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赤峰地区史前虎形文物的观察
邵国田

一、赤峰地区史前虎形文物发现概况
(一)赤峰市博物馆收藏的青玉虎
郭大顺先生在《红山文化》一书中介绍了一件玉虎，他确认为红山文化。在文章中他仅是文字描述，未有图片和照片，也未交代出土地点和现存单位。后来笔者在和先生交谈中获知，书中所说的即是保存在赤峰博物馆的那件玉虎。这件玉虎收录在《赤峰博物馆文物典藏》一书中，发表了照片，并介绍了玉虎的出土地点为赤峰市松山区大营子乡西梁山顶上。

图— 松山区大营子乡出土的玉虎 赤峰博物馆

玉虎局部

这件玉虎残长 14.6 厘米，高 6.8 厘米，厚 0.9 厘米。青白玉质有黑色沁斑，应属俄玉，局部存土色壳。双面浮雕，虎立姿。耳向前伸，环大圆眼打洼出一周宽阴线纹。鼻梁上半部刻菱形网格纹，鼻略翘起。虎嘴朝下，张嘴露齿。颈后一道打洼的宽阴线纹，臀向腹有两道宽阴线纹。背至腹下部向下刻有四个三角形纹以表示虎斑，近肩和近臀部的两三角较长,臀后部亦有一三角几何纹，凡三角纹内均刻有细密的菱形网格纹。前后腿较宽且后半部分亦刻出菱形网格纹。总体观察虎的头部较大（图一)。

(二）巴林右旗那日斯台遗址出土的玉虎

那日斯台遗址出土玉虎 现藏 巴林右旗博物馆

碧玉制作，有黑斑。长条扁体，刃边。为虎之侧影，身前伸。面部不清，前后肢呈弧形。一边阴刻四条斜线，另一面刻人字形阴纹，以表示虎斑纹。通长 9.8 厘米。

（三）新州博物馆收藏的蚌虎
笔者在编写《新州古韵》一书时，又见敖汉旗新州博物馆于 2012年春在该旗北部征集一批蚌器，其中有蚌人四件，蚌虎一件。

图二 敖汉旗新州博物馆 炜虎

蚌虎通长 19 厘米，残高 4.5 厘米。一面线刻虎纹。四肢残缺，其余保存完好。头朝前，立耳，圆眼，鼻上翘，张嘴露齿。肩与臀部向上圆凸，宽尾后托。躯之中部竖向横排四组菱形纹，上下空间各刻出相对的三角形几何纹，上部的三角形内再填刻三角纹或斜线，这些几何纹均代表虎斑。整个虎的造型生动，刻纹细致（图二)。

（四) 赤峰市玉源博物馆收藏的两件虎形器
2013 年 7 月，笔者在参加松山区玉源博物馆的馆品登记时，又见玉虎、蚌虎各一件。现分别介绍如下：
(1）玉虎。黄玉质，器表大部白化。残长 8.3厘米，最高 3.6，厚 0.4 厘米。略漫鼓，线刻虎纹，背面为凹面，中部横向刻两道沟槽，两沟槽向右侧合一。头向前扬起，并向右侧转，较圆。倒桃形耳向后扬，圆眼，两侧斜向各出眼角，而眼角小于眼，以表示圆睁双目似欲撑破眼眶，右眼仅现眼角。鼻微上翘，鼻孔处略打出三角形洼面。嘴大张，上下各出一尖齿和两颗犬牙。面庞有三个柳叶形斑纹。
肩、臀、腰各有上下相对的三角形虎斑，腰部的纹斑较长。尾部残缺，尾根处及肩之上缘各穿一小孔。曲肢作向前行走状，肩高耸，即显很机警地欲捕食的瞬间,腹下垂（图三）。
图三松山区王源博物馆收藏的蚌虎

图三 松山区玉源博物馆收藏的黄玉虎

(2)蚌虎。尾部残缺。虎头上扬，圆眼，张嘴露齿，鼻略上翘。四肢宽大粗壮，作向前奔腾跃起状。躯体的斑纹因表层脱落仅隐约可见，仅在颈后、下腹和近臀部存有斑纹，上下均为相错的三角几何纹，内填细密的菱形网格纹（图四）。

