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汉末三国是一个纷乱的时代，“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同时，也是一个热血澎湃，英雄辈出的时代，刘备，曹操，孙权，关羽，张飞，赵云。。。。。。这些英雄的名字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从未随时间而褪色。小说，漫画，连续剧，这些作品构成了我们大多数人对那个盛衰无常的三国时代的回忆与印象。“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在三国中，东吴虽然存在感最低，但是，确是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政权，依靠长江天险，东吴在与曹魏和蜀汉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得以维系在江东长达近百年的统治，“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东吴的长江防御战略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能依托长江与北方对峙近百年呢？本文将与你一一道来。
一． 东吴长江防线的基本思路
自古云“守江必守淮”，长江虽然号称“天险”，但是也绝对不是不可逾越，如果单纯依靠长江防御，万里长江，敌军只要有船，想从哪里渡河就从哪里渡河，防不胜防。因此，历来割据南方的偏安政权，都非常注重视淮河地区的防御，以为长江提供屏障和前哨基地，然而，东吴却是个例外，尽管东吴一直都想吞并淮南地区，改善其战略态势始终，但是却始终未能如愿，在一个小小的合肥城下便折戟数回，更不要说拿下整个淮南地区了，因此，东吴始终只能在长江一线，与曹魏进行对峙。东吴的长江防御战略，可以概括为“限江自保”，“临江塞要”，前者是总的方针，后者是具体方式。“限江自保”指的是依托长江作防御作战，总体呈防御态势，不对北方进行大规模进攻战役（就是所谓北伐），仅有的几次大规模进攻，也是为了更好的改善防御态势，如孙权对合肥和诸葛恪对合肥新城的大规模进攻，（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东吴与北方国力相差悬殊，无力进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东吴军队长于水战，不擅长陆战所致。此外，也与江东本地士族的保守个性与山越的牵制有关。“临江塞要”指的是战略原则，东吴水军没有淮河地区作为战略缓冲，只得依托长江，阻塞位于长江北岸的数出战略要地（如濡须口。广陵，沔口，武昌等，见下文），扼守险要，互相策应，并在要塞附近屯田，作长期防御准备，一旦有事，则东吴水军依托长江水道快速机动，对这些要塞实行支援。东吴之所以能够采取这样的防御战略，与曹魏军队的战略特点有关。一方面，曹魏军队不擅长水战，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即是曹魏军队南下攻吴基本上都是走南北向的水道进入长江，如走汉水入沔口进长江，走肥水入濡须口进长江等等。原因在于陆路运输粮食需要大量利用人力和畜力，效率低下，成本非常高，而水路运输兵员粮草，速度快，运量大，效率高，大大节省成本，伍被就曾说“（吴地）一船之载当中国（原）数十辆车”（《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另外，如果走陆路进军，到达长江，还是要用船来到江南，否则只能望洋兴叹，如果这样，不如一开始就走水路。如后世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征宋时（450）。就因缺少船只，至瓜州，无法渡江，因而大掠而还，没有达到吞并刘宋，统一中国的目的。
二． 赤壁之战后的东吴长江防御
赤壁之战后，东吴军队夺取南郡（江陵，今湖北荆州），甘宁袭取夷陵（今湖北宜都北），刘备集团则乘势占领荆州南部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均在今湖南一带），曹军仍盘踞在襄阳地区，防备南方势力。在鲁肃的建议下，东吴将南郡让给刘备，（这就是所谓“借荆州”），此举无疑大大强化了孙刘之间的同盟关系，对刘备和孙权集团都有好处。（原因见下），与此同时，曹操也在积极准备再次南下东吴。战事一触即发。
如前所述，曹操集团南下攻打吴国，基本都是走南北向的水道进入长江，这个时候，有三条主要水道可以使用，从西往东分别是，一是汉水，由襄阳进入沔口（夏口，今湖北汉口），进入长江，二是肥水，施水，巢湖，濡须水一线，走寿春（今安徽寿县）过巢湖经过合肥，由濡须口入长江，三是中渎水。即邗沟，由淮河下游通往广陵（今江苏扬州），进入长江，那么曹操会选择哪一条道路呢？

图一 长江中游形势图（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图二 中渎水（邗沟）示意图（图片来源于中国海事服务网）

图三 濡须之战（图片来源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曹操最终选择了中间的道路南下攻吴，即由肥水，施水，巢湖进入长江，这条水路由此也成为了东吴此时长江防御的重点，众所周知，孙权的统治地区核心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在以建业（今江苏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沿岸地区。走汉水这条道路无法威胁孙权集团的核心地区，且侧翼容易受到占据南郡的刘备集团的威胁（借荆州对东吴的好处之一），东面的中渎水，水文条件恶劣，此时已经淤塞多时，广陵江口又多大风大浪，在后面，曹丕征吴（225）就曾尝试这一水道，结果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帝御龙舟，会暴风飘荡，几至沉没”如此水文条件，当然不利于大规模进军。相对于东吴而言，走这条水路也是最便于北上进攻的一条水路，因为若走汉水北伐，首先要逆流而上，则要面对曹军重兵把守的襄阳，（日后关羽就久攻襄阳不克），即使拿下襄阳，往前再无南北向的水路可供进军，对不擅长陆战的吴军非常不利。