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言读毛选：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代言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读
我们党早期对于军事一直有误解，对于要不要做军事运动，长期以来是没有清醒的认识。可能一方面是由于陈独秀等领导人是书生出身，不像蒋介石，唐生智本身就军阀出身。组织成立的逻辑本身不一样。
军阀，从一开始就沾满匪气，他们天然的知道有枪就有特权，有枪杆子就能没收财主的财产。比如清末的首富盛宣怀，积攒了几千万两白银，就是被老蒋和四大家族给抢走了，靠什么抢？靠的就是枪。成立部队就要养兵，养兵就要发工资，工资从哪儿来？割据一方之后就可以向当地老百姓收税，要当地的土财主捐钱，这就有了财政的来源。更加不要说可以垄断一些国民的商业，比如盐、货币发行、军火物资、交通运输。
蒋介石在全国的别墅各种住处，遍地都是。所以老蒋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手里有了军队，就可以过上很阔的生活。就可以笼络当地的财阀，让财阀给他捐钱。就可以拿到美国苏联的赞助，蒋介石和宋美龄很年轻的时候在美国的存款都不知道多少个亿，老蒋很年轻的时候是结过一次婚的而且儿子也好几岁，也是因为军事崛起之后白富美宋美龄才看上了他。
孙中山，早些年也是在军事上吃了亏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部队。大声疾呼，需要投靠地方军阀。而军阀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军阀割据一方，取个三妻四妾，向老百姓征税，有时候一个地方的税负都征收到两百年以后了，而这个省的军阀被那个省的军阀打跑之后，税要重新收一遍，彼此是不认账的。除了税收以外还有徭役，就是你家得出人当兵，出人给官家干活。谁是官家？谁有枪谁就是官家。
在教员之前，党对于农民问题，对于军事问题的态度，都是持反对的。但是农民问题已经自然的爆发起来。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是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在教员未到达长沙之前，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而教员对于这方面的决议竟然无由反对。而教员到达长沙之后仍然无法答复此问题，因此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完整的做了一个报告（即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才完全改变了教员自己的态度。教员曾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作报告，这个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也就是说当时农民的矛盾已经自发的点燃了，湖南已经快要改天换日的样子，而我党的态度还没有转变，所以教员说人民才是改变中国的力量）
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其实在我党的早期，教员多次提出不同的见解，但是又长期被迫服从错误的意见，由于党内的职位一直被王明等人把持着，教员的自信和言论受到了打压）
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甚可怪的，唐军还承认只有八处军官家庭被毁，我党反似乎承认不知有多少军官家庭被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这个原因可能是王明，陈独秀等等都有一定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因素，所以说阶级决定立场）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建立黄埔军校已经说明孙中山当时已经高度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以及军事人才的培养的持续性）
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党的早期领导人还没有意识到，革命是要把命压上去的，要把全家人的财产性命全部压上去，没有枪杆子是万万不能）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马日事变），可完全是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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