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类影视剧的加持，国人最耳熟能详的日本特务组织便是特高科；实际特高科隶属于日本宪兵，而且分日本内务省，陆军省宪兵。而日本侵华期间，建立了另一种独立的特务系统，专门负责对沦陷伪政府进行所谓“指导”。本文将依据中日最权威的史料，基于1941年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的概况。介绍侵华日军特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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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北方面军建立庞大的特务网络控制伪政府政权

抗战期间，日本华北方面军通过控制华北伪政权，实际掌握了华北全部的行政权。至1941年对河北，山西，河南三省和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及苏北专区进行所谓的“政务指导”，表面上由第1军，第12军和第35师团分别承担，实际均转由各省，各特别市的特务机关“直接处理”。这些特务机关再通过各级联系员（当时称省顾问，道顾问，市顾问和县顾问均非正式职称）对各下属道，市，县“伪公署”进行所谓“指导”，实际控制了各级“伪政府”。

而各特务机关均由机关长领导，机关长“一方面作为兵团（指代军，师团，旅团—笔者注）的政务幕僚参加政策的规划和制定等工作”，“另一方面作为政务执行机关担当着极其复杂的多种工作”。至1941年12月，华北方面军在河北，山西，河南三省和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及苏北行政专员公署（以下简称苏北专区，驻扎徐州，不含蒙疆地区—笔者注）共设置21个特务机关或分机关，具体编制如下：

1.河北省 机关长铃木繁二大佐 指导下级公署数1个道市，22个县（局处，另辖）

2.北平特别市 机关长松崎直人大佐 指导下级公署1个道市，15县（局处）

3.天津特别市 机关长雨宫巽少将

以上1省和2特别市配属部队均为华北方面军直辖

4.天津市 机关长山下哲夫中佐 指导下级公署4个道市，40个县（局处），配属第27师团

5.石门市 机关长石田丰藏大佐 指导下级公署4个道市，37个县（局处），配属110师团

6.邯郸道 机关长冈田舆作中佐 指导下级公署17个县（局处，河北11个，河南6个），配属独立混成第1旅团

7.河南省 机关长高田利贞大佐 指导下级公署1个道市，9个县（局处，河北3个，河南6个），配属第35师团

8.新乡道 机关长大江庸吾大佐 指导下级公署19个县（局处），配属第35师团

9.归德道 机关长原田喜代藏中佐 指导下级公署15个县（局处，含淮北地区2个），配属第4KB（疑似为骑兵第4旅团）

10.山西省 机关长植田英武大佐 指导下级公署1个道市

11.临汾道 机关长关根淳一中佐 指导下级公署19个县（局处），配属第41师团

12.运城道 机关长斋藤俊三中佐 指导下级公署15个县（局处），配属第37师团

13.崞县 机关长若山庸少佐 指导公署15个县（局处），配属第3独立混成旅团

14.太原道 机关长思田忠录大佐 指导下级公署12个县（局处），配属第9独立混成旅团

15.阳泉县 机关长千叶一良少佐 指导公署9个县（局处），配属第4独立混成旅团

16.汾阳县 机关长宫内幸五郎中佐 指导公署13个县（局处），配属第16独立混成旅团

17.潞安县 机关长深见幸次少佐 指导公署12个县（局处），配属第36师团

18．山东省（驻济南） 机关长河野悦次郎少将 指导下级公署10个道市，95县（局处），第12军直辖

19.芝罘市 机关长新乡次荣中将 指导下级公署2个道市，10县（局处），配属山东机（疑似为第12军机动兵团）

20.苏北专区 机关长江田稔中佐 指导下级公署1个道市，20个县（局处，苏北地区12个，淮北地区8个），配属第17师团

21.海州县 机关长赤枝孝之少佐 指导下级公署5个县（局处，均为苏北地区），配属第17师团

华北方面军（除蒙疆地区外）21个特务机关或分机关，其中省级特务机关4个，特别市2个，专区1个，道6个，市3个，县6个。实际“指导”道25个，市7个，县396个，局和处各1个。

特别注意的是部分县级特务机关，“指导”周边或特定的县级公署或局和处，如崞县就另指导12个县特务分机关。而青岛特别市由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指导”。苏北专区下辖苏北地区，淮北地区，苏北地区又下辖12个特务分机关，淮北地区则下辖8个特务分机关。海州市另辖5个苏北地区特务分机关。

