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界认为日本战国时代始于1467年的应仁之乱，止于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日本战国时代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即“下克上”和“守护大名”向“战国大名”的质变。所谓“下克上”，顾名思义就是下级对上级的篡夺，象出了武田信玄的甲斐武田氏、出了上杉谦信的越后上杉氏，都是“下克上”发的家。日本战国时代之所以流行“下克上”，主要是因为上对下的统御力不够，日本平安时代末仿中国隋唐的均田制和租调庸制，建立起的“班田制”业已败坏，大量私有土地为了避税，寄进到贵族、寺社名下，此种寄进本身就联系松散，加上各方力量对他们的争夺，又加上室町幕府为防止守护大名坐大，而刻意分化守护大名的权力，这些都造成了权力的名义拥有和实际拥有的分裂。而在历时11年的应仁之乱中，守护大名们纷纷离开领地跑到京都去参加混战，这简直就是将权力拱手让人。于是大规模“上克上”开始泛滥。
至于守护大名向战国大名的转变，本质上其实就是在防止下克上。战国大名有两个基本制度为其特征，即颁布“分国法”和“检地”。颁布分国法的目的是为了集权，通过明文规定主君和武士、农民的责任和义务，甚至包括婚姻及继承等事务，来更严密、更合理地控制属下。而检地，即是土地普查，以普查结果来定租、调、庸，保证农业生产，减轻了农民被讹诈的可能。此制度直接否定了平安时代开始的“庄园公领制”，间接上支持了社会等级分化及兵农分离，象战国初期被视为土鳖的“足轻”，战国末期就妥妥的成了武士阶层。
依黄仁宇先生对明朝鬼画桃符式的土地丈量政策的研究，目测日本战国时期的检地应该也高不到哪去，比如织田信长的检地政策中有一种“指出”制，就是由大名、领主自己来申报自己治下有多少土地、佃农人数及收获量，其准确度可想而知。但即便是在这等技术背景下，有某位响当当的大名还是被检出有十几万石的隐田，这只能怪鱼太大，不能怪网太密。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战国大名都有以上两个特征，象父子俩的人头都被织田信长拿去制成了酒具的北近江浅井家，他们就没颁布“分国法”，他们家的统治有点象议会制，家臣们有决策权。还有就是净土真宗，法王大名的统治主要依靠的是信仰，虽然也有主君、家臣之分，但远不够严密。
最早实施分国法和检地的大名是北条早云，后来群雄都纷纷跟进。检地方面最成功的应该是丰臣秀吉的“太阁检地”，德川幕府基本是继承了他的政策。而实行分国法最成功的无疑是德川家，不然德川幕府不会支撑两百多年。这个分国法是很重要的，象上杉谦信这种大英雄，因为没有很好地推行分国法，其治下就频频出现乱臣，其一生颇为劳碌。日本战国时代是个纷繁复杂的时代，有一诺而捐躯的豪杰，也有一抽风就将主君砍死的怪才，象富田长繁就因为让手下加班打仗，被小林吉隆一铁炮轰死了。
总的来说，剥去那些让人扼腕而叹的人物事件后，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制度的日渐合理。一个末法时代也是个重生的时代。在一个强调血统、又没有外族入侵的国家，如果没有“武家”出现，如果不经战国对社会经济的调整，日本不可能进入封建社会的全盛期。当然我们也可以发现，德川幕府在取消宗教独立性、闭关锁国下的苦功。这种苦功我们并不陌生，它是那时最好的选择，也是后来最坏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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