玉源博物馆 蚌虎

当然，以上四例仅是赤峰地区出土虎形文物的一小部分，民间收藏尚见数例，不一一列举。在台湾震旦博物馆出版的《红山玉器》一书中，就见玉虎三件。后经走访证实，该书所见玉器中十有八九出土于赤峰地区。另在辽宁省朝阳市德辅博物馆也见有两件蚌虎，但出土地点不明，其中一件蚌虎所刻斑纹极精美，对断代很有帮助（图五)。

德辅博物馆藏蚌虎 见《德辅典藏》87页

德辅博物馆藏蚌虎 见《德辅典藏》86页

图五辽宁省朝阳市德辅博物馆收藏的蚌虎

二、对这些玉、蚌虎的年代和所属文化推测

由于迄今为止在考古发掘中赤峰或辽西其他地区尚未见史前的虎形文物出土实例，故它们的年代和所属文化尚存争议，如赤峰市博物馆的那件玉虎，即存两说，一种认为是属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一种认为是属于春秋至战国时期。前者的依据主要是器形、制作工艺和纹饰等方面，如出现打洼阴线纹，三角虎斑内填网格纹，大圆眼环一周宽阴线眼眶等均具备早期的特征。另外，它出土于一道山梁的山顶部，似乎为我们判断此虎的年代传递出更为重要的信息，即它可能出土于新石器时代的祭祀遗址或积石冢，因为这一阶段的祭祀遗址和积石冢或多修筑于山梁的顶部。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祭祀和墓地不会在一道山梁的山顶上，而是在台地或坡地之上。何况，此时代的青铜及黄金质地虎多有出土，尚不见有玉虎出土。这些金属质地的虎在造型和纹饰上与这件大玉虎迥然两样。

那么，上述四件蚌器虎的年代和所属文化又如何呢？
德辅博物馆的那件最精美的蚌虎的纹饰一望便知见于赵宝沟文化的陶器纹饰，如动物纹如鹿、猪、鸟身躯的兽毛、羽毛常见以类似的纹饰来表现。在赵宝沟遗址出土一件陶尊上，尽管未见兽头和鸟头，但周腹刻画有与这件蚌虎斑纹类似的纹饰，这种纹饰为赵宝沟文化所独有。细刻菱形网格纹也是赵宝沟文化纹饰的特点。还有锁印纹，即刻纹和空白均是两种对应的纹饰，这件虎的留白即有云雷纹的特点，是赵宝沟文化陶器的锁印纹在蚌器上的反映。

我们再看新州博物馆的那件蚌虎，其虎斑纹的四组菱形纹加上下三角纹，如果将其竖向观察，也有赵宝沟文化陶器中菱形几何纹的特点。菱形几何纹是赵宝沟文化陶器上频繁出现的主体纹饰之一。玉源博物馆的蚌虎是上下相错的较细三角纹，竖白处形成横向折曲的锁印纹。另外从纹饰的制作工艺上看，也符合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的工艺特点，即用细腻的刻线来勾画出各种复杂的图案，甚至在圆弧的陶器做出有透视关系的“刻画”作品来。以线条为表现形式的赵宝沟文化艺术水平达到了辽西地区史前文化的高峰，蚌虎身上的斑纹也是这种艺术特点。

赤峰地区几条较大的河流比如老哈河、西拉木伦河，现在仍生存着大量的河蚌，老哈河的一条支流或因多产河蚌故称其为蚌河。考古资料证明，用蚌制做各种艺术品、装饰最早见于兴隆洼文化，如兴隆洼、兴隆沟遗址均发现用蚌壳制做的人面像，用蚌牙镶嵌在石面人面像的嘴部，用蚌壳钉缀在衣服上称之为蚌裙。白音长汗遗址出土蚌钏、蚌人面像，在一件用巴林石制作的人面像上也嵌有蚌牙。在赵宝沟文化的命名地——敖汉赵宝沟遗址中，不仅发现大量蚌饰，还见有压印陶器纹饰的蚌具。红山文化遗址发掘较少，虽有蚌器出土，但远不及兴隆洼、赵宝沟两种文化的蚌器丰富。笔者在 2014 年 4 月 24 日调查翁牛特旗喇嘛沟红山文化遗址时，也见到一些零星的蚌器，恰见一件小蚌虎，但全身无纹饰。墓葬中少见有蚌饰，多以玉饰代替。至小河沿文化时期，又出现了大量用蚌制做各种艺术品的现象，不仅在遗址的发掘中见有大量的蚌壳、蚌饰，还见有刻制精美的人物像、双首兽等艺术品。距今四、五千年至八、九千年间，尽管有了原始农业，渔猎业始终是这里先民的主要生产方式，他们不仅以蚌肉当作食物，还用蚌壳制作成工具、饰品和艺术品，故出现蚌虎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再加上当时这里山泽遍布，生长着大面积森林，定有大量野兽生存，故森林之王——老虎自然会成为先民敬畏的主要野兽，用蚌或玉制作虎的形象，赋予神的威力，是这种
敬畏之心的一种表达。而所谓敬畏应是先畏惧，而后敬之。

