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无疑是自媒体时代，任何人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充当以往只有电视台才有的摄像录影的角色。摄像录影往往传播广泛，具有“一事传千里”的特征。

网络上有很多人也会选择利用自媒体来公开反映自己遭遇的不公，尤其是这次唐山事件，出现了聚集性网络反映举报效应。本质上说，这是一件好事，它可以有利于行政机关纠错，也为公开举报人提供了发声渠道，而减少实施极端社会行为的概率。

事实上，网络为行政机关查处无数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线索。这种趋势下，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更应当谨慎，不可任意而为之。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无论是发布行政政策，还是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等，都应当具备相当的合理、合法性。如果行政机关不能及时适应和更新自媒体时代下的行政行为，一旦缺乏合理合法性，便会给自身带来相应的法律后果或者被上级部门问责。

自媒体时代下，行为人实施的网络反映、举报行为，可以发生在事前、事中和事后各个阶段。只要行为人没有被完全控制或限制人身自由，前述行为均可实施。比如，刚刚网络上发酵的唐山警察暴力阻挠、限制记者自由事件，便是属于事后的反映、举报。据这位贵州某报社记者公开反映，其在唐山的采访遭到当地警方的暴力阻挠，自己被警方限制自由有近七小时之久。

毋庸置疑，无论是电视台，还是现代自媒体，其对于约束、纠正行政行为具有非常有效的监督功能。从社会良性发展的角度看，媒体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行政机关不应将其视为是一种对行政行为的阻碍。只有社会良性发展了，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是受益者。

这次“河南任意赋予红码事件”，便是一起典型的行政行为任意而为，且忽视自媒体效应的事例。行政机关在给相关人作出赋予红码，阻挠其出行维权的行政行为时，就应该想到，这样做会引起当事人利用网络进行反映和举报，会引起社会公众的谴责，会导致上级部门的问责。据最新新闻报道，上级部门已经正式启动对该事件的问责。

因此，在自媒体时代，任何行政行为均不可任意而为。具体应当怎么做？我觉得应当遵循合法、合理的行政原则。从合法性上说，无论是作出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都需要重点咨询行政法律顾问的意见。从合理性上说，需要重点征询社会公众的意见。

此外，在自媒体时代，也许一些事件的真相在短期内仍然无法得到公布，但经过若干年之后，还是会被公之于众。因此，行政行为要尊重此规律，要经得起历史长河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