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呀～
2023年伊始，给您推荐一本青年评论家、写作者的文学评论集——宗城的《至少还有文学》。宗城大学毕业之后选择了自由职业：写字。几年之间，时常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各大媒体上，这是他笔耕不辍的一种印证，也是一种持续的肯定。
“阁楼上的宗城”是他发布最新作品的地方，“席地而坐”是他和朋友的播客，这是之前湾湾去打酱油的一期播客：，关于韩国导演洪尚秀。
时常有朋友表达学习人文专业的焦虑，文科无用论像是悬在头顶的利剑，但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做好手边的事，是否有认真看桌上的书，是否有写好今天的字。至少还有文学，至少还有认真写字的人，这便是一种欣慰，一种希望。
在此分享《至少还有文学》的序言和其中一篇。
你的朋友，
湾湾
新书序言：在今天，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文学
作者：宗城
1、
第一本书出版了。
算是今年做成的、有始有终的一件事。开心肯定会有的，但也会有压力，怕辜负读者的信任，怕对不住自己对创作的要求，所以从初稿到成书，延续了近两年。
这是一本文学评论集，也是关于三十位作家的故事。我把自己对写作的理解、对文学作品的细读都放在了里面。这本书收录了自己发表过的作品，也有还未发表的新作。
这本书的初稿完成于2020年春季，历经修改、三审、补录、最终确定，时间已到了2021年7月。但时间的等待是值得的，因为如果早早出版，那这本书充其量只是“已发表文章合集”，从出版一本书的角度，并没有真正下苦功。但是这一年的修订，让这本书在排版、文字、选用篇目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它是一本全新的书，我在交付终稿时，也自问可以对得起自己、对得住读者，使我终于可以安落，不必为仓促出版一本书而感到内疚。
这本书分为上中下三辑。上辑题为“心灵的辩证法”，在评价《战争与和平》的美学特征时，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提出过“心灵的辩证法”这一观点。他最早这么说是因为1853年托尔斯泰发表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篇小说最大的特色就是“心灵的辩证法”和“道德情感的纯净”。这篇文章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他这样写道：“大部分诗人关心的主要是内心生活的呈现结果，而不是隐秘的过程本身……托尔斯泰伯爵天赋的特色就在于，他并不仅仅局限于表达心理过程的结果，他最感兴趣的是过程本身，是这一过程的形式、规律和心灵的辩证法。”
收录在上辑的文章，主要探讨的就是作家对心理深度的挖掘。这部分作家有“向内走”的趋势，他们的文学关注人的心理活动、人对记忆的处理方式，聚焦现代人在精神层面所要面对的全新挑战。例如在作家袁哲生的笔下，现代人的孤独以一种蓝色梦魇般的叙事语言呈现，有人在太阳下行走，有人渴望躲在黑夜，自我消除。在刘以鬯的笔下，繁华丰富的香港，潜藏着一颗颗渴望被爱又害怕去爱的灵魂，人群中湿漉漉的孤独影子，以疏离的面目出现。而善良又柔软的菲茨杰拉德，则让自己的人生与小说形成互文，他在不可挽回的崩溃中，触摸到绿灯的温度。
中辑定名为“挤掉自我的奴性”，借此致敬我很喜欢的俄国作家契诃夫，在混论不明的时代，他坚持做一个清醒的人，呈现出俄国社会真实且普遍的危机。如果说上一辑书写的是作家“向内走”的努力，那么在中辑里，我关注的更多是作家“向外突破”的勇气，当然，这种“内外”并非一成不变，伟大作家往往既能写出人心灵的煎熬，也能感受到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这一部分，我会写到契诃夫对平庸生活的针刺，也会写到王小波，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自由职业者，他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场域中占据的分量。还有把自己献身给文学的卡夫卡、忧郁的人道主义者罗曼·加里、从刻薄转向缄默的钱锺书，这里呈现的不只是勇者，还有知识分子内心的彷徨。
一位写作者和知识分子，是要在深渊中湿透灵魂的人。他不是站在山上俯瞰众生，而是自己也成为那众生的一部分，于茫茫黑夜中漫游，于最尘埃处看光亮。我很喜欢竹内好对鲁迅的一段评价：“鲁迅所看到的是黑暗。但他是以满腔热情来看待黑暗，并绝望的。对他来说，只有绝望才是真实。但不久绝望也不是真实了。绝望也是虚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该做什么才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这世上，有的作家会成为火炬，照亮通往窄门的路。有的作家会成为信使，诉说一颗灵魂在夜晚的重量。
