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庚子年六月三十日上午，接老家堂弟电话，说大伯病危，恐不久于人世。消息有些突然，忙给妻打电话，不想她手头正有一件急事，一时离不开，她说让我先走，她中午往回赶。于是，就让儿子开车，拉上小妹，直奔大城而去。

途中接到老家大妹电话，说大伯在县医院，因为疫情，不能进病房探视。她让我们先到她家落脚，然后再图他法。

到了县城，正是中午，趁医护人员交班吃饭之机，在堂弟接应之下，溜进病房。然大伯已深度昏迷，任我在他耳边声声唤着“大伯、大伯……”也不见他有任何反应。眼前视野空茫，我看见，大伯的魂灵正乘一叶小舟，飘摇在浩渺无际的大水之上，生命，在逆着时光渐渐远去。

本想多陪大伯一会儿，却被值班护士软声赶了出去。尽管也有健康码，也有近一周的行踪轨迹记录，还是遵护士之命，跟大伯做了无声的告别，一行三人老老实实悄然下楼而去，心中不存半点怨怒之气。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正以他的方式改变着世界，改变着未来，也改变着人心。

二

沿着津保南路，来到北关老汽车站，那家驴肉火烧店居然还在。廿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外求学，每次放假回来，下车出站，就直奔那两间简易平房而去。一块两毛钱，四两粮票，师傅从半人高的烤炉里拿出两个长方形，鼓着肚子，外焦里嫩的烧饼，当着你的面，在案板上把驴肉、焖子或者驴肥肠切成薄片，然后，用刀角在火烧一端划开一个口子，把切好的驴肉、焖子或者驴肥肠塞进烧饼肚子里。坐在长条凳上，大口咬着驴肉火烧，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绿豆杂面汤端上了桌，葱花白绿相间，油花香气扑鼻……老车站，两个驴肉火烧，一碗绿豆杂面汤，成了我回家的一个仪式。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最后一次进这家驴肉火烧店也整整十年了。

吃过驴肉火烧、杂面汤，上车登程，儿子问我往哪里去。这一问，竟让我一时无语，心生几分凄惶。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故土，却不知往哪里去。我，莫非真成了故乡的异乡人！茫然凄惶间，蓦然想起，此去西南八里，那个叫陈村的地方不是有我的家吗？心念及此，我打手机给妻，告诉她下午过来看过大伯后，不必到大妹家找我，直接到老家村口等我就行了。

三

虽是回家心切，还是先去了大妹家。妻开车慢，从廊坊赶过来要两个多小时，也可以先行过去，到那三间老屋等她，我想的是，既然她进了李家门，做了我的妻，就该由我带她或者说让她陪我一起走进家门。从前，就是这么做的。

自打十五年前我把父母接到城里，大妹这儿就成了家人往来之间的落脚之地。那三间老屋也就日渐冷清下来。七年前，大妹电话里说，院子东南角一截围墙在一场风雨中坍塌了，两棵柿子树有一棵也枯死了。五年前，父亲回去一趟，回来后跟我说，西屋老式酒柜上的两个民国瓷器——柳浪闻莺图案的帽筒，一把更古旧一些的紫砂陶壶，柜门里面放着的几瓶老酒也不知被哪位梁上君子拿走了。所幸的是，父亲平时很少用，只有在春节写春联，或者村里有红白喜事请他作账房先生时才用的一方石砚和一管小楷羊毫毛笔还在。料想那位破窗而入者是个有点文化底子的梁上君子，他识货，看出那砚台并非稀罕之物，值不了几个钱，所以才不屑将他拿走。这让父亲倍感欣慰，非但没为那两只帽筒，一把茶壶，几瓶老酒感到心疼，反倒觉得占了那偷儿多大的便宜。

每年春节回乡祭祖，清明给先人扫墓，就想让儿子带上我回家看看。都被她以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拦下来。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我这儿，倘使我执意坚持，儿子是拦不住我的。何以就听了儿子的劝阻？也很难找出确切的原由，心里的事，谁能说得清呢。

陪母亲聊天，说起旧事，难免流露对那三间老屋的思念，母亲就笑着劝我：“我跟你爹都守在你身边，还有啥想头？那三间房没人住，土天挂地的，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其实，我听得出来，与其说母亲在安慰我，还不如说她是在用那样的话骗着自己。母亲知道，她老了，那三间老屋再也回不去了，她得给自己找一个说服自己不想家的理由。

