终展开。

胡宗南见状不肯死心，1946年5月下旬，胡宗南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叫嚣要“犁庭扫穴”，对延安采取闪击战。胡宗南知道，此时的延安地区在军事意义上意义不大，延安的防御也相对的薄弱，但在政治上却有比较大的好处。

熊向晖得知这份消息后立即报告给党中央。此时熊向晖被胡宗南选派去美国留学，正好途径南京，这也就有了熊向晖和周恩来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见面。1946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接见了熊向晖。光阴如梭，两人已是八年未见，但二人却来不及叙旧，周恩来一见面就紧紧地皱了眉头说：“我不小心出了事故。”

原来，周恩来坐马歇尔专机去延安商议东北停战问题时，在飞机上不小心丢了一个笔记本。当时周恩来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因为工作太累就在飞机上睡了一会儿，结果小本子从衬衣口袋里掉了出来。这个本子上记的东西不多，大多数也不重要，只有一条重要的信息：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这个住址本应该是记在脑子里，但周恩来承认自己是“一时粗心”，还在住址旁边写了一个“熊”字。

周恩来和董必武

也就是说，这个笔记本的遗失极容易导致熊向晖身份的暴露。因为此事，周恩来已经向中央打电报检讨，请求处分。熊向晖听了之后大感震撼，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因为自己所面临的危险，而是周恩来的态度。这件事情本来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晓得，他完全可以不做这个检讨、不找这个麻烦、不向熊向晖这个普通党员坦白道歉，但周恩来毫不规避，主动做检讨请求处分。熊向晖在回忆录中还这样写道：

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入党宣誓起就准备随时牺牲。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还说“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此时，这个丢失的笔记本已经被郑重其事的还给了周恩来，马歇尔还特意用厚纸包装放进了一个火漆密封的小盒子里。但周恩来还是不敢完全排除马歇尔将笔记全部拍照，然后送给蒋介石方面的可能。

周恩来和董必武商量了一个多钟头，想象了多种可能，最终提出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让熊向晖先改变居住地，赶紧先找个借口跑到上海，去书法家马公寓的家里暂住，如果有异常情况就立马联系上海的地下党，由其帮忙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临走前，周恩来和董必武向熊向晖重复了1943年在西安时说过的那句话：胜利以后再见。熊向晖回家后向家人告别，他跟自己的妻子说：“一旦我出事，请你另找对象”。她的妻子听完生气地叫他别废话，只希望他如果以后到了苏北解放区，就得想办法把她接过去。

几个月过去了，熊向晖也办好了去美国留学的各种手续，意外并没有发生。根据周恩来的提示，他在10月初飞到西安“看看胡宗南”，没想到这一遭造就了熊向晖情报生涯中的最高成就。

1946年10月，解放战争的形势可以用焦灼来形容。早些时候李先念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于7月进入陕西和胡宗南周旋，胡宗南率领的部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所部精锐整编第一旅中伏被歼，旅长被俘虏，胡宗南面子丢尽了。

这时，胡宗南再次提出了进攻延安的计划，蒋介石复电同意，要求胡宗南、阎锡山两部夹击刘伯承部，消灭解放军主力。这一情报也被恰好在西安的熊向晖得知，他赶紧通过原有的渠道联系中央， 中央对此很重视。蒋介石的这次进攻计划也暂时搁置了下来，而熊向晖也按照原定计划在南京完婚（证婚人是蒋经国）并等待去美国的轮船。

1947年3月，杭州。胡宗南在他的临时办公室里面召见了熊向晖，要求他推迟三个月再去美国，因为“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胡宗南为何放不下熊向晖这个机要秘书呢？因为熊向晖有一定的知识功底，对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著作都有涉猎，平时给胡宗南写讲话稿也是深得胡宗南喜爱，这一次国民党进攻延安，在军事上问题不大，延安也并非我党的布防重点，而在政治上的考量就多了。

蒋介石要求“剿共”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宗南就马上想到了自己这个机要秘书。胡宗南准备要先准备好传单、宣传品和一份告陕北民众书，要提出“比共产党还革命”的施政纲领，因为西安政治部的人“只会骂娘，不懂革命”，熊向晖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胡宗南对熊向晖百般信任，还叫他秘密的抄录了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以及我党兵力配置情况的草图。

熊向晖之后给胡宗南写了一份看起来比“共产党还要革命”的政治纲领，诚然，胡宗南是没有把这些纲领实现的能力和意愿的，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幌子。比起这份政治纲领，给我党传递情报才是熊向晖心中最重要的事情。

当晚，胡宗南外出。熊向晖仔细阅读了进攻延安的方案，将其牢牢地记在心中，随后将抄件烧毁，余烬扔进抽水马桶冲掉。3月3日，熊向晖跟随胡宗南到西安，他找机会找到联系人将进攻计划和盘托出，并告诉联系人胡宗南为了保密，其军、师、旅长还蒙在鼓里。也就是说，我党比胡宗南的部下还早一步知道了进攻计划。

3月7日，熊向晖再次找到联系人，传递进攻时间推迟三天的消息。 联系人告诉熊向晖：“延安来电，已将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熊向晖遗憾地表示，自己明天就要跟着胡宗南去洛川，不能再接着提供情报了。联系人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来查，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熊向晖也表示：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此后，熊向晖被任命为随军的机要秘书，获取了一些新的情报，如胡宗南作战的具体战术以及新进的美国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和操作人员等。这些情报熊向晖不能回到西安再去找联络人，只能自己冒险。

他只能违反常例，冒着生命危险将情报白纸黑字地写在纸上，并写上联络人王石坚的代名，寄给了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的潘裕然经理。熊向晖只知道潘裕然诚实可靠，但他是不是一名情报工作人员他都不晓得，这是风险极大的。正如熊向晖自己写的那样：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熊向晖在内传递情报，对延安保卫战中共主席团的顺利撤出，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熊向晖也对自己的这份功劳引以为傲，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真心感谢胡宗南，他使周恩来“下的闲棋，布的冷子”逐渐由闲变忙，由冷变热，使我有幸参加“如此出人意料”的“历史巨变”。

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后来张治中将军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时候，在一个晚会上见到了熊向晖和周总理坐在一块，他就说了一句：“熊老弟，你也起义啦！”周总理在一旁笑着纠正：“他哪里是起义？他是归队！”

在新中国成立后， 熊向晖作为周恩来的“兵”，再次活跃在外事工作上。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他担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前往墨西哥成为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01年，中央电视台特别播出了一档以熊向晖为原型的特别节目：《一个人顶几个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看后颇为感动，特地到病房里看望这位老英雄。

2005年，熊向晖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