综上，1941年华北方面军建立起从省或特别市，市，道，县四级特务机关的大特务网络。以此“指导”各级市，道，县或局和处伪政府，试图通过罪恶的特务系统控制整个华北伪政权的行政实权。而各级特务机关，又通过设置的各级联系员（当时称顾问）来控制各级伪政府。同时由各辖区的作战部队，提供军事协助。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方面军加强对特务机关控制

华北方面军管理伪“华北政府”行政权采取等级森严的管理结构，特务机关实为日本陆军控制各地区行政权的执行工具。日本各级特务机关由各级兵团长指挥，然后兵团长再委任各级参谋长实际向特务机关下派任务，并进行“监督指导”，主要任务是“确保作战地区内治安的一切责任”。特务机关长可参加“有关政务指导的策划，指导省，道，县的政务施行”。所谓的“治安战‘结束后，作战部队将县指导权“归还”，再由特务机关直接指挥各县联络员，指导伪”新民会“和伪“县公署”。

所谓的“指导‘，实际是日本军官和特务，指挥监督华北伪官员执行。但日本战史指出“中国官员自觉性难以树立”，故日本军官和特务人员多直接参与，甚至干涉华北伪政府内部“政治”，这说明日本军官和特务人员可以决定伪政府的一切事务和权利，甚至人事安排。故华北方面军积极“扩充各特务机关和提高道，县联络员的素质”。为此1941年11月，华北方面军曾召集各县联系员，”新民会县次长“等116人，进行了一个多的”剿共工作及乡村自治社会的建设“的集训。另外从日本国内另募人员，安插到”新民会“，以增强控制。

不过就实际效果而言。日本战史记载，华北方面军曾调查“恢复”的398个伪县政府机关，实际行政命令仅能到达县城及附近地区，边远乡村均无法到达。并划出非治安区为“山西的太行山脉地区和靠近黄河的西部山岳地带以及河北省的津浦，京汉两铁路的中间地带，山东省的中部山岳地带”。这显示八路军和国军敌后游击队当时完全控制了乡村，日军失去了对解放区，游击区的控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本兵力就捉襟见肘的华北方面军，抽调大量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东北战场和南方战场。故华北方面军决定继续加强特务机关，从各军，师团，旅团中抽调“必要人员“或从”新民会日系职员中抽调适当人员“临时调入特务机关。此外，安排方面军第四课参谋塚本政登士少佐充任教育主任，从12月4-10日，对“中国派遣军特务教育队”约100名毕业生进行了所谓的“特别教育”，随后分配到各特务机关。主要任务为加强各特务机关的军纪军风，担任情报收集，辅助作战计划，联络，视察等工作。

日本中国派遣军特务教育队于1941年9月在南京江宁成立，该队是负责对中国各地特务机关的人员进行“教育”，学员均由各兵团选拨的大学和高专毕业的优秀预备军官，但大都是文职人员或”嘱托“，其队长为中国派遣军参谋副长野田谦吾中将。共培训3期学员，第一期为3个月，第二期为3个半月，第三期为6个月。到1943年初，根据”对中国处理根本方针“改编为特务机关，故中止了教育队，共毕业学员650名。“教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培养政务指导人员所需的知识和技术为主，特别注重所谓的”忠君爱国精神培养“。

综上，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华北日军特务机关侧重于对伪政府政务上的完全控制。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华北日军主力大举外调。故不断扩充特务机关，而由于对中国籍人员态度消极不满，新补充人员均为日籍，为此还专门组织“中国派遣军特务教育队”。不过新补充的人员大部分为文职人员或“嘱托”，实际作战能力不高。工作职责也侧重于政工，思想方面。

三，华北日军将“治安”任务全盘甩锅给伪军，汉奸

由于太平洋战场爆发后，华北方面军主力大部被调出。故在增强特务机关力量的同时，开始将“治安”任务逐步全部甩锅特务机关，再由特务机关甩给伪政府，伪军。

日本战史记载1941年11月28日，第110师团步兵第139联队长长岭喜一大佐在所属宪兵，联系员，“新民会”职员会议上谈话摘要中提出“肃正建设计划五大重点“：（1）积极不断的讨伐；（2）彻底加强对山区的经济封锁；（3）加强农村的武装；（4）铲除共产党的地下势力；（5）推动中国机关（包括“新民会”）的活动。其中第2，5项，明确应以伪华北政权为主，日军只推动和提供一定“支援”，而除第1点外的，其他四点全部要依靠宪兵联系员（伪军），”新民会“职员负责。并将其辖区的“治安”，大部分甩给了伪军承担。