四

三间老屋是1969年的秋天盖起来的。土坯墙体，很厚，差不多有半米。这么厚的土坯墙不仅结实，而且冬暖夏凉，冬天，多大的北风也吹不透，夏天，多热的阳光也晒不透，跟黄土高原上的窑洞差不多。为了让房子看上去更体面一点，廿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人们在土坯墙体外面加了一层红砖皮，就像给一件老棉袄套了一件洋布罩衣。罩衣也分档次，富裕一点的人家红砖横着放，叫卧板，没钱的，就把红砖立起来垒，叫陡砖。那时，我家没钱，所以房子是陡砖的。垒墙的土坯也是父亲弟兄四个自己打的。屋顶用的檩条很细，榆木的。当时，听说西边一个半山区县的木料便宜一点，父亲哥儿几个就光着脚板，就着咸菜疙瘩，啃着高粱饼子，走了三四百里地，把三十多根比碗口粗不了多少的檩条拉了回来。当年的那一股子豪情成了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

房子一共盖了六间，三间一户，中间隔一墙头。加上祖辈留下来的两处老宅，父亲哥儿四个就可以分家了。六间房子虽然新，却是最差的，父亲首先要了西边最不好的那三间，大伯要了东面的三间，稍好一点的两处老宅就归了三叔、老叔。从此，我就跟父母搬出那两间摇摇欲坠的西厢房，住进了新屋。第二年一开春，我就上了村里的小学。上了小学上初中，上完初中上高中，高二那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复读一年后，我考上一所师范学院，从此告别故乡，一路七转八转，离家越来越远，几十年光阴流转，世事沧桑，人已变得面目全非，当年的新房子也变成了老房子。

五

在大妹家略作停歇，说了一些跟大伯有关的陈年往事，扯了一些村里的家长里短，三点多，接到妻电话，她已看过大伯，正往陈村赶，约好在村口等，不见不散。

大妹婆家离陈村不过五六里，一脚油门的事，到了村口，妻已等在那里。

我是悄悄进村的，我不想见到任何人。到现在也说不清这到底是何缘故。唐人宋之问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一说，倘以此形容我彼时彼刻的情状，似乎夸张了一些，十几年光阴，不算短，可也算不上有多长，感慨是难免的，但确然没有“情更怯”的道理。思来想去，所以如此，可能是某种情愫让我和故乡之间彼此生分起来，由生分而疏离，由疏离而回避，情形大抵如此。然而，这生分与疏离似乎跟时间关系不大，更多的还是因为我这双眼睛。三十多年没见过光明了，黑暗改变了一切，所有的情感认知、价值判断早已被震荡摇晃的错乱不堪，教科书里那些经典乡愁叙述范式也成为难以启齿的陈腔老调，唯有诚实，像海边的一块礁石，为茫茫夜海做默默地守望。她让我相信了另一双眼睛的存在，从此下定决心，不再自欺欺人地活。故乡，生分了就生分了，疏离了就疏离了，何必非要装模作样的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装模作样，无关痛痒的乱发感慨是对乡愁的轻慢，甚至亵渎。此番回乡，是想看看我的老屋，仅此而已。

六

从村东口进街，左手第一户人家还是那个外号“踢蹬铁”的宅院。“踢蹬铁”早死了。他有个孙子，跟我同岁，取了个媳妇叫忍耐，一个村的。因为先天白内障，村里人叫她“瞎忍耐”。忍耐给踢蹬铁生了两个重孙子，然后就喝敌敌畏死了。听说是因为婆婆冤枉她偷吃了一个旱甜瓜，忍耐忍不下去，就寻了短见。两个孙子成了没娘的孩。

再往里走，就到了辘轳把形村街的拐弯处，村小学就坐落在此，这院子原是独姓梁家祖宅，因为正处在辘轳把村街拐弯处，也就成了全村唯一一家门前有片小广场的院落。我曾以梁家兴衰起落为蓝本写过一个中篇，险些被梁家后人给告了，好在我那是小说，法院没给立案，从此梁家人再不理我了。