至于书的下辑，则是比较纯粹的文本分析，针对我认为质量过硬的文学作品。写作下辑时，正逢我对鲁迅的又一次重读，除了书中收录的一篇，我在当时还专注于研究鲁迅在1926到1927年之间的思想变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思想最为复杂、矛盾，也是自成深渊的一位作家。他的创作深度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作家，也绝不能仅仅用“批判现实主义”、“反思国民性”这些大词去笼统概括，否则就不足以解释鲁迅对保守与进步叙事的双重怀疑，也不能勘破他在热情战斗背后，那个寂寞、冷嘲乃至幽微如灰烬的暗影。那个在《阿Q正传》中揭示旧中国文化结构整体崩溃的是鲁迅，在《野草》中融合抒情、孤寂、绝望与自怜的也是鲁迅。在现代中文史上，鲁迅是一道迷人而危险的深渊，也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很多作家是越读越薄，而鲁迅的文字属于越读越厚。
在文本细读部分，我关注的是文学及其背后的思想与美学痕迹。譬如鲁迅，我所关心的是他的小说对于传统资源的使用与反讽，以及在批判国民性、启蒙人心之外，对鲁迅小说其他的解读路径；譬如汪曾祺，所能探讨的不只是他的语言艺术，还有他的作品走红背后的政治、文化与人心层面的原因，而这背后萦绕在中国作家头上的大问题，就是“为社会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
而在文本细读的部分，收入针对《大明王朝1566》的评论，也是一次冒险尝试。在大众印象里，它是以历史剧的面貌被人熟知，但它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小说，是一部具有丰富文学性和思想性的文学作品。文学是否必然以纸张的形式呈现，影视剧、音乐、歌剧，乃至当今流行的脱口秀，是否也能产生文学？借助这篇文章，我希望抛砖引玉的，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写作这本书时，我并没有采用教条的学院分析式话语，而是试图在“学理性”和“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把作家们的作品和故事更生动地展现出来。有时候，纯粹文学领域的训练，能为作者打下坚实的功底，但如果沉浸久了，就陷入一种视野的局限。文学是共情的艺术，强调作者对他者的感知能力，不是居高临下的分析，而是真正理解那些生活，描绘出他所不曾经历的人生质感。作品是自我和忘我的统一。只有自我，才能独特而迷人。只有忘我，才能松弛而开阔。松弛是一种天赋。一个作家是敏感和自恋的调和，再加上一些恻隐之心。
友人曾问我：“这是一本文学批评集吗？”我想，它更准确来说是一本思想随笔集，比起按部就班分析作家的文本，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文学如何影响了生活，生活又是如何反哺文学？
在文字共和国里，为什么作家们能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径？当鲁迅以克服虚无的方式投身时代，他为什么又与革命的主体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当菲茨杰拉德不可挽回地走向崩溃，为什么他的人生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互为镜像？从袁哲生之死说起，天才作家为何常常走向早逝的命运？
同时，我们也不妨看到文学的局限，破除一种自我浪漫化的氛围。我很喜欢梅洛·庞蒂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思想并不自我依附，而是依靠身体来思考。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取决于他身体的“感性遭遇”。这句话影响到我，是因为它回答了为什么很多人满腹经纶、品味优雅，却对他人的苦难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冷漠，或者说，他们的理解仅仅能达到“体面的反思”，而无法参与到严峻现实的改变。
读书不能取代“身体的感性遭遇”，读书，可以帮助人感受他者，却还是很难“共情”他者，一个在皇城根养尊处优的贵族，他能对王朝的消逝感同身受，却无法理解草原游牧民族的哀伤，不能懂得一种语言死亡的痛苦。一个享受城市文明的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阅读反思自我的优越处境，但他既过不了苦日子，也很难真正地亲近底层，他难以割舍自己体面的条件。
所以，如果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仅仅通过文学是不够的，因为它无法扩充身体的感性遭遇。如何把阅读和行走结合，把知识运用到实践，意识到自我的“普通性”，而不是“优越性”，可能是更重要的地方。
