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顺年间，《东莞县志》记载，县名-莞草名，可以为习，邑在广东之东，海旁多产莞草，故名。这句话记载了东莞市名的由来。
东莞和曾经深圳一样，虽同属交通的咽喉要道，但当地人却一直靠着遍地而生的关草编织成席子的生意，维持生计。谁也没想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短短几年时间，东莞这座小城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全球闻名的世界工厂。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在当时是东莞人都会说的一句顺口溜。
财富以乘法速度急增，云霄和尘埃在分秒间切换，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缝隙中，香艳的欲望也落满了幽深的小巷，一座靠制造业崛起的地级城市，忽然间，在街头巷尾主营起了酒店住宿的生意，一时间，东莞二字都变得暧昧起来，行色匆匆与绕指柔情之下，东莞的粉色经济喷薄而出，世界工厂、淘金圣地与男人天堂，灯红酒绿成为了东莞的一体两面，这些标签如同一双大手在翻云覆雨，颠鸾倒凤之间悄然掌握了东莞的命运。
2007年，东莞的GDP达到了3710亿元，在中国所有城市中排名第13位。与此同时，这座城市星级酒店也发展到了96家，其中五星级酒店就有16家，这个总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占到了全国五星级酒店总量的5%。但仅仅过了五年时间，东莞的GDP增速反而在广东省垫底，伴随而来的还有大批酒店停业倒闭，东莞这座淘金小城一夜之间黯然失色。
东莞是如何从世界工厂变为粉色天堂的？扫黄打非前后的东莞都经历了什么？制造业衰退的今天，东莞的未来又在哪里？大家好，我是强良。感谢关注与支持。今天我们聊一聊东莞。
1974年国家农业部调查我国粮食产量情况，发现有三个县的农业产量位居全国前三，第一位是吉林榆树县，第二位是江苏吴县，第三位是广东东莞县。当时，东莞县作为农业大县，每年稳定地向国家上交4亿多公斤粮食、40多万头生猪。更令人诧异的是，与东莞县农业傲人的产量相反，东莞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仅为149元。而与东莞县直线距离仅有七十九千米的香港，当地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则高达13000港币。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内地与香港之间近100倍的差距，使得裸泳到对岸的香港讨生活成为了东莞年轻人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于是，每当夜幕降临，在海岸边，一些东莞年轻人就会伺机而动，趁着夜色小心行事，悄悄地从海滩边下水，奋力游向对岸。
1977年年底，邓公在广东调研期间，当地官员向他汇报了惨状。他们告诉邓公，曾有70万年轻人试图偷渡到香港，前后约有14万人成功登港。在海中意外溺亡的人数十分惊人。听完数据，看着一片荒芜的土地，邓公随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借力使力成了一味良药。
1978年7月15日，国务院颁布了开展《对外装配业务试行办法》，提出了农村工业化路线，允许广东和福建等地作为试点，率先开展三来一补。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可补偿贸易，再简单点说，就是外商提供设备、原料、样品和销售，内地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动力。这种模式是改革开放初期内地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之下的最优解。
有了政策支持，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广东省马上发展起来料加工的产业，其中东莞就是广东五个试行县之一。就在东莞作为试点的政策下来后不久，信浮手袋厂的老板张子弥在报纸上读到了内地政策变动的新闻。当时张子弥在香港的工厂正苦于香港逐年上升的土地、人力成本，他顺势将目光投向了内地。1978年7月29日，张子弥来到东莞考察，他首先去到了东莞县虎门镇东莞二轻局的下属企业-太平服装厂。据太平服装厂负责供销业务的唐治平回，张子弥一进到工厂，就将一个女士pu手提包和一套能生产这个包的材料摆到桌子上，并且要求工人们用一天的时间生产出品质相同的包。
在当时，太平服装厂只生产过“为人民服务”的帆布袋和蓝白灰的简单工装，对于pu这种材质更是碰都没碰过，但为了借助外资实现快速发展，广东省轻工局领导立刻答应了张子弥的要求。经过一晚的突击加工，太平服装厂的员工按照张子弥的要求做出了产品，等产品送到张子民面前时，他不禁赞叹太平服装厂员工的效率和手艺。一天之后，双方就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张子迷投资300万港元，提供所有用于生产的设备和原料，太平服装厂则提供土地、劳动力和厂房。到了1978年9月15日，太平手袋厂正式投入生产，并获得了国家工商局颁发的第一张牌照，粤字001号。