村小学有两排房子，南边一排靠东的两间是村队部。我小时候常到那两间房子里玩。那时，我父亲是村党支部书记。后来，闹起了“斗、批、改”运动，村里人说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巴掌大，百十户人家的偏僻小村哪有什么当权派？胡闹而已。不过我从此就不敢进去玩了，就站在外面看墙上揭批我父亲的大字报。除了那些我认不全的毛笔字，还有一些头顶高尖帽的人物漫画，不知道是谁画的，看上去跟父亲还真有点儿像。想不到，一个穷的连一户地主成分都没有的小村，竟有此等人才。

再往前走，就是那棵老槐树当年斜身站着的地方了。我曾不止一次写过这棵老槐树。写过它的鬼气，写过它的花香，写过悬在它粗大枝干上那口神秘的铁钟，还写过它被锯倒后一圈圈奇形怪状的年轮……那些事都发生在我的童年时期，老槐树早就没了，没了，也就没了。就像此刻的我沿着村街一路走来，尽管车开得很慢，经过它当年活过的地方，也不过眨眼的事。

七

车停下来，妻领我到家门口，站定，我从大妹手里接过大门钥匙，摸索着找到那把大锁，第一次没插进锁孔，我把钥匙翻了一个身，一下子就捅了进去。刹那间，我感到了锁头与钥匙的亲热，仿佛失散多年的夫妻紧紧相拥在一起。片刻，轻轻一拧，“咔吧”一声，很清脆。拿下锁头，撤掉穿厅，我用力推开两扇黑漆柳木门，抬起腿，迈过门槛——到家了。

门洞有些阴凉，从前，这里放着一些农具，北面是一台十二马力的柴油机，粗笨的样子，很重，一台六英寸口径的水泵，一大卷子尼龙布制成的水龙沟，捯开来足有百多米长。当初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后，这些东西成了家家必备的种田器具，华北平原，十年九旱，雨水金贵的很，靠天吃饭是不行的，每年春分一过，乡亲们就把这些东西弄到田间地头，用它抽地下水浇麦灌田。夜静时分，四处传来柴油机清脆的马达声，远远近近，高高低低，不由让人想起久远年代的“听取蛙声一片”。

门洞南边，放着一架木犁，翻地用的，家乡人管这叫豁子。一个木耙，一把锄头，两把铁锨，墙上方挂着一张少见的渔网，墙缝里插着三把镰刀……我问身边的小妹，这些东西还有吗？小妹笑着告诉我，有的还在，有的早就没了。

出门洞口，是一条通向北房正屋的甬路，然而，现在却看不见了，不是光我看不见了，是谁都看不见了。妻告诉我，整个院子都长满了草，把地面遮蔽的严严实实，除了满院子一塌糊涂的绿，啥都看不见了。“咋荒成这个样子了！”妻喃喃自语，好像被那些草惹哭了。

迈步向北屋走去，几次被草缠住，险些摔倒。草真是太高太深了，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偌大一个院子，果真成了荒草野菜的天下，它们成了这里的主宰，霸道又蛮横，旺盛得不可一世，蓬勃得目空一切。它们用生机制造着荒凉，用绿色渲染着静寂，硬生生把一个好端端的院落弄成了洪荒世界。

八

穿过满院荒凉，推开堂屋旧风门，两个灶台安然依旧，东北角是一个用木架子三合板钉成的碗橱，西北角是一个一米口径的水缸，水缸上方的屋顶上垂吊着一个柳木钩子，钩子上常年挂一个饽饽篮子。水缸与碗橱之间，是横放在架子上的一块杜梨木案板，很厚、很重，下面是一个剁菜用的柳木墩子……一一用手摸过去，都还是老样子。

右拐，进东屋，是父母住的正房。一盘土炕占了南面半间屋子，靠北墙有一个枣红色衣柜一个连三桌，后来，连三桌散了架，就换成了一张可折叠的饭桌，两把椿木做成的椅子分置两侧。北墙上挂着两个相框，都是早年间的黑白老照片。里面最老的是爷爷、奶奶，最小的是我，五六岁吧，歪着头，瞪着眼，胸前捧着一个大大的书籍模型——《毛泽东选集》，人最多的一张是三叔当兵前照的一张全家福，爷爷奶奶端坐中间，大伯、父亲、叔叔、姑姑、我、堂妹……十几口人挨挨挤挤，很幸福的样子。

