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在历任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经历失望、期望、绝望之后，孔子最终选择离开，离开了父母之国鲁国。
从这一年开始，已逾天命之年的孔子, 历时十四年，自东方的杞国到西方的曹卫，从南方的陈蔡至北方的齐国，行程数千里，拜谒大小封君70余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爱国当是“不离不弃”，忠君应为“常侍左右”，于是，在一些人看来，孔子成为自绝于祖国的“罪人”，成为自绝于国君的“罪臣”。

首先，当时，“天下”与“邦国”是两个概念。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才是王朝的代表，而诸侯王不过是天子的从属而已。春秋时期的先哲，如孔子、孟子，如墨子、庄子，政治视野是以天下大局为范围的，其政治理想也是以“天下”为本位的。他们心怀天下勇于担当，忧国忧民为民请命，这正是爱国的至高境界。
孔子的理想，“如有用我者其为东周乎”，由礼崩乐坏的现实再造大周的盛世，回归天下大治，这何尝不是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为此，他不必，也不能局限于东方之隅的鲁国。所以，孔子的离开，也就在情理之中，这不仅展现了他的天下全局意识，更彰显了他的政治战略眼光，就某种意义而言，是舍鲁国之小家顾天下之大家。
况且，天下大治，鲁国自然太平兴盛，孔子离开父母之国，更是为了父母之国。
后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这一境界精神的概括与总结；“先天下之忧而忧”，“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对这一境界精神的传承与实践。

其次，忠君未必就是爱国，爱国未必就须忠君。
孔子对于君主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君臣的关系应当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国君是邦国的代表，爱国与否从很大程度也就表现为对国君的态度。但是，国君也有贤愚之分仁残之别，所以，臣下对于君主的“忠”也应是理性的、有条件的，并不是盲目的、无条件的，对于君主的“忠”，一般是以君主的明、德、惠、礼等为前提，强调的是君臣双方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要君仁臣忠、君义臣忠等，所以，当君主是明君、仁君之时，忠君就是和爱国是一致的，反之，一味地盲从，是背离了“忠”的本意的，是愚忠，当然爱国也就无从谈起。
对于君主，臣子要“勿欺也，而犯之”，而且，出仕也是有原则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甚至认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孔子所反复强调的“忠”，不是忠于任何一个君主，而是忠于道义，忠于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尽管，鲁国是“陪臣持国命”，孔子在任职时，仍然尽职尽责，上报国君，下安黎庶，但是，当“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政治理想，在鲁国没有实现的可能，孔子也就选择离开了鲁君，所以，孔子对鲁君的“自绝”，也不是不忠的表现。

此外，孔子对鲁国有着深刻的感情，最后也是落叶归根。
在离开鲁国之时，孔子“迟迟吾行也”，这里的山山水水,羁縻着离去的脚步，这里的一草一木,绊留着孔子远行的身影；在离开鲁国之后，孔子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父母之国，更是忧思难安魂牵梦绕,尤其是当鲁国遇到强齐入侵的危急时刻，“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激励学生积极献策出力。
在周游列国晚期，孔子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在外漂泊十四年之后又返回鲁国……这些，何尝不是对父母之国的拳拳之义与殷殷之情，这种赤诚，这种厚义，难道逊色那些或者叫嚣于口舌，或者纠结于末节的所谓爱国吗？

曾经，对父母之国的“背弃远离”，曾经，对一国之君的“二臣不忠”，其实，这些让少数后人津津乐道的“铁证”、“口实”，正是孔子对父母之国赤城情怀的体现，对天下民众至爱境界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