阅读文学，并不意味着文学是包治百病的良药，能为你提供现世问题确凿无疑的方案，那不是文学承担的作用，但若说文学仅仅是一种“无用的美好”，仅仅强调文学在抒情和审美中的作用，恐怕也窄化了文学。文学不仅是精神生活的避难所，不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工具，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鲁迅、波拉尼奥那里读到的，还有明知生活艰巨，依旧要面对生活，哪怕我所相信的公道前路艰险，正义在漫长时日里被黑暗蒙尘，我也要勇敢地去面对它、去追求内心认定的善。
文学不是对现实的消解，而是插上想象之翼，对现实更深的抵达。它让我们感受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看见平静湖面下的惊心动魄。它让人知道，一个人在流水线奔波与世俗名利的追求之外，还有更开阔的精神世界等他探寻。小镇青年手捧《追忆似水年华》，琢磨玛德莱娜小点心的滋味；车间工人看到《百年孤独》，遥想奥雷连诺上校看到冰块的遥远下午；困守乡村的妇女读到契诃夫，她觉得人生不能再这么过……于我而言，这就是文学最美好的时刻，它开启一扇窗，让人尘封的勇气在刹那间苏醒。
在当代，文学已远离了它的黄金时代，与高新科技、互联网、影视娱乐、金融理财等显学相比，文学大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色，热爱文学的人还有很多，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被嘲笑、被挖苦，当一个人从事文学却没有混出名堂，他很可能被当做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不务正业、逃避现实的闲杂。
在实用主义被推崇的氛围下，人们崇尚科学，恪守技术与工具理性，但这些无法回应人的精神境况。在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里，作家就委婉地指出了现代秩序所导致的“人的危机”。这是一本堪比卡夫卡《城堡》的巨作，书中的主人公乌尔里希是奥匈帝国筹备皇帝在位30周年庆典委员会的一个小小秘书，他努力进取，渴望出人头地，故事开始时的1913年8月，他32岁，正处于人生的迷茫期。他先后尝试过当军官、工程师和数学家，但都以失败告终，没找到人生的意义。后来主人公反省道：在一个整体的秩序中，自己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零部件，一个缺乏自由和自主的人，也即小说标题所揭示的——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穆齐尔写道：“今天……已经产生了一个无人的个性的世界，一个无经历者的经历的世界。”最终，主人公乌尔里希意识到：“对他来说，可能性比平庸的、死板的现实性更重要。”由于在科层制中找不到意义感，他决定“休一年生活假”，以便弄明白这个已经分解为各个部分的现实的“因由和秘密运行体制”。然而，乌尔里希的这种选择能为他找到意义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穆齐尔在书中提出的问题，现在依然困惑着世人。
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曾援引《没有个性的人》，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勇于反抗平庸，重拾自我的个性，在技术理性之外，思考实践精神和人文主义。鲍曼认为：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文学，都可以通过“细腻”、“共情”来给予读者生活的启示，而这也是对时下“文学无用论”的回应。写作者很多时候像一个种下种子的人。文学不是最终实现理想的那一个，但文学往往是种下可能性的东西。
因此，如今热心于文学事业的人，不必气馁。身为作者，我们可能不是最后看到春天到来的人，但如果我们都自暴自弃，春天是永远不会到来的。一代人的理想在上一代人的交付之中慢慢生根发芽，我们很大程度上做的是一种交接棒的工作。
在今天，唱衰文学是一种常见的腔调。文学已经是今天物质成本上最低廉的行业，而它所能给予人类的养分，却一点也不比其余行业低，甚至，在开拓人类语言的边界、唤起人们内心情感的能力上，文学仍旧是今天最有力量的一门学问。
文学并非无用，它是对工具理性的反抗，它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到，生活不只有一种价值选择，在成王败寇之外，还有更宽广的世界。
最后，感谢所有为此书提供过帮助的人，感谢我的家人，女友对我写作的鼓励和帮助，也要感谢我的老师、编辑和出版社。希望自己能好好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
谢谢每一个阅读这本书的人。
契诃夫：写作是一点一点挤掉奴性
1.