摸到一把椅子的后背，拉了拉，整体感很强，还是那么结实，没有半点松动疏散的意思。妻提醒我，千万别往椅子上坐，我知道，一定是椅子落满了尘土，并且很厚，我还知道，不仅是椅子，窗台、土炕、饭桌、相框也都落满了尘土，我还知道，这些尘土很细，很均匀地落在这老屋的所有物体表面之上，它们落成了时间的样子。是的，时间、光阴总是要以某种形式显现它的存在的。有人的时候，时间、光阴是墙上的月份牌，是“鸡鸣桑树颠，犬吠深巷中”，是屋顶上晨昏时分升起的缕缕炊烟，是街巷里传来的红白喜事的唢呐声声，是除夕夜炸响的鞭炮……人去了，时间、光阴就成了那一院的荒凉，成了墙根下一个破碎的瓦瓮，角落里几张一捏就碎的字纸，就成了夕阳余晖里泛着光的蜘蛛网，就成了这些均匀落下的尘土……

九

我是最后走进西屋的。从八岁到十八岁，我在这间房里住了整整十年。十年里，我第一次遗精，第一次失眠，第一次想女人，第一次萌生出走的念头……这些秘密，到现在也没人知晓。大学四年，每个寒暑假，我也是在这里度过的。过分的经历像院子里那些疯长的野草，混乱又招摇。白天，村里村外到处游逛，一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模样；夜晚，翻来覆去睡不着，把过多的荷尔蒙转换成驴唇不对马嘴的诗句，一遍遍读给漫漫长夜，读给想着念着又远在天边的她。

大学毕业，到了这个离家二百里的新型城市。原是想在这里安身立命，不成想一场大病又把我打回原形。四处求医问药，也没治好这双眼睛，我被父亲领回家。在这间屋子里，我一住又是五年。其间，娶妻生子，土炕拆了，换成一张结实的双人床。

西屋的摆设也很简单，一个衣柜，一张老式酒柜，两个单人沙发，我离开老家后，父亲就把这间屋子当成待客的地方，几样老旧物件和那几瓶老酒也都放进了酒柜里。那些年，每逢春节中秋，总要回去上坟祭祖，陪父母住上几天。后来，母亲大病一场，我就把他们接到这个城市，从此，就再没回去过。

西屋墙上也有两个相框，照片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黑白的，有我上大学前跟父母、妹妹的合影，有我在外求学时随信寄回来的，正襟危坐的少，大都是这里那里胡乱拍的，都被父母端端正正镶进了相框；彩色的，大都是儿子小时候的照片。有“百岁”照，有周岁照，有光着小屁股在炕上爬的，有流着口水吃自己小拳头的……儿子看着照片里的他，跟他老姑说：“我小时候长得真俊啊！”老姑说：“你现在也不丑啊！”儿子说：“不行了，现在老了，没小时候好看了……”

本想在老旧的沙发上坐坐，上面也盖满了尘土，大妹找来一块抹布，我说：“算了，不坐了，就让这些尘土留在上面吧。”我是不想打扰落在上面的旧时光。

离开老屋的时候，儿子说：“老爸，把这些照片带走吧。”我说：“不，就让他们留在这里。我们还会回来的。”

站在老屋门口台阶上，我跟儿子照了一张合影，又让他给我自己单独拍了一张。然后，踩着没膝的荒草，我让妻领我找到那棵还活着的柿子树，柿子树很茂盛，果实累累，我依树而立，让儿子拍了一张我和树的合影照，景深是那一院岂有此理又生机盎然的荒草。

来到门洞口，再一次告别老屋，我回转头来，望一眼满院的荒凉，空茫里，是波翻浪涌，滚滚而来的绿，瞬间，我泪如雨下。

七天后，大伯病逝，享年八十三岁。本想回去跟大伯做最后的告别，又被儿子拦了下来，理由是天太热，我身体不好。无奈，只好让他们答应我一个条件——别再去打扰那三间老屋和那一院子的荒凉。

2020年8月16日于廊坊无书有心斋

作者简介：李东辉，大学毕业后不久因病导致双目失明，此后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小说、散文三百多篇，百余万字。出版个人作品集两部。曾获首届中国盲人优秀文学二等奖，河北省散文大赛第一名，首届“浩然文学奖”二等奖，四次获得“廊坊市文艺繁荣奖”,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