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蕾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释：本文刊于《东南传播》2012年第9期，文章内容请以相应的正式出版物为准，如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 要：詹金斯被誉为“21 世纪的麦克卢汉”，他自 1999 年总结提出“文化盗猎”思想肯定受众的主体能动性地位以后，其后在研究迷文化、参与性文化等方面为文化研究领域增添了新的活力。他在《融合文化：新旧媒体冲撞》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融合文化”理论，深度阐释了“参与性文化”、“跨媒体叙事”、“集中智慧”等思想。本文围绕他的中心思想做出具体概述，为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融合文化 媒介融合 参与性文化 跨媒体叙事 集中智慧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这个名字随着“媒介融合”、“参与”和“粉丝”等热门词汇渐渐被国内学界所熟知，他提出的一些前瞻性的理论思想在当今被信息洪流充斥的社会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某种程度上对其冠之“21世纪的麦克卢汉”的称谓是当之无愧的。通常社会学者的研究领域与自身的成长和经历有很大关系。詹金斯坦言他自小沉浸于科幻杂志或电影中无法自拔，除了观看外还会亲自动手写剧本[1]。正由于有着这种参与性的文化体验习惯，促进了他在民族志研究上的精进，20 多年来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钻研使其成为美国知名的媒介和文化研究学者。詹金斯于 1992 年出版的《文本盗猎者：电视迷和参与性文化》一书奠定了他在学界特别是文化研究及受众研究领域不可动摇的地位。从“文本盗猎”、“粉丝文化”（或“迷文化”）、“参与性文化”到“融合文化”的提出，可看出詹金斯顺承了前人的思想脉络，又有自己的理论创新；既突出了受众的主体消费地位，又肯定了受众的自主创造能力以及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弥补了长时间受众定量调查研究的缺憾。特别在 2006年出版的《融合文化：新旧媒介的冲撞》[2]一书中首次明晰了对“融合文化”的定义，书中围绕媒介融合、参与性文化、集体智慧三个方面展开深入的案例分析，主要说明媒介融合不仅作用于技术和管理层面，而且作用于文化层面，它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终点；融合既是一个自上而下公司推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下而上消费者推动的过程[3]。

一、融合文化的历史轨迹

融合文化理论的提出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外扩的演进过程，是詹金斯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推演得出的，它是与时代发展相呼应的。詹金斯最早的研究是围绕电视迷展开的，确切地来说应该是科幻迷[4]。他称自己为“学者粉”（Aca- Fan），也就是既是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的爱好者，同时也可以用学术专业的角度来解析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詹金斯曾坦言当他在上学的时候，媒介文化消费者被认为是消极的和被洗脑的，他很庆幸从师于约翰·费斯克 (John Fiske)，因为费斯克把他带进了文化研究的视角，同时也发现了媒介消费者其实存在着主动性。如果做一个大致概括的话，詹金斯的理论观点历经了迷文化研究、参与性文化研究以及融合文化理论研究几个阶段。

（一）“迷文化”研究

在 1992 年所写的《文化盗猎者：电视迷和参与性文化》一书使他的迷文化研究在学术界声名雀跃，这篇文章提出的理论观点既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又有自己的理念创新。迷文化的研究（fandom）本质上是观众（消费者）的研究。早期的文化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研究为例，过多重视“生产”而轻视了“消费”存在的地位。20 世纪七十年代后，文化研究发生了“葛兰西转向”，对“大众文化”的分析超越了压制 / 抵抗、精英主义 / 民粹主义、悲观 / 乐观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囹圄，转而看作“支配和反支配力量间谈判、斗 争、妥协的场所”[5]。霍尔提出的“受众解读模式”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理论，他着重突出了受众对于媒介内容所具有的抵制态度。德塞都、费斯克的理论都倾向于突出受众的消费者地位，极度美化大众消费者的能动性。迷文化研究也就是在对消费者、消费技术的欢呼中登场，德塞都、费斯克也成为了迷文化研究的创始者[6]。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认为消费无所不在，他对福柯的“规训式”权力观提出质疑，从消费者的能动性角度说明他们如何成为“反规训”群体的存在。 费斯克把迷文化视为大众文化理论中的一部分，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意义生产过程，突显观众的消费在这个过程中的意义，所有大众都能从文化工业产品创造出与自身社会情境相关的意义及快感，并在粉丝社群中传播，创造出自己生产和流通体系的粉丝文化[7]。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中同意德塞都“盗猎、游牧式”的读者理论，将读者视为文本意义生产的重心，读者从文化工业产品中“盗猎”出自己感兴趣的文本，先将其打碎，再根据自己的蓝图进行重新拼贴组合，并指出粉丝（fans）阅读是一个社会过程，个人的阐释经与其他读者的不断讨论而被重新塑造和巩固。