海岸就在眼前，太阳西沉，夜幕笼罩大地，凛冽的夜空中星星闪烁。夜里，死一样的寂静被风雪打破，一层层堆起的雪，向从莫斯科出发的探险家发出恐吓。咆哮的黑夜，此刻如同坟场。
1890年之前，契诃夫正处在写作和事业的上升期。在凭借小说《草原》获得一笔500卢布的稿费后，他自嘲道：“我现在几乎是个有钱人了。”之后，他又摘得俄罗斯顶级文学奖普希金奖的桂冠，再次收获500卢布。对此他谦虚地认为：这笔钱应该颁给更需要它的人。
契诃夫并非开玩笑，他的确在朝着有钱人的方向迈进。在十九世纪，一个普通俄国工人的月薪是30纸卢布，一头肉牛要65纸卢布，一个俄军少将的月工资是150纸卢布左右。回过头来看，契诃夫这500卢布稿费，考虑到通货膨胀水平，在当时至少也是一个俄国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根据画家尼古拉·涅夫廖夫在《农奴生活场景·交易》的记载，1866年，一个俄罗斯农奴少女的身价恰好是500卢布，也就是说，契诃夫这篇小说的稿费，足够一个农奴少女的身价。
但就在前途一片光明时，契诃夫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要动身前往萨哈林岛，考察苦役犯的生活。
1890年，契诃夫前往萨哈林岛。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在黑龙江口外，萨哈林是蒙古语，意即“黑河的峭壁”。1860年，帝俄与清廷签订《北京条约》，萨哈林岛北部被俄国接管，南部在日本手中，日本人称它是桦太岛。1875年，帝俄以千岛部分岛屿交换萨哈林岛南部，“全岛遂归俄”。
十九世纪末，萨哈林岛是苦寒之地，也是一个安置、关押苦役犯和流放犯人的监狱。知道契诃夫要去萨哈林岛，他的朋友们纷纷劝阻，就连他视为知己的苏沃林，也不同意他这样做，理由是萨哈林岛条件艰苦，去那里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
可契诃夫不听劝，他回复那些反对意见道：“我想，这次旅行将是历时半年的不间断的劳作——肉体的和精神的，而这对于我是必要的，因为我这个小俄罗斯人已经很懒惰了。应该锻炼自己……就算我的这次旅行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结果，但难道在这旅行中就不会有能让我带着喜悦或悲伤永远怀念的两三天？”
为了完成萨哈林之旅，契诃夫制定了周密的计划。2月和3月，整整两个月时间，他关在家里，枯坐于书桌前，苦读大量为萨哈林岛之行所需的资料。4月份，他启程前往萨哈林岛。
1890年，契诃夫预先写好遗嘱，独自穿越西伯利亚，沿阿穆尔河漂流了12天，到达俄国最东边。在东方的伊尔库茨克，他第一次见到中国人，“中国人到处都是。这是心地最最善良的人民。”契诃夫不吝赞美，在欧洲普遍对中国人心存偏见时，他却对中国人感到亲切。他去到小卖部喝酒，中国人在喝酒之前先把酒杯朝向他，又朝向小卖部的店主与伙计们，他们端了过来，说：“喝吧！”不是像俄国人那样一饮而尽，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每喝一口都要吃点小菜。契诃夫说：“（中国人）是非常客气的人民。”
经过长途跋涉后，他到达了目的地。在萨哈林岛，他见到了挨饿的孩子、13岁的妓女、15岁的孕妇，目睹女孩从12岁起开始卖淫，有的还没有来月经，“教堂和学校只是纸上谈兵，真正起教育作用的是环境和流放地的现实”。在日记中，他对法学家阿·科尼讲述了一件痛心的事，那是他和岛上一个10岁的男孩的谈话：
我：你的父亲叫什么？
他：我不知道。
我：怎么会是这样？你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却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他不是我真正的父亲。
我：怎么不是真的？
他：他和我妈妈同居。
我：你妈妈是已婚的还是寡妇？
他：是寡妇。她是因为丈夫到这里来的。
我：因为丈夫，这是什么意思？
他：她把他杀了。
他走遍整个萨哈林岛，在那里住了3个月零3天，对“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进行调查，集结成书，取名《萨哈林旅行记》。在书中，他这样描述岛上的严酷天气：“在这种天气的影响之下，很多冷漠的人变成了冷酷的人；很多善良的人、胆怯的人，因为整周甚至整月见不到太阳，便永远丧失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
