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闰土”这个名字，相信很多的70后、80后和90后们都不会太陌生，他是鲁迅在《故乡》中刻画的一个真实人物。这篇小说最早发表于1921年1月的《新青年》杂志，后来被收录于小说集《呐喊》，至今都被人教版的语文教材使用。
通过对闰土形象的描述，鲁迅真实反映出上世纪初我国农村的满目疮痍和民不聊生，表达了对那个黑暗社会的强烈憎恶。只不过，每当提起这个人物时，“我”的脑海中还是会浮现出一幅美好的画面:
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当闰土在文中第一次正面出场时，鲁迅对其形象进行了更加直观和细致地描写:
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一双红活圆实的手，样子十分的可爱。
伴随着鲁迅和闰土的各自成长，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人生际遇，不同的理想追求，导致二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至于，他的成年形象竟然会是这样，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还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戴的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穿一件极薄的棉衣，冻得瑟瑟发抖，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母亲叫坐时，他迟疑半天才将长烟管靠在桌旁小心地坐下，全然变成了一个被岁月摧残折磨而至脑力迟钝、行动迟缓的凄惨受苦人。
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闰土还被牵涉进一起“盗窃案”，让人感觉到曾经的所有美好全部都轰然崩塌了。在文章中，鲁迅是这样讲述的:
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起搬回家里去……。
通过文章来看，闰土大概率是“偷”了周家的碗碟。或者说，是埋了这些碗碟在草木灰里面，准备在拉灰的时候一起带走，这才令鲁迅伤心地表示“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几年后，更是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这样感慨: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问题来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闰土”，究竟和鲁迅度过了哪些青葱岁月？又为何能在他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带着这些疑问，文史不假带您回顾历史。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一户官宦世家。他的祖父名叫周福清，同治年间通过科举考试高中进士，任职时却遭到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弹劾而被罢免。他的父亲名叫周用吉，虽然饱读诗书但却屡试不中，更在浙江乡试时因为舞弊而被革除了秀才功名。
周家虽然败落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然在当地拥有可观的田产和地产。为了重振家门和光宗耀祖，周用吉非常重视三个儿子的学业，安排周树人、周作人和周建人一起在“三味书屋”接受旧学的教育。
为了耕种田地，周家会雇佣一些长工和短工帮忙，其中就包括了闰土的父亲。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是一名竹匠，会在周家忙碌时充当短工；他的母亲阮氏也与周家颇有渊源，就是鲁迅弟弟周作人在日记中提到过的“章妈”。
闰土原名章闰水，1877年出生于浙江会稽道墟杜浦村，因为命中五行缺土而取名“闰土”。章福庆虽然不富裕，但还是买了一个银项圈给儿子套在脖子上，希望庇佑他远离灾祸。
1893年春节期间，鲁迅的曾祖母过世，周家要举办祭祀活动，需要摆放许多的贡品和祭具。为了避免丢失，闰土被父亲安排照看现场，这也成为他与少年鲁迅的第一次相见。
虽然一个称呼对方“少爷”，一个称呼对方“闰土哥”，但两个孩子并没有任何的等级观念，经常会在一起玩耍。久而久之，最真挚和最纯洁的友谊形成了，据鲁迅在文章中这样描述: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着许多的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鲁迅非常喜欢倾听闰土给他讲故事，讲那些闻所未闻和见所未见的故事。比如，他家的沙地靠近海边，因为无法种庄稼而只能种西瓜、南瓜和甜瓜等，而且种植和看护都非常不容易。
基本上，当鲁迅在百草园中听着蛙鸣蝉噪和蟋蟀弹琴时，闰土却在施肥除草和捡拾鱼贝；当鲁迅在三味书屋读着经史子集和圣人名言时，闰土却在沙田瓜地盯着刺猬和獾猪以防破坏。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如此之快！随着正月结束，鲁迅和闰土也到了相互道别的时候，必须重新回归到原本的角色。对此，两个孩子都显得难舍难分，文章中这样进行了描述:
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
回到乡下后，闰土并没有忘记对鲁迅的承诺，托人送来了一包贝壳和几根羽毛。这段时期，二人的友谊青春无邪，没有掺杂任何的因素，正如文章中提到的那些:
友谊是两颗心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敲打。
闰土和鲁迅的再次重逢已经是二十年以后了，期间各自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国家也经历了太多的变迁。老友相见，再也没有了当年的亲切，只剩下了尊卑和等级差异，他不仅称呼对方“老爷”，而且还让儿子下跪磕头。
闰土已经完全被生活所压垮，整个人都变得唯唯诺诺，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开朗和自信。除了外在的补丁，更多的是内心的补丁，甚至还爆出了偷盗碗碟的丑事。
当时，鲁迅在北京的教育部任职，这次回乡是为了卖掉祖宅后在北京购置一处四合院，将母亲和自己的原配妻子朱安都一起接走。这是他与闰土的最后一次见面，场面却十分的尴尬和无语。
在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下，不仅社会局面动荡不宁，而且大多民众都苦不堪言。在这种背景下，“尊孔复古”的逆流开始纷纷涌动，以至于平等、民主、自由、人权和博爱等思想也出现动摇，“新文化运动”终于爆发了。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所有的旧礼教和旧道德都进行了无情鞭挞。同时，他还创造性地使用了“吃人”二字，将封建社会形容为“人吃人的社会”，从而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闰土却为了生计而艰辛度日，一边要锄地捕鱼，一边要挑担乘船，即便如此也无法养活几个孩子。到了1934年，随着浙江全境遭遇最严重的特大旱灾，他的六亩薄田颗粒无收，只能忍痛卖地才勉强求生，从此沦为了佃农。
闰土常年劳作本就身体不好，再加上这次打击更是雪上加霜，竟然一病不起丧失了劳动能力。由于无钱医治，他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后背还长出了一个毒疮不断流脓血。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向身在上海的鲁迅求助，算是固执地保全了最后的尊严。
1936年初，闰土已经病入膏肓，但依然念念不忘鲁迅，不忘那段纯真的友谊。于是，他断断续续地叮嘱孩子们:
想办法给周先生带一些干青豆去，他是一个好人。
由于繁重的文字工作和不好的生活习惯（吸烟），鲁迅的身体状况也不容乐观。在1936年1月，他感到肋骨剧痛还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气喘，最终被确诊为重度肺结核。先后经过日本医生和美国医生的治疗，他的病情始终没有明显好转，直到同年10月19日凌晨过世。
在鲁迅去世的当晚，上海《大晚报》正式刊登出讣告，导致整个中国都震惊了，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中。根据治丧委员会的意见，出殡时间选在22日下午，一大批公众人物和社会名流都纷纷出席，棺身覆盖着由沈钧儒题写的“民族魂”三个字。
闰土和鲁迅作为儿时的伙伴，一前一后离开了人世，或许可以再续前缘继续做朋友。难怪，他的孙子章贵会这样感慨:
我的祖父和鲁迅先生都在1936年去世，这算不算是一种缘分？
闰土的大儿子章启生挑起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像爷爷和父亲那样继续从事竹匠工作。可惜，他的命运更加悲惨，在1940年就不幸身染瘟疫过世了，时年才仅仅只有36岁。
章启生去世以后，家里只剩下妻子和三个孩子，日子已经无法维继。果然，几个孩子因为吃不饱饭都相继夭折了，只剩下小儿子章贵幸存。
章贵显然不“贵”，家徒四壁的他只能依靠百家饭生存。幸亏，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人民政府照拂，通过参加扫盲学习班后有了自己的工作，还在1954年2月被调入鲁迅纪念馆。
到了1982年，凭借多年的认真工作，章贵成为了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直到1993年才办理了退休手续。在晚年时，他发自肺腑地感慨:
与祖父和父亲相比，我现在过得简直是天堂一样的生活。
通常，我们都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来评价鲁迅。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闰土呢？难道他们仅仅是文化精英和底层民众的差别吗？显然不是！
今天，普通民众也拥有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也拥有了看似相同的起跑线，只要够勤奋、够努力和够聪明，也能闯出一片天地。但是，社会固有的一些“东西”仍然无形存在着，只是不像曾经那么明显罢了。
我们渴望社会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鲁迅”，但真的不愿意看到越来越多的“闰土”出现。时代在变，很多东西也应该变！欢迎关注支持文史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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