这是全国第一个“三来一补”，也是东莞今后成为世界工厂的第一块砖。太平手袋厂的成功建立，不仅增加了太平服装厂的产值，也给东莞带来了香港的管理模式。太平手袋厂经张子弥的调整采用了计件算工资的方式，也就是多劳多得。太平手袋厂的一位老员工称，按照计件工资的方式，他第一个月拿到120多元的工资，工作中最少的也有80多元，而那时国家干部的工资也不过才30多元。开工头一年，整个太平手袋厂就拿到了100多万元加工费，并为大陆赚取了60多万元港币。
太平手袋厂的成功开办，吸引了大批港商来东莞投资设厂。高产值和高工资，让东莞虎门镇的人尝到了甜头。那时候很多企业都要招揽港商进行合作，很多人要提着鸡鸭鱼走后门，才能进入太平手袋厂打工。
回看这一年，东莞人就像是靠港在中国经济之河的出海口，而他们即将要实现的，正是广阔无垠的财富之海。太平手袋厂正式投入生产了两个月之后，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国家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了发展基调。政策引导下，作为开放前沿，广东省开始将大部分吸引外资的审查政策下放，宣布各地市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招商引资。
广州作为广东省省会，深圳又被定位成了特区，资金、人才、设备都顺理成章地流向了广深二市。夹在广州和深圳中间的东莞，基础设施条件差，基本的用电、通讯、运输等设施都急缺，打电话需要跑到邮电局，并且邮电局只有两条线，却时常有十几个人排队。
龙眼村龙眼发具厂的老板回想起东莞当时的破败场景，说打电话都不敢去厕所，怕一回来要重新排队，更要命的是。工厂缺个螺丝要跑到香港买。为了能在深圳和广州的夹缝中求一线生机，东莞兵行险招，再度悄悄地将外资审查的资格下放到30多个村镇。
1978年12月21日，东莞县又集中了15个有关部门成立了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办公室，这是全国第一个加工贸易装配办公室，日常工作就是主管东莞三来一补企业的签约、审批等工作。在当时，这个加工贸易装配办公室的各有关部门负责人都要带公章来上班，一旦谈判小组与外商谈好，就拿到办公室审批。
在外界看来，东莞这是在为外商大开方便之门。但实际上东莞政府另有目的。当时东莞的招商引资有个政策规定，任何一个外资企业都要有七大员工，工厂的副厂长、计划生育管理人、关税申报员、税收申报员等七个重要岗位必须安排给东莞本地人。
东莞希望在引进香港简单制造业的同时，可以学到香港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培养起自己的工业力量，避免沦为加工厂的下场。但外资企业也看透了东莞领导班子的心思。外资企业规定七大员不用来上班，工资照发，企业花名册上有七大员，但是他们不用干活，七大员就算是来到工厂上班，也不给分配活，有名无实，渐渐的七大员也就主动放弃了工作。
如此一来，东莞想要偷师的想法无奈破产。但为了尽快发展东莞经济，东莞权衡再三，还是让下属各镇各村出奇招，进行招商引资。为此，虎门公社的干部特地坐船到香港请侨胞吃饭，各种开座谈会，想要消除港商的顾虑。一旦有香港商人答应来考察，国民公社就会派人去深圳罗湖口岸接人，那时小轿车还是稀有物品。于是，虎门人就用货车、摩托、公交车把人接回来。
1984年，虎门镇还挂牌了全国第一家合作企业-东莞宾馆夜总会，以此来减少和香港娱乐业的差距，以便招揽港商。在当时，广东省省委书记到虎门的沙角电厂参观，听说东莞建了一个夜总会，特意跑来看，省委书记担心夜总会有伤风化，建议换个名字。但虎门当地领导则称，什么叫夜总会？就是晚上一群人跳跳舞，唱唱歌，没什么可怕的。于是虎门的夜总会照样开门营业，夜夜笙歌，省领导也没再追究。
东莞的石碣镇则采用人海战术，从镇到村，从村民小组到个人，全部鼓励去招商，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凡是能招来企业的，就奖励一到两个月的厂房房租。上世纪80年代，代工厂的面积一般是2000到3000平方米，每平方米的月租金是十到12元，因此普通农民招商的奖励就能达到上万块。扔下锄头跑生意，在当时成为了石碣镇农民发家致富的捷径。
曾任东莞长安镇人大主席的王志民还经常派人去深圳罗湖火车站点。这些人带着饭盒在火车站一待就是一整天，看到来往的香港商客就上前推销。长安镇劝他们到长安镇考察，长安镇领导还给村干部每人搞一个船员证，让他们坐上采砂船，利用船停靠在香港的短暂时间，向香港商人介绍长安镇。
到了1981年，长安镇办起了第一个三来一补毛织工厂，工厂就设在公社会堂。那时候的东莞，各村镇的祠堂、会堂、饭堂、民房，到处都是搭起来的“三来一补”的小作坊。一年后，长安镇建立起第一工业区，引进开达玩具厂。到了1987年年底，全长安镇共有来料加工企业108家，厂房面积20多万平方米，年收入加工费达到4307万元。
为了拉外资，各乡镇奇招频出，为避免鹬蚌相争，各村镇互相打架的事情发生，东莞独辟蹊径，东莞政府把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了分类和聚集，比如做毛衣在大朗，做家具的在虎门。做鞋子在厚街，正是这样一镇一品的安排，成就了后来东莞专业镇的美好。
到了1985年，东莞的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GDP也比1978年翻了三倍，年均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两年之后，东莞三来一补企业高达2500多家，工缴费收入达1.07亿美元，占全省工缴费总收入2.7亿美元的39.6%，人均创汇214美元。就这样，借着政策的东风和敢闯敢干的一股冲劲，东莞在深圳和广州之间踩中了时代的风口，杀出了一条血路。