《萨哈林旅行记》是契诃夫书房里的一件囚衣。在这本著作中，契诃夫书写的不只是苦难，还有荒谬。他看到“数不清有多少苦役犯在侍候官员先生们……一个典狱长按规定可有八名仆役：女裁缝、鞋匠、使女、听差兼信使、保姆、洗衣妇、厨师、清扫工”；也看到脸色阴沉、凶狠的犯人，滔滔不绝地谈论着长官和美好的生活；看到被长官鞭打致死的犯人、饿死的农民；也看到人们变得虚伪、狡诈、自欺欺人；看到二十七户家庭挤住在废弃的牢房里，人们并排睡在一个大通铺上；也看到在萨哈林的监狱里，长期遭受不幸的人身上“存在着一种自身不幸的同谋性”。在给苏沃林的信中，契诃夫说：“这不是在杂志上刊登的东西，但我想它是一部有益的作品。”多年以后，诗人谢默斯·希尼发表了一首诗，其中一节写道：“远离那些鞭打。他，这个想要挤出/他奴隶的血液，来唤醒那些自由者的男人/尾随着一个罪犯导游，走遍萨哈林。”这首诗就叫《契诃夫在萨哈林》。
从萨哈林岛回来后，契诃夫大病了一场，在1890年12月23日的信中，他对好友苏沃林坦诚：“我在咳嗽，心律不齐。”萨哈林之行严重伤害了契诃夫的身体健康，用于出行和治病的钱，也在快速榨干他之前通过稿费和奖金挣得的存款。他的身体变得愈发虚弱，但他不后悔去萨哈林岛的决定，1892年，他以萨哈林岛为原型，创作出中篇小说《第六病室》。
这是一篇笔调灰冷的小说。小说明写的是第六病室，实际上隐喻了沙皇统治的俄国社会。第六病室条件简陋，“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管理混乱，“老医师据说私下里卖医院的酒精，还网罗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味道恶臭，“酸卢菜，灯芯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味，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作为一个医治人的地方，它却如同人间地狱。
契诃夫的文字直面生活的本质。在那个年代，他的小说给予读者清醒的力量，使人们有勇气去认识平庸，重新燃起对更有意义的生活的向往。
1898年，契诃夫38岁。月光洒在独行者的身上，照亮他的不合时宜。由于《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普拉东诺夫》等作品的发表，他在文坛已小有名气，然而，当同代人津津乐道于他的小说艺术，契诃夫在变本加厉地说不讨好的话，“短篇三部曲”《醋栗》《套中人》《有关爱琴的故事》搅乱了一批人的清梦。譬如在《醋栗》中，契诃夫写道：“可是我们看不见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看不见在幕后发生的生活中的种种惨事。一切都安静而平和，提出抗议的只是不出声的统计数字……显然，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只是因为不幸的人们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他看到了统治着如何在话语权分配上隔离底层，也看到了冠冕堂皇的口号遮蔽下的庸常与苦痛，《醋栗》讲述了小市民的灵魂如何被麻痹的故事，契诃夫刺穿了小市民们侥幸的想法，再一次吵醒铁屋中的熟睡者。
《套中人》是“短篇三部曲”中最经典的小说，文学史从此多了一个叫别里科夫的小教员。他是一个希腊语教员，哪怕天气很好也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所有物品乃至他的脸，都在“套子里”。他是一个守序者，对他来说，存在即合理，过去即美好，而现实的律令不需怀疑，“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明白无误”。别里科夫在他人的嘲笑中死去。事情源于一次冲突——柯瓦连科责说他是一个告密分子，他一脸惊骇，警告柯瓦连科：“为了避免别人歪曲谈话的内容，惹出什么事端，我必须把这次谈话内容的要点向校长报告。”柯瓦连科一怒之下把他推下楼梯，让他窝囊地被妇人嘲笑，“这一连串清脆响亮的‘哈哈哈’断送了一切：断送了别利科夫的婚事和他的尘世生活。”他在床上躺下，从此再没起来。别里科夫死后，人们又回到往常的秩序中，严酷、压抑、相互提防，这时契诃夫提醒道：“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也许还有很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这句话让人联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鲁迅批判的是吃人者，契诃夫把矛头对准套中人，装在套子里的人，何尝不是吃人者？小说的另一人物伊凡·伊凡内奇这时思考着，自己容易把玩着“文特”牌戏，写些没用的公文，自己难道不是在套子里吗？帝俄末期的荒诞被契诃夫道破，可那又能如何呢？就如同《套中人》的结尾一样，人们放弃了痛苦的思考，选择睡着，享受幻梦。
2.