因此，这条水道称为了曹孙两家争夺的焦点，赤壁之战后的曹孙两家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曹军共4次由此条水路南下攻吴，第一次是建安十四年三月(209)年三月，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不久，曹操领军返回，第二次是建安十八年（213年），双方交战对峙了一段时间，曹操领军攻打濡须口，“（孙权）备御甚精，曹公不能下而退”（《三国志·吕蒙传》，第三次是次年五月，为了报复孙权攻拔皖城（今安徽安庆潜山，今天以油焖大龙虾而出名）的军事行动（“闰月，克之（皖城），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三国志·吴主传》，这个倒霉的朱光很多人认为就是《孔雀东南飞》里的太守，因此可见，即使焦仲卿与刘兰芝不殉情而死“自挂东南枝”，他们的下场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曹操再次领军南下实施报复性进攻，至十月。“自合肥还”，原因是伏皇后发动针对曹操的政变阴谋败露，使得曹操不得不北还，收拾残局，最后一次大规模南下征吴则是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冬，同样是为了报复孙权于上一年攻打合肥的行动，再度失利，“后曹公又大出濡须，。。。。。。曹公前锋屯未就（吕）蒙攻破之，曹公引退。”（《三国志·吕蒙传》）战后，孙权“报使修好，势重结婚”（《三国志·吴主传》），向曹操求和，曹操撤退。孙权方面在这一段时间内也通过这一水路发动数次进攻，208年年底，孙权就率军发动了对合肥的进攻，希望夺取合肥，以此为跳板攻取整个淮南地区，同时派张昭攻打当涂县，均不克而还。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在濡须口修筑“濡须坞”防止曹操进攻，次年果然凭此击退曹操。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被张辽打的大败（就是著名的逍遥津之战），东吴猛将陈武战死，吴军见“城不可拔，乃引退”（《三国志·张辽传》），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双方在此一战线陷入僵持，曹军无法攻破濡须口，而吴军也无法攻破合肥。
曹军无法攻破濡须口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兵力没有优势，如213年的濡须口之战中，“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权率众七万应之”，《三国志·甘宁传》尽管曹军号称四十万，但是实际兵力可能只有十万左右（赤壁之战中曹军实际有二十万人左右，号称八十万，以此推之），兵力为10比7不具有明显优势，加之孙权在濡须口“夹水立坞，状如偃月”，（《后汉书》）（李荃《太白阴经》注“偃月营，形象偃月，背山岗，面陂泽。轮逐山势，弦随面直”），又“置强弩万张于其上”阻击顺流而下的敌军舰队，城坞依山傍水，地形易守难攻，且在周围有大量屯田，利于长期防守，对曹军非常不利。孙权甚至还在曹操面前玩了一手“草船借箭”，《魏略》记载“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除此之外，曹军的水师在面对东吴水军时，也没有优势，209年第一次攻打濡须口的战役中，曹操“作轻舟，治水军”“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都是小船。213年第二次进攻濡须口时，“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曹军进入长江的是“油船”，具体形制不详，但是一定不是大船，因为巢湖，肥水的水量难以通行大型船只。孙权方面，则是“楼船”（“曹公出濡须，（董）袭从（孙）权赴督之，使袭督五楼船往濡须口”《三国志·董袭传》），楼船有五层，可载士兵3000人。以这样的水军优势面对曹军，自然可以在濡须口抵挡曹军，无往而不利。
鲁肃借“荆州”对东吴长江防御的有利影响
“借荆州”的史实过程，并非如《三国演义》小说一样，而是经历了颇多曲折，如前文所述，刘备借的也不是整个“荆州”，而是南郡地区（今湖北荆州，江陵）的江北土地，并且以原来刘琦占据的江夏（今湖北武汉）交与孙权，事实上是“等价交换”，不存在所谓的“借”，《资治通鉴》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谒京见孙权”，刘备亲自前往京口向孙权“借地”，周瑜则主张扣押刘备，“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三国志·周瑜传》），孙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没有采纳。不久，周瑜去世，鲁肃出于战略考量，力排众议，同意了刘备的请求，“唯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三国志·鲁肃传》）。应当说，这一举动是明智的。首先，大大强化了孙刘联盟之间的联盟关系，其次，分担了东吴长江防线的压力。如前所述，刘备占据江陵，既从侧翼威胁由汉水南下的曹军，又可以正面牵制来自襄阳的曹军集团，大大减轻了东吴长江防线的压力，使得其能从容集合七万大军防守濡须口。刘备获得这一战略要地，既可以北上攻打襄阳，威胁中原，后来关羽北伐即走此线出兵，“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三国志·关羽传》），也可以向西进入蜀地。对刘备集团的发展大为有利。也难怪曹操听说鲁肃将南郡借与刘备时，“方作书，落笔于地”了（《三国志·鲁肃传》）
不过，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鲁肃和东吴集团之所以借南郡给刘备，其理由是“共拒曹公”（《三国志·鲁肃传》），希望与刘备一起抗曹，自然是想让刘备集团向北发展，牵制襄阳的曹军集团，承担共同抗曹的义务，孙权方面倒是积极履行义务，在濡须口，合肥与曹军展开大规模拉锯战，但是刘备非但没有北上抗曹，反而在阻拦孙权入蜀时（刘备在听说孙权要出兵伐蜀时伪报孙权曰：“备与（刘）璋托为宗室，冀凭威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怯，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三国志·鲁肃传》），千方百计阻挠孙权进军巴蜀）自己西进攻取蜀地，留关羽镇守荆州。且属于背信弃义突然翻脸刘璋的偷袭行为，孙权闻讯，大骂刘备，“后备西图璋，留关羽守，权曰：“滑虏乃敢挟诈”（《三国志·鲁肃传》），刘备的此种行为，为孙刘联盟的破裂埋下伏笔，也为东吴调整长江防御战略作出了铺垫。