不过，在东莞的财富河流里，除了外资，还藏着其他的财富密码。马克思曾在资本论里提到，土地是财富之母，幸运的东莞人读到了其中的真谛。外来投资者来东莞投资建厂，农耕土地顺理成章转变为工业用地，工业用地出让给投资者，拥有土地的人就变成了实力。当时中国人的土地主要有两种分配方式，一种是村里将土地集中盖成厂房，租给外来投资者，然后用获得的租金给村民们分红，另一种则是直接卖给村民个人。东莞出让土地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建厂房，收取长期租金，另一种是一次性转让土地50年的使用权给投资者。
据原东莞石碣镇镇长刘旭枝回忆，当时东莞的零碎土地价格为3000到5000元一亩，平整土地价格更高，村镇会将村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建厂之后利益平分，失地的农民会在几年一次土地调整中再次分得土地。以人均耕地1.5亩的龙眼村为例，在当时，村委会会先以银行贷款、发动村民投资和找已经建成的工程贷款等方式建厂房拉投资，之后再以每年出租土地赚到的纯利润的23%，按村里的人头进行年终分红。
据原龙眼村村主任张润森称，有一年龙眼村的利润达1.2亿元，于是这年村里每人的年终分红约为1.3万元。从1986年开始，龙眼村的土地以每年100多亩的速度递减，但每年的工业利润则以30%的速度增长。租赁往来之下，土地成了东莞人既省力又快捷的瓜分工业财富的方式。
1985年，现东莞市工商联副会长莫志明也看到了港商在东莞建厂的土地需求，从中学校长的位置上辞职下了海，之后她与弟弟莫树民一起进军建筑业，买下土地，为来东莞投资办厂的商人建造厂房，并从建筑业逐步涉足房地产。到了1994年，莫志明已经有了1亿多元的存款。
厂房的建立让大量的制造工厂在东莞落地。由此，工厂对于工人的需求也水涨船高。1988年，东莞外来务工人员已经占了总人口的近4/5，无户人员数量超过千万。为安置这些外来务工者，东莞的村民们又在土地上建起了一栋栋高楼，用来出租给他们当作宿舍。东莞本地人只需坐收租金，就能实现财富翻倍。
曾有报道，在东莞，由于户人家将自家住宅盖到六层，并分成70多个房间，以每间200元左右的低廉价格租给外来打工者，一个月下来净收入就有7000多元，要知道，当年北京的房价也才1600多元每平米。不过在当时，这个收入在东莞并不算高，在一些经济发达的东莞乡镇，有些人家每月仅租金就能收到四五万元。
土地曾经是东莞人贫穷的枷锁，现在一跃成了东莞人的新图腾。东莞本地人借着土地红利发展租赁经济，享受了工业化带来的第一轮财富蜜糖。伴随东莞工业化增长的，除了东莞人的财富，还有东莞的城镇化规模。
1988年，为了适应东莞工业快速发展和人口激增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后，东莞县升级为东莞市。新设立的东莞市没有在市和镇中间设立县一级的行政区划，而是采取了东莞市直接管理街镇的模式。这种直筒子管理模式正是曾经让东莞脱贫致富的模式的延续。就在东莞升级为地级市后，东莞市政府制定了第一个战略目标，超前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电力、通讯等工业基础设施。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5年，东莞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为重点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高达338.14亿元。
东莞市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东莞政府开始主导，东莞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变，虽然只是一个名词的转变，但却被称为是东莞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据东莞党史记载，1995年，东莞诺基亚移动电话有限公司成立，广东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改造成功，隔年东莞新科磁电制品厂建成投产。电池生产基地建成之后，以it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东莞也迅猛发展。
政策导向加上基础设施的完善，全国再度掀起了东莞淘金热，下海去东莞成为了当时年轻人不错的选择之一。外商纷至沓来，招工需求激增，东莞客运站外来务工人员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但在当时，东莞可以用来洽谈业务的场所却很少，全市酒店，不足六家。1964年建成的华侨大厦，前身是东莞政府的招待所，1984年紧挨着东莞老政府建成了东莞宾馆，作为东莞曾经规格最高的政务接待场所，接待了柬埔寨亲王、沙特王子、加蓬总统等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1985年，石龙宾馆、美东大酒店才相继建成，一年之后，东莞山庄才正式开业。这几家屈指可数的酒店自然无法满足东莞旺盛的商务需求。