契诃夫很少说起自己的童年，写给作家谢格洛夫的信是少有的例外。在这封信中，契诃夫说：“我小时候就接受过宗教教育以及这一类的培养，例如在教堂唱圣歌，朗诵使徒福音和《旧约》中的赞美诗，参加晨祷，负责在圣坛上帮忙，在钟楼上敲钟。”然而，宗教教育没有将他驯服，反而让他进一步察觉到庄严与虚伪只在一线之间。当他和两个哥哥在教堂里唱三重唱《改邪归正》时，大家都感动地看着他们，他却感到自己是小小的苦役犯。后来，每逢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契诃夫最常提起的一个词是阴郁。
契诃夫年轻时饱受折磨，却也因此看到了莫斯科贵族们看不到的东西。他曾对捷列绍夫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明天就买张到下诺夫哥罗德的票，从那沿着伏尔加河和卡马河一路走下去……”他自己在莫斯科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就已经游历了伏斯克列辛斯克、兹韦尼哥罗德等地，一边行医，一边写作。他对“套中人”、“变色龙”、“万尼亚舅舅”、“小公务员”的描写并非想象，这样的人物充斥着他的生活。在小说《万卡》里，他对少年万卡的生活进行了手术刀般的刻画，万卡日日夜夜被雇主揪着头发，“拿师傅干活用的皮条狠狠地抽打”，早晨吃面包，午饭喝稀粥，晚上又是面包，冬天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契诃夫不需要想象，他只需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就能精准刻画万卡的生活。他出生于一个小城杂货铺家庭，祖父曾是农奴，小时候，他整日替父亲看管铺子，忍受着最无聊的生活，见证了真实的底层生活，所以他在《梦景》里写道：“是的，我自己原就是穷人，我知道什么叫饥寒交迫。贫穷把我推上了这个该死的估价员的职位，贫穷逼得我为糊口而无视别人的悲伤和眼泪。”岁月留给他忧郁的自画像，又赠予他谦卑的态度和洞察的眼光。在他的小说里，人有病，世界也病了，丰饶的宴席中，陈列着彩色的苍蝇。
童年的平庸让他致力于批判平庸，重建有信仰的生活。《新娘》里，娜佳怀揣着对人生的更高追求，毅然走出旧家庭，怀着对革命与新知识的向往奔赴彼得堡；《跳来跳去的女人》中，默默无闻的戴莫夫医生救死扶伤却不张扬，他象征着平凡生活中不被尘埃同化的善良与美好；《万尼亚舅舅》中，契诃夫呈现了一个反抗平庸而不得的故事，死水一般的庄园，泯灭激情与信仰，令人不寒而栗；而在《三姊妹》中，庄园主安德烈和三姊妹同样试图打破空虚的生活……
1898年，契诃夫写出了反映“人变庸人”最深刻的小说之一《姚内奇》。德米特里·姚内奇·斯塔尔采夫是一个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新派任的医生，他住在省城Ｃ，这个地方有图书馆，剧院，俱乐部，却几十年如一日。姚内奇热爱谈文学、艺术，他希望结识城中名流，所以常常到图尔金家做客，因此迷恋上18岁的叶卡捷琳娜，他梦中的优雅女性。他赞美叶卡捷琳娜，哪怕后者戏弄过他，他也像一只忠犬一般着迷于她，甚至疯狂到向她求婚，可叶卡捷琳娜说：“德米特里·姚内奇，承蒙见爱，我十分感激，我尊敬您，但是，请原谅，我不能做您的妻子……我想当一名演唱家，我渴望名声，成就和自由 ，而您却要让我继续待在这个城市里，继续过这种空虚、无聊的生活，这种生活我已经无法忍受了。”姚内奇被伤害了，他开始放弃生活的热望，成为一个安全又平庸的人，融入省城Ｃ的空洞与无聊中。此时，叶卡捷琳娜已经去了莫斯科的音乐学院，而他，一个平庸的人，衰老，发胖，堕落，白天干活，晚上打“文特”，和一群牌迷、酒鬼说着无趣的话。姚内奇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四年以后，当远走他乡的叶卡捷琳娜重回故地，他们已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俄国，面对社会普遍的“隔离术”，面对中产阶级的小确幸，契诃夫毫不留情地戳破那些玫瑰色的幻想，把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别里科夫、姚内奇们，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契诃夫的文字不会过时，只要社会仍存在“变色龙”，虚伪的言论仍笼罩在社会上空，就会有人读契诃夫。
曾有人对比前苏联短篇巨匠巴别尔和契诃夫的创作，认为他们共同的特质是“尖锐”，不过和巴别尔相比，契诃夫并不总是追求干脆利落，在许多短篇和戏剧创作中，他不惜笔墨来描写人物的心理，而非刻意追求漂亮和简洁。如果说巴别尔的文字是闪烁的匕首，那契诃夫有时挥舞着长剑，有时却好像置身于混沌的泥淖，幽暗中有许多发光的鳞片。巴别尔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作家，他对契诃夫却非常尊敬，他曾说：“说实话，我们真正的短篇小说家只有一位，就是契诃夫。”
3.