在没有任何考古资料作为参考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借助古器物学的鉴赏办法，来分析这些蚌虎的年代和所属文化，即用料、器形、做工和纹饰四大要素，再参考每种考古学文化大背景（生产力和加工技术、工艺水平、器物形态、纹饰特点、精神追求等）来判断。由此可推测以上所见四件蚌虎皆应属赵宝沟文化。

那么，那三件玉虎又作何种推测呢？
首先看赤峰博物馆的玉虎。这件玉虎是迄今所见体量最大的，刻纹也最繁杂精美，这可能是春秋、战国说的断代依据。然而，这件玉虎无论从整体造型还是纹饰均与蚌虎有若干相似之处，如圆眼无眼角，宽后尾，四肢宽而粗壮，虎斑均为三角形、菱形纹内加填细网格纹，所有这些均与新州博物馆和玉源博物馆那两件蚌虎相同或相似，四肢亦饰网格纹见于德辅博物馆那件精美的蚌虎。因此，这件玉虎与四件蚌虎在年代和所属文化应相当，即属赵宝沟文化的玉艺术神器。

其次是那日斯台遗址出土的碧玉虎（原称玉璜，应不准确，是一只腾跃的玉虎。)定为红山文化，但笔者曾推测其为赵宝沟文化制品。
再次是玉源博物馆的黄玉虎，与蚌虎相比则有着若干差别，如尾细，四肢也变细，整个躯体比例适当，曲肢前行更显灵动，虎斑纹呈柳叶形，眼有眼眶和眼角、鼻孔处打洼。与震旦博物馆《红山玉器》书中所刊的三件玉虎中第一件相似（详见该书第 158 页。该虎背面打孔方法与三官甸子所出的勾云形玉器相似)。两件虎应属于同一文化时期。

三、对与虎形文物相关问题的讨论
以上我们所见的虎形象均是侧视虎，单面刻的有的头向左，有的头向右，还有是双面雕刻。那么是否还有一些形式的虎纹，如正面视的虎形像呢？或者存在正面视的虎纹样而我们没有正确地识读出来呢？在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中有一件红山文化玉兽面格外引人关注，即牛河梁第二地点第 21 号墓出土于腹下正中的“兽面形玉器”(也有称其为“兽面形玉牌饰”),“双面猪首正面像。大耳，镂空圆眼，鼻孔。下颌部有两个小孔”。根据出土位置有认为它是腰带饰。其“下颌”并排钻两个小孔，也认为可以穿系捆绑。

笔者认为此兽面所谓的下颌部分其实是插入神杖之类的榫头，横排的两小孔即是为插入榫后穿钉或线加固而设。
（1）整个榫头比嘴薄，两者具有明显横向界限，即出二层沿，是为插榫后卡固所设。
(2)再看抛光程度，即榫头处明显不及兽面光亮，而且边缘亦不甚齐整，并有竖向磨线。
（3）如果下端两小孔是为捆绑腰带所设，那么这种设计极不合理，即小孔至下端缘不到整器的五分之一，且整个器物上面宽厚，榫头处窄薄，即使捆绑的再牢，也会头重脚轻，使“牌饰”前倾动辄就会折断。我们注意到此器出土状态是头顶与墓主方向一致，仅略向右侧歪，即说明不会是倒挂于腰间。
（4）如果是腰带的“牌饰”就不必双面刻纹。与此器雷同的尚见有三件均保存在辽宁省文物店和辽宁省博物馆的所谓“丫形玉器”，它们的下端均出扁楔形榫头，均各穿一小孔，也应是插人神杖之类上端的神器。