有需求就有市场，先前靠着租赁经济先富起来的东莞人悟透了住宿刚需这一藏在商务洽谈背后的生钱之道。烈火烹油，东莞酒店业迎来了民间资本的攻城略地。1994年，莫志明决定在东莞寮步镇投资建设酒店。按照莫志明的话说，他最初进入酒店业的理由很简单，做工业厂房建筑赚的钱不知道往哪里投，就找了一本香港十大富翁发家史，发现书里写的人有钱之后都是做房地产或者酒店，所以干脆把钱投资做酒店。
这家酒店。莫志明投资八千万，寮步镇政府以地皮入股，在当时，这是东莞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乡镇四星级酒店。1996年，莫志明的金凯悦酒店开张营业，但有经验的酒店管理者却发现，酒店只有客房，连后勤部门都没有。但就是这样一家门外汉建的酒店，因为东莞庞大的客源始终宾客盈门。
据媒体报道，金凯悦酒店建成后日均开房率达到九成以上，并且成了寮步镇以及附近各镇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接待谈判的最佳场所。另外，由于东莞市早期对土地的属性模糊，导致酒店全部建立在了工业用地上，而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的土地价值差异约有十倍之高。庞大的客流量加上廉价的土地资源，让包括金凯悦酒店在内的东莞酒店盆满钵满。
原东莞市旅游局局长称，金凯悦酒店的房价为每天400到600多元，200多个房间只需要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就可以回本。和金凯悦酒店同年建成的，还有被称为东莞土皇帝梁耀辉所建设的太子酒店。TVB著名的电视剧《酒店风云》就取景于该酒店。
之后，东莞本土的三正集团、富盈集团、宏远集团又分别投进了三正半山酒店、富盈酒店和宏远酒店，酒店扎堆修建的数量远超了东莞政府的预期。为了给酒店行业降温，东莞市旅游局局长曾特意发表了东莞酒店业发展初探一文，劝告东莞民间投资者对投资酒店业要保持冷静，但东莞的民营资本已经刹不住车。
从1996年开始，东莞酒店业进入了爆发增长期，1996年东莞只有16家星级酒店，到了2006年，短短十年已经发展到96家，其中五星级酒店16家，四星级酒店25家，三星级酒店30家。当年全国的五星级酒店加起来一共才250家，东莞一个市就占到全国的5%，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但好景不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莞企业开始接二连三地倒闭，倚仗着外商洽谈的酒店业也进入低迷期。
但与海外经济状况相反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居然成了东莞的制造业逆势崛起、夹缝转身的绝佳时机。由于全球经济低迷，加上人力、土地等成本的增加，台湾等地的电子和it制造业资金链紧张，他们急需寻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台湾继续做加工贸易的地方。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再次成为了东莞这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那一年，台湾的电子it产业向东莞地区转移，全世界排名前100的企业有12家在东莞投资办厂，杜邦、雀巢、诺基亚、汤姆逊、飞利浦、索尼等一大批国际大公司在这座城市投资办厂或进行技术合作。两年之后，东莞成为了全球最大电子制造业基地之一，IBM亚洲区副总裁曾形容东莞在电子业的地位，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堵车，全球将有70%的电脑产品缺货。
到了2000年，东莞外来人口也从1990年的70.98万人激增到540.99万人，年均增长22.5%。但是，和东莞的人口形成反比的是，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的工资十年没变，低廉的工资、大量的外来人口成为了珠三角地区吸引外来投资的最大砝码。
以一件在珠三角加工的国际名牌衬衫为例，在美国纸醉金迷的第五大道，它的零售价在当时是120美元，其中各级经销商和品牌运营者赚了108美元，占比90%，而接受订单加工生产的中国制造商只赚取了12美元，占比10%。尽管利润如此之低，但在以镇域经济闻名的东莞镇里的厂子，还要靠压低价格大打价格战来争夺订单。一场价格战打下来，一件12美元的衬衫，最后可能会被压到九美元，甚至以更低的订单生产价格去成交。
除了同行的倾轧之外，东莞的老板还要承担必要的企业所得税款、贸易补偿税、厂房租金等，而这些综合成本最终都会分摊到每一位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上。就这样，东莞靠不断接受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成为了新的世界工厂，但同时，东莞也背上了血汗工厂的名号。
尽管如此，这些漂泊在异乡的年轻打工者依然对厂区外的生活充满了欲望，对性的渴望，也因为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到来，在东莞这座工业之都显得尤为突出。那么，东莞在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为何东莞被人称为“性都”呢？我们下期再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