毋庸置疑，契诃夫是一位卓越的短篇小说家，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是戏剧家。王尔德说：“梦想家只能在月光下找到自己的路,他的惩罚是第一个看见黎明。”这句话用在契诃夫的戏剧生命里十分贴切。当贝克特、品特、加缪还没有在这个世界闪耀，契诃夫的戏剧已经隐现出现代派的模样，当大部分人还迷恋着聒噪的、高度戏剧化的剧作，契诃夫已经全面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争取人们心灵的搏斗”（亨利•特罗亚语）。
1898年，《海鸥》的上映效果让契诃夫耿耿于怀。《海鸥》最开始上映时并不成功，它太像小说，在舞台上显得絮絮叨叨，契诃夫并没有按照当时流行的喜剧套路来写作剧本，导致不少批评家指责《海鸥》冗长乏味，直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文简称斯坦尼）决定和戏剧家丹钦科重新编排此剧，《海鸥》才焕发生机。斯坦尼在电影史上大名鼎鼎，著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主动让演员代入生活中，让演员尽量体验角色，使戏剧生活化。《海鸥》就是他的一次成功尝试，这部剧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收获了一片喝彩，成为该剧院历史上的经典剧目。
彼时，斯坦尼在探索新的戏剧表演模式，来表达人内心捉摸不透、无法触摸的意识。契诃夫的戏剧是载体，催促斯坦尼去思考，如何不依靠大量动作、情节，就能吸引观众。当然，由于彼此个性和职能的不同，契诃夫与斯坦尼在合作时不乏分歧，从《海鸥》到《樱桃园》，他们争执不断，但斯坦尼发自内心欣赏契诃夫，在读罢《樱桃园》剧本后，他感慨：“这部剧第一幕让人以为是个捧腹大笑的喜剧，第二幕把人深深吸引进来，第三幕让人焦虑不安，第四幕从头到尾都让人流泪。”斯坦尼认为《樱桃园》是一个悲剧，反映俄国人民的深重苦难，以至于他不理解契诃夫为何把《樱桃园》的副标题定为“四幕喜剧”。但契诃夫坚持自己的主张，他担心斯坦尼设定的主题窄化了自己的戏剧。
原本，当《海鸥》等剧大获成功后，契诃夫可以安坐功劳簿，接受拥趸的礼赞，然而，契诃夫终究无法伪装自己的意见，哪怕是别人借他剧本编排的、收获观众好评的剧，他还是会直抒胸臆。一如1889年在圣彼得堡排演《伊凡诺夫》时，当时小有名气的他就不满导演和演员扭曲了他的创作意图。
契诃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越来越多人把《海鸥》当作悲剧看待，有人说它反映苦难，有人说它赞颂向往另一种生活的勇气，也有人说它荒诞不经，但契诃夫一直坚持《海鸥》是喜剧。在给朋友谢列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的信中，他把《海鸥》的创作意图说得明明白白：“我要的只是诚诚恳恳、开诚布公地去告诉人们：看看你们自己吧，你们生活得很糟，很无聊。……要明白啊，你们现在生活得很糟，很无聊。这有什么可哭的呢？”外人觉得很荒诞的东西，契诃夫眼里很平常，他要写的，就是虚伪背后的真实，就是大部分人生活的平庸乏味而不自知。过去是平庸的，人们反抗平庸的方式也是平庸的，所以契诃夫才要书写尼娜与特烈普列夫的会面，以及另一角色特里果陵对此的冷漠。赞颂尼娜对命运的反抗并非契诃夫的主旨，批判陈规旧俗也不是，契诃夫看中的是生活的真相，尽管它总是不遂人愿。
契诃夫反对斯坦尼把《海鸥》和《樱桃园》定义为悲剧，这件事成为戏剧史上的一个有趣话题，大部分人都觉得《海鸥》和《樱桃园》是悲剧，契诃夫却坚决认为不是。他坚持自己的创作初衷，反对艺术创作中的庸俗解释，尽管庸俗解释有时更能吸引观众，但契诃夫担心，当改编者、评论者把作者的作品庸俗化，作品往往就会沦为既有审美体系和评论规范的一张拼图，而消解了作者的真知灼见。
契诃夫是一个很希望别人理解他的作家，他常常在与友人的通信中透露自己的创作意图，在创作《海鸥》时，他就给友人写过两封信。第一封信写于1895年10月21日：
“您可以想象，我在写部剧本……我写得不无兴味，尽管毫不顾及舞台规则。是部喜剧，有三个女角，六个男角，四幕剧，有风景（湖上景色）；剧中有许多关于文学的谈话，动作很少，五普特爱情。”
第二封信写于同年11月21日：
“剧本写完了。强劲地开头，柔弱地结尾。违背所有戏剧法规。写得像部小说。”（引自童道明：《契诃夫“既没有一个天使，也没有一个魔鬼”》）