（二）参与性文化研究

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这本书中还首次提出“参与性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媒介文化中的互动现象。虽然在这本书中首次提到了这个前瞻性的概念，但是当时并没有将其理论化，而是在 2003 年所写的《昆汀·塔伦蒂诺的星球大战？数码电影、媒介融合和参与性文化》一文中，詹金斯选择更具包容性的“参与性文化”一词来描述受众的媒介活动[8]。参与性文化是契合媒介发展趋势的，它特别对互联网技术有着天然的依赖，促进了公民社区的构建和群体身份的认同，同时也为媒介生产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食粮。詹金斯曾指出，媒介融合和参与性文化代表了媒介转型的两种模式，前者突出的是媒介所有权和生产方面的变革，后者强调的是媒介消费方面的变革[9]。参与性文化所反映的是媒介消费者角色的变化，他们不再是被动的“受”众，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 Web 2.0 时代被极大地突显出来。受众不再作为信息接收器存在，“受众”一词在媒介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同时具备了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含义，也就是将“producer”和“consumer”合成为“prosumer”。

（三）融合文化理论

如果说参与性文化概念的提出使得受众消费者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重视，那么融合文化理论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并且着眼于突出媒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和沟通，冲出了之前文化研究学者所强调的二者间的抵抗关系。从某种程度而言，参与性文化可以说是融合文化理论的核心。2006 年出版的《融合文化》一书用媒介融合、参与性文化、集体智慧三个概念搭建起全书的主旋律，集结了詹金斯多年来媒介文化研究的精粹。说明在新的历史情境之下，融合文化就是一个“新旧媒介碰撞、草根媒介和公司媒介交汇、媒介生产者的权力和媒介消费者的权力互动”的场域[10]。在这种权力交互之中，有两个概念的提出在媒介融合时代具有前沿性的意识———“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

1.跨媒介叙事

詹金斯以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为案例说明“跨媒介叙事”的内涵。黑客帝国这部电影带观众进入了一个现实和幻想持续模糊的世界，在那里人的身体作为能量储备器而存在，人的思想意识在一个数字幻境中驰骋。电影中所展现的内容可作为电子游戏的背景介绍而被观众所认知，观影过后的新鲜和困惑感交集在一起成为人们相互持续讨论、探索甚至创造的动力。沃卓斯基兄弟（The Wachow skiBrothers）将“跨媒介叙事”理念发挥得很好，他们经常将电影先推出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然后再搬出一些网络漫画激发消费者持续的探知能力，丢出让人期盼下一部影片的动漫作品，与此同时还发行配套的电子游戏，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围绕核心叙事进行且持续进展下去，极力地激发消费者的参与潜能。故“跨媒介叙事”的核心思想可以表述为：每一种媒介对于阐明整个故事都有其特殊的贡献，它反映了媒介的联合经济[11]。不同媒体平台对于核心叙事的表现手法尽管不同，但它们营造的协同娱乐体验能极大地促进消费者的参与性。

2.集体智慧

詹金斯引用法国赛博理论家列维（Pierre Levy）的“集体智慧”概念来描述理想中的受众参与状况。因为“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所有东西，但每个人知道一些东西”[12]。人们自愿地临时聚集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信息时代，这种协作方式通常是以网络为基础平台的。这就好像国内学者所提倡的“媒介融合平台理念”一样，互联网视为基础的开放平台和维护服务存在，内容和程序制造则充分地交给社会去完成，从而实现“1+N”的模式转换。“1”代表基础网络平台，“N”代表无数的内容和程序生产供应者。从 Iphone、Ipad 的普及和维基百科的广泛应用上就可以显而易见地理解该概念推广的意义，生产者已经不是单方面的制造者，只有与消费者建立协同合作的良好关系，才能适应社会持续进步以及媒介技术不断更新换代的趋势。

二、融合文化理论的特征

首先，融合不只作用于媒介技术层面，它还作用于文化层面。它发生在消费者个体的意识和他们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之中，媒介产业其实也从这种互融共通社会格局受益。我国的媒介融合现状由于主要的利益分配原因陷于瓶颈，电信、广电两家在双向准入进程中各自守护自身利益，使得融合进度非常缓慢。其实，正如胡正荣教授所言，中国的媒介融合首先在价值层面还没有打通，直接从制度层面改革着实有些力不从心。融合不代表部门的简单合并，它是一种媒介内容制作的自然选择，它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终点，目前仍有某些部门为了同一个新闻源相互抢夺资源，既损耗了人力物力，又对媒介内容制作的质量构成了挑战。如果有了“跨媒介叙事”的概念，既可以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又可以极大地激发受众的参与能力。