我们再分析这三件公认的所谓丫形器。三件中一件出土于阜新福生地，较宽短，另两件为辽宁省文物店旧藏，体态略显修长。这三件玉器的共同特点是扁平体浅浮雕，兽立耳，大圆眼，额刻皱纹，鼻呈扁三角形，向两侧突起的横阔嘴，即所谓“栏”（在几度发表的三件玉器时，多将扁阔嘴误当作“栏”，还说“栏内有槽”，其实是上下唇的合缝，“两端宽”，其实是阔的嘴角下咧，这一特点与牛河梁出土的兽面玉器相一致。把嘴误认成“栏”，这便将整体的动物纹神器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上段的也成了无嘴之兽，下段也成了“扉棱”的“璋形”了。其实整体是一条直体龙，上为龙首，下为龙躯，躯上的多道弦纹，是斑纹的表达。嘴之下接上窄下宽数道竖排凸线纹的躯体，近尾端斜收出楔形榫,榫近端中部钻一细孔。躯体刻面呈扁平形，有的一面有凹线和突棱纹,有的两面均有且面相通，故在刃边处显出“扉棱”。

也有将此“丫”形器称为“正面兽首蛇躯玉龙”，把弦纹称为“鳞节”。其实，这种凹线和突棱相间的纹饰是代表虎斑，而不是鳞节，最直接的证据是发现于克什克腾旗万合永镇胡角吐村西—公里百岔河左岸一幅虎图岩画，其虎纹与丫形器的躯体纹饰如出一辙。
除了丫形器外，这种立耳、大圆眼、扁三角鼻、阔嘴的兽面还作为纹样出现在若干器物上，较为精彩有如下两例：
(1）2012 年出土于赤峰北部的一件人面和兽面合一的玉器，人面在上，兽面在下。人面为侧面像，仰卧于兽头顶部两耳之间，头戴羽冠，额头前突，鼻翘起，嘴微张，双目圆睁仰望长空。兽大耳，双目圆睁，额间刻三道弧线，阔嘴仅为上唇，牙为细齿。整个兽面极显狰狞
(图六)。

图六人面、兽面合一的玉器示意图（依照片所会）

(2)另一类即所谓的红山文化珠形琮类玉器（亦有称其为“兽面纹玉环”)，环器外壁线刻出四个兽面纹，四耳四目四鼻四嘴，耳、目均互借，组成连续的兽面。亦均立耳，大圆眼，三角翘
鼻，扁阔嘴，其结构详见玉源博物馆收藏琮类玉器拓本（图七）。

图七 玉源博物馆 藏 珠形琮类玉器兽面

玉源博物馆 藏 珠形琮类玉器兽面 拓本

此类玉器虽未见有出土的实例，但在民间存量较多，震旦博物馆的《红山玉器》一书就收录四件。很显然，这类玉器与玉琮有同样的功能，虽不是方体，但均为四兽面，上下面还等距离刻有四个凹槽,形制和纹饰十分统一，贯通上下的大中孔应是通天的“通道”。

从丫形器，到兽面与人面合一的玉器，再到琮类神器，所见兽面已具高度的一致性，形成了固定的“脸谱”，是红山人统一的神，是徽帜化的神图。这一神图与型玉雕龙的头部相雷同，两种器物的兽面是同一种动物原型的意见趋于一致。还有为证明这一点，将玉雕龙的头部画了一幅展开图与兽面玉器的头部加以比较，来证明两者的相似性。

对玦型玉雕龙、丫形器、兽面型玉器的原型认为是猪或熊的意见也有了一致性，故也称这种龙为“玉猪龙”或“玉熊龙”。但持“猪”“熊”说者有下列问题难以回避:
(1）无论是猪还是熊的眼睛都很小，而龙或兽面脸谱的眼睛很大，前者眼睛为长叶形，后者却是正圆形。
(2）猪或熊的鼻孔均在拱嘴之平面里侧，与嘴在一个平面之上，而龙与兽面上的鼻子均位于嘴上部并呈扁三角状。
（(3）猪或熊的嘴在拱嘴后部且纵向竖开，而龙之兽面却是横向阔扁嘴。猪的獠牙细而弯，虎的犬齿粗而短。(现仅见于建平县附近出土的那件玉龙张嘴露齿，其上下两颗尖齿很像虎的犬齿，且嘴中部合拢，向嘴角咧开。这种姿态是猛兽发威时的表现，尤以虎为甚。
（4）已见到的红山文化玉雕猪或熊的耳朵是向下垂去，而后者却是立耳，有的还伸向前。
（5）从整体结构上看，猪或熊的脸是上下长，而后者却是圆脸短耳,向左右拉长。