长岭强调，各级特务机关长和工作人员应力推伪军冲在前面，并“避免不必要的干涉“，同时要”大胆地信任他们“。但要使这些伪政府人员和伪军服从所谓的”强烈意志和信心“。最后直截了当的说”利用汉民族本身的力量来统治汉民族“。并建议加强县警备队，以县警备队为主力“单独或数县联合实行讨伐“。这等于赤裸裸的让伪军，汉奸当炮灰，特务机关人员躲在后面指挥，压镇。

除县警备队外，长岭又提出应建立起类似于国民党在江西苏区的保甲制度，加强保甲自卫团力量和武装“新民会“的青年训练生，对各地实现完全的经济封锁和所谓的统制（即经济掠夺）。并要求各县知事，警察局长，分所长等到经常巡视农村。另外指出应”指导“各县知事，警察局长对保甲自卫团，县警备队等伪军”勤加检阅或视察“，还点名称赞王揖唐为典范，鼓励”效法“。企图实现所谓的“全民皆伪军”。

而“铲除中共地下工作者“，长岭则以宪兵”语言不通“为由，也甩给了宪兵联系员和“新民会”。并无耻的表示”衷心表示同情，对这种困难的工作切忌急躁“。在布置主要任务时，将赵县，隆平，南和，元氏，高邑，柏乡，尧山，内邱，邢台，任县的“治安“，不仅包括县城内及县郊，还包括铁路和山地经济封锁沟的中间地区，全部由伪军接手，甚至要各县政府承担日军警备用的电线费用，其各大队自行车讨伐队配备的自行车也需借给日军使用，笔者认为大都是有借无还。

综上，华北日军基于主力大都外调的窘境。遂全面收缩兵力，逐步将“铲除中共地下工作者“，情报收集等宪兵工作，转给特务机关。而这些特务们，又通过所谓联系员将任务分派给伪政府，伪军。并通过“应力推伪军冲在前面”，让伪军汉奸成炮灰。

大汉奸王揖唐

四，蒙疆特务机关概况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表面上不参与蒙疆地区的政务指导，由驻蒙疆军司令部统治监督。但方面军通过“指导”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工作（部长岩崎民男少将），该联络部为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以下简称伪蒙政府）提供所谓的“幕后指导“，实际控制了整个伪蒙政府。伪蒙政府中日籍职仅占全体职员的10%，而警察出身的职员约为22%，但实权自然掌握在日籍职员手上，首任日籍最高顾问为金井章次，1941年12月由大桥忠一接任。不过日本战史记载，当时日方也意识到由于实权被日本人掌握，伪蒙政府的官员和工作人员态度消极。

直到1939年3月16日，驻蒙疆军发出特务机关停止政务指导的命令，故全部转为军直属特务机关。至此，华北方面军完全控制了蒙疆地区政务。驻蒙军的特务机关如下：

厚和特务机关 机关长小仓达次少将

大同特务机关 机关长铃木重种中佐

包头特务机关 机关长稻森利助中佐

阿巴嘎特务机关 机关长牧野正臣中佐（为日本关东军情报部支部，兼驻蒙军特务机关）。（1）

五，华北方面军宪兵和特高课概况

除上述特务机关外，华北方面军配属宪兵队，宪兵队内设特高课。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即1931年10月，日本就在驻华“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设立特高课（隶属日本内务省），同时建立起归各兵团管辖的宪兵队（隶属陆军省），在各级宪兵队内设立特高课。其职责上偏重于“侦破共产地下组织”，收集情报等任务，但为独立的特务系统。（2）

而华北方面军中设置了北支宪兵司令部的日本宪兵队（辖特高课）。该部分布于沦陷区各市县，各港口和各主要火车站。在各省会均设立宪兵队，队长均为佐级军官；在主要市镇设立宪兵分队，队长则是尉级军官；在一般县镇，港口和火车站设立宪兵分遣队或宪兵派遣队，分遣队长是上士或中士，派遣队长是下士。北支宪兵司令部及其下属各宪兵队，共有军官93名，宪兵1892名。关于特高课的史料，本文不作详述。

六，史料来源

（1）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下）第36页-47页

（2）[日]冈部俊雄《宪兵中的特高警察》。

（3）钟鹤鸣《日本侵华之间谍史》，华中图书公司印行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