其次，詹金斯强调融合文化代表着我们与媒介关系认识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先从我们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开始的，而大众文化承担了新的职责，它教育公众在政治参与领域给予更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3]。詹金斯对于“受众参与”部分的研究大致是从娱乐向政治参与过渡的，从其早期的粉丝社群研究到当下的社交领域受众的政治参与可窥见一般。从这一点上，中国显现出不一样的景象，网络和社交媒体应该可以视为新时期最为炙手可热的关键词，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预言一一兑现为现实。中国不是没有粉丝社群，不是没有大众文化原创力，只是长期习惯于媒介生产者总揽内容制造区域，与受众群体没有形成良好的沟通关系，以至于粉丝中创造的优秀作品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的情况下销声匿迹；但是在某些能影响到政府决策的社会事件上，大众逐渐向“公民”演变，参与热情也逐渐高涨，可以说当时的“孙志刚事件”打开了民众媒介参与的闸门，此后的“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上海大楼着火”、“微博打拐”及“7·23 动车事件”等等无不显示着中国的公共领域成长力度。虽然是从政治参与领域始发与美国有所不同，但对推进媒介融合进程是很有助益的，随着媒介参与的民众数量的增多，政府不得不给予其足够的重视，这也就意味着促进了上下协作沟通的进程，如詹金斯所言“融合是自上而下的公司推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下而上消费者推动的过程”，二方若能合理地建立起对话合作的关系，观念上的互通共融也有了相应的管道，媒介融合进程也就跨出了它的第一步。

另外，詹金斯在论述融合文化理论上，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针对于特殊的媒介行业和他们的受众所做的案例分析法。因为这是比较前瞻性的议题，案例法可以很好地剖析具体事例，从分析中受到启发。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帮助普通人掌握融合是怎样影响他们所消费的媒介，也帮助媒介行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消费者的参与状况[14]。

三、融合文化理论的启示

詹金斯在 2001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道：“旧的媒介永远不会死”。媒介不会死，只是嵌入其中的交付技术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内容、受众和它的社会地位都会变化，但介质本身还会持续在媒介生态系统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生长出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实践。故不能把媒介融合简单地等同于“新媒介取代旧媒介”，变革突显于技术层面，也作用于文化层面，而后者在媒介融合进程中作为观念价值领域的变革起着不容质疑、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詹金斯着重强调，将来的融合不会是有序、彻底的整合，而是一种杂乱、零碎为特点的融合过程，即会出现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悖论。媒介融合是一个大趋势，但每个国家融合的进度不会是一样的，对某个国家有效的融合模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套用。由于体制、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差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一统的融合模式不能总括全局。

此外，融合理论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詹金斯作为粉丝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自始自终都聚焦于媒介受众或消费者，融合不仅是媒介公司之间策略性的重组以及政策的调控，而且还包括了大众参与媒介生产和创造的方式。受众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他们依据自己的喜好对事物做出评价或主动地拼凑出属于自身的蓝图，在参与过程中，得到了满足，也为媒介生产者提供了广阔的资源。詹金斯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结合起来，捕捉媒介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的矛盾关系。之前研究者着重于突出受众的抵抗权力，但在融合时代，受众或消费者其实可以用一种与媒介生产方战术性合作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话语权和媒介地位，这其中表现出来的大多是一种集体智慧。

作者介绍：

王蕾，博士，传播学专业，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就职于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硕士和博士均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博士期间国家公派至美国联合培养，工作期间国家公派至英国访学。研究兴趣在媒介文化、数字城市传播、融合传播、文化叙事等方面。教学方面，讲授研究生课程《传播理论》《社会学理论基础》《数字城市传播》和博士生工作坊《质化研究方法》。科研方面，参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博物馆情景化传播效能》《北京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叙事》2项，参与省部级项目2项，主持校级项目5项，主持和参与若干横项课题；以独作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近40篇，其中含CSSCI中文核心论文10余篇，其中三篇被人大复印报刊全文数据库转载，书中章节论文8篇，出版专著2部，译著1部，多次参与国内外权威传播学术论坛，5篇论文被国际传播学会（ICA）中国区域会议论文集收录出版。

参考文献：

[1][4]The Official Weblog of Henry Jenkins[EB/ OL].http:/ / www.henryjenkins.org/ aboutme.html.

[2][3][10][12][13][14]Henry Jenkins.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M].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2- 23.

[5][6]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4.

[7]John Fiske.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M].London:Routledge, 1992:39.

[8][9]杨玲.媒介、受众与权力：詹金斯的“融合文化”理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科版），2011(4):64- 70.

[11]文卫华.融合文化下的传播策略与收视形态探析———以美国电视连续剧《迷失》为例[C].中国传媒大学第三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9:159-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