以上种种可以断定，神兽之“脸谱”绝不是源于猪、熊，而是源于猫科动物虎、豹之类的猛兽。至于玦形龙的躯体部分许多学者认为是蛇躯，但均为未有鳞片，光表无纹，丫形器类的直体龙上前已叙，更不是鳞，是虎斑的表现。笔者认为卷体的躯体也不是“蛇躯”，而是猛兽之躯。过去研究者的误解多是因为这种玦形龙是首尾上下摆放，但根据出土的位置和龙之颈后躯部的穿孔，原本是头尾横向摆放或佩挂，而头略扬起,这种姿势恰是猛虎纵身腾跃，四蹄腾空追逐猎物时的惯有姿势，这样的飞奔就有躬躯纵起首尾相接的瞬间，而捉获猎物的那一刻，躯体又呈直体。而这种动作和姿势野猪和熊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故虎也俗称“大虫”，除身上的条纹斑像大虫，也有一纵一舒的飞奔姿势。只有纵身腾跃，它的每一跃的距离才会最大限度地拉长，能达到快速飞奔的效果。持猪、熊说总会强调兽面额间的褶皱，认为是与猪的额皱相关。其实，额头上的三两个弧线纹也未必是表示皱纹，或许是表示虎之三道斑纹。至于有认为有的野猪环眼睛长一层白毛，远看眼睛就大了，即使有这等奇事也属个案，无助支持猪说，不俏论及。

其实，红山人对猪和熊有着认真的观察，并细心创造出圆雕式神像加以崇拜，比如牛河粱第十六地点 3 号墓出土的双兽首玉（即三孔器）的两端即为猪首（后来又定为“熊”首)，创作者的写实手法，精刻细雕，使猪首栩栩如生，尤其是双目，以两条弯曲的细线来表示如丹凤目。环之减地打洼式显出凸起的眼皮。巴林右旗那日斯台遗址也采集到一件黑色石质猪首，也是上下长左右窄呈长瓢状，无身，以抽象的手法来表现双目和腮皱，额头上反而缺少了皱纹。

这两件猪（熊）雕件说明，当时的艺术家对它们有深刻的了解。而且在这之先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就有了它们的雕塑艺术品，说明这里的先民最早即将猪或熊当作神而加以崇拜的动物。红山人如果真的是将猪和熊作为塑造龙的原型，总会将之五官作为主要元素运用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之中，即使再用抽象的手法，也不会是面目全虎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1）最早虎的形象出现在赵宝沟文化，即蚌虎和玉虎。
（2）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完成了从侧视虎形到正视虎形的转变，这种转变前后经历了一千余年，并以虎类猛兽为原型，逐渐升华到龙的层次。除卷体玉雕龙外，还有直体玉雕龙。兽面玉器及直体玉龙均为神杖的杖首。神杖的出现，标志着巫蚬集团具有更高的指挥权利。
(3）由虎为原型的神兽面形成了红山人统一崇拜的固定的神，即统一规范的“脸谱化”神像，也具有徽帜性的神图，标志原始宗教向更高层次发展。这一神图与后来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不无关系，是饕餮的源头之一。

(4)更为高层的神兽和神人的结合，即红山人公认的统一的巫神（亦有固定化的“脸谱”，即戴有羽冠，尖额大目翘鼻，下巴前伸)驾驶神兽通向天际，巫神是统领，最高的神，这与后来的“良渚神徽”即头戴羽冠的神人骑在神兽上的图案大同小异，异曲同工。

总之，红山文化乃至赵宝沟文化的虎形器物或虎纹饰的大量出现,是我们研究辽西地区史前神权社会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邵国田先生 系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邵国田

邵国田：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1972年从教育调到文化系统的40余年间，致力于文物保护、考古调查、抢救发掘、征集文物、筹建博物馆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组织开展了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地3800余处，居全国之冠，创造出普查的“敖汉模式”。其中发现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等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参加了小河沿、大甸子、兴隆洼、兴隆沟、撒水坡、四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乌兰堡铁匠沟战国墓、康家营子、北三家、沙子沟、大横沟、英凤沟、姚家沟、皮匠沟、下湾子、喇嘛沟、娘娘庙、七家、羊山、水泉、台吉营子、喇嘛洞梁等辽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画50余幅。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奖励，并分别于1986、1989、1996、1999年评为全区文物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区思想理论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化厅的表彰。2002年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级“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