三．孙刘联盟破裂前后的东吴长江防御．
如前文所述，在刘备入蜀之后，孙权集团对刘备的信任程度大为降低，首先，接回了嫁给刘备的孙小妹，然后，在215年，向刘备讨要荆州诸郡，刘备回答“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三国志·吴主传》），孙权对于刘备的回答十分愤怒，曰“此假（借）而不反，乃欲以虚辞引岁也”（同上），单方面派出长沙，桂阳，零陵三郡的地方官员，欲接受三郡，被关羽驱逐，孙权大怒。令吕蒙督兵两万以取三郡，刘备也派出援军，双方剑拔弩张，最后，刘备妥协，将湘水以东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让给孙权，史称“湘水划界”，“湘水划界”标志者刘备事实上以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换取了南郡，两者之后不应该存在任何领土争议。但是，这样的举动已经标志着孙刘联盟开始破裂，孙权也开始重新审视孙刘联盟与长江的防御。
因为屡次争夺合肥不利，加上极力主张并维持孙刘联盟的鲁肃去世（217年），孙权此时开始将目光转向刘备，也就是长江中游地区，此时，吴将吕蒙提出建议“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取。不如取（关）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三国志·吕蒙传》），孙权同意了他的建议。从理性角度而言，背信弃义，攻取关羽，占领南郡必将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双方开战，在北方尚有强敌的背景下，此举可以说是火中取栗，非常的危险，即使北方中立，孙权对能否彻底战胜或消灭刘备也无把握。那么，孙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很多人认为，在219年关羽围攻襄阳，樊城时，刘备集团势力达到极盛，已经威胁到了孙权集团的生存，故而孙权必须袭取荆州（南郡），求得己方的生存，这种说法显然是既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军事的主观臆断。刘备集团的势力再怎么发展，在当时也不可能超过曹操，况且，刘备政权得以立足的政治基础，在于“兴复汉室”“汉贼不两立”，刘备自脱离曹操起兵以来，就一直打着“奉衣带诏讨贼”的旗号，基本不存在任何与曹操集团媾和或结盟的可能性，双方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此时，在北方曹操集团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刘备若主动大举攻吴，本就势力弱小的刘备岂不是两线作战，自寻死路吗？就算刘备与东吴翻脸，大举进攻东吴，兵力和战斗力也难以超过当年赤壁之战时南下的曹操（“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原）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刘）表，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周瑜传》，不要说二十万，很难想象此时的刘备拿得出十万人来主动大举进攻东吴），对于赤壁之战时已经占领荆州大部，“共长江之险”二十万大军顺江而下的曹军都不怕，对于刘备却感到害怕，岂不是非常不符合常理吗？因此，我认为，孙权之所以袭取荆州(南郡)，更多是出于感性层面对刘备背信弃义的愤怒和不信任甚至报复（如前文所述），而绝非理性的思考。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围攻襄阳，樊城。“威震华夏”，司马懿建议“可喻权所，令跻其后，则樊围自解”《晋书·宣帝纪》，曹操同意，派出使者与孙权接触，孙权集团开始与曹操眉来眼去，“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三国志·吴主传》），积极准备偷袭南郡，“全据荆州”，曹操方面也积极配合，“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权长驱不复后顾”，《魏略》撤掉了合肥的守军，接触孙权的后顾之忧，这种情况下，孙权得以从容从下游调集兵力偷袭荆州，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刘备愤而出兵讨伐东吴，双方爆发了著名的“夷陵之战”（222）。刘备以惨败而告终。

图四 襄樊之战示意图
夷陵之战的详细过程，许多文章都有论述，在此并不冗述。值得一提的是，此番作战，刘备的水军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原因令人费解，刘备集团的水军虽然在荆州一战中损失惨重，但还不是全军覆没。仍然具有一定实力，《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章武）二年（222）春，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可见蜀军此战有水军，可后来却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三国志·陆逊传》）让他们放弃水军，在陆地上扎营（没有记载陈式的动作想必与此差不多），其原因令人费解。笔者推断，可能是惧怕东吴优势水军，不敢与其交战的缘故，但是，东吴方面对此却非常鸡蛋，打错了，忌惮，陆逊曾说“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三国志·陆逊传》），由于刘备水军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而，东吴在长江江面上亦有没有大规模的防御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