所以，不难理解时人对《海鸥》的一头雾水，在传统批评家看来，戏剧和小说，就该是泾渭分明的，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戏剧，就是一场灾难。1896年10月17日，《海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时，俄国剧评权威库格尔就批评道：“契诃夫先生是小说家出身，他有一个致命的误解，他认为小说笔法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神圣的戏剧领地。由于有了这个致命的误解，这个原本就不及格的剧本，便变得不可救药了。”
就连托尔斯泰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他对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推崇备至，却并不欣赏他的戏剧。据童道明先生考据，1901年，契诃夫去探望到克里米亚养病的托尔斯泰。临别时，托尔斯泰对契诃夫说：“莎士比亚的戏写得不好，而您写得更糟！”
十九世纪流行的喜剧是五幕剧，情节明确，高潮迭起，但契诃夫背道而驰，比起制造意外，他更希望戏剧“生活化”，并在生活化的表演中指引观众形而上地思考。契诃夫那时有些孤立无援，没多少人真正理解他，更多人守着既定的规则指责他。直到斯坦尼和丹钦科的来信。1898年4月25日，正在筹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丹钦科写信给契诃夫：
“戏剧观众还不知道你。应该让一个有艺术趣味、懂得你的剧作的美质的文学家表现你。我以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选。我抱定了揭示《伊凡诺夫》和《海鸥》中的对于生活和人的灵魂的奇妙展现的目标。《海鸥》尤其吸引我，我可以完全担保，只要是精巧的、不落俗套的制作精良的演出，每个剧中人物的内在的悲剧就会震撼戏剧观众。”
契诃夫没有立刻回复。5月12日，丹钦科急切地写了第二封信道：“如果你不给，那会置我于死地，因为《海鸥》是唯一一部吸引着作为导演的我的现代剧。”这才有了后来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经典表演。但最理解契诃夫的还不是丹钦科，而是他后来的好友高尔基。1898年年底，高尔基大胆地向契诃夫表达他对契诃夫戏剧的理解：“《万尼亚舅舅》和《海鸥》是新的戏剧艺术，在这里，现实主义提高到了激动人心和深思熟虑的象征……别人的剧本不可能把人从现实生活抽象到哲学概括，而您的剧本做得到。”
那时，高尔基只有三十岁，他和契诃夫素不相识，只因被契诃夫的文字打动了，认为后者的剧作“把人从具体生活抽象到哲学概括”，就冒昧来信。从此，二人交往甚深。
仅仅四年后，当高尔基因为沙皇的反对，被剥夺俄罗斯科学院文学部荣誉院士资格，契诃夫为声援高尔基，主动辞去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
契诃夫与高尔基经常谈论文学和政治。和高尔基激进的态度有所不同，契诃夫对沙皇的统治深恶痛绝，但也对即将酝酿的革命保持怀疑。在致信高尔基时，他说起俄罗斯的民族性，认为是民族性决定了俄罗斯的革新需要长期的改良，“这样的人群需要在既有秩序内接受长期的理性训练，否则只会拥戴新的暴君。”在谈及社会主义者的运动时，他又说：“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当真要利用霍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我就要鄙视他们。用恶劣的手段达到美好的目的，这会使目的本身也成为恶劣的……”
然而，契诃夫又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改良主义者，事实上，他讽刺守序改良者的小说很多，比如《带阁楼的房子》里，他描写了“少谈主义，多做小事”的改良主义者丽达，指出丽达在社会建设上的正面意义，也批判他对社会问题的根源的认识不足。
契诃夫的文字很难用三两句话说清楚，巨大的矛盾融入其中，就如对他的戏剧“喜剧与否”的争执，以及他创作小说的真正动机，令人捉摸不透。他的复杂性为后人解读他留下不同角度，20世纪，对契诃夫的解读成为一场文学与政治的争夺战。布尔什维克放大他的激进色彩，讴歌作家本人对沙皇的批判；中产阶级则把契诃夫塑造为“黄昏的讴歌者”，将他同化为一个热爱自由、反对民粹、疏离劳苦大众的资产阶级文人。马雅可夫斯基驳斥了资产阶级文人的说法，他列举出契诃夫深入劳工、同情革命的证据。晚年，面对日益深重的社会苦难，契诃夫的确在一点点调整自己的观念，他没有完整的对革命的认识，也从未参与到革命中，但他意识到，要医治俄国社会，剔除溃烂的脓疮，一场风暴不可避免。
叶·巴·卡尔波夫的回忆录佐证了这一点，他记录了契诃夫在1902年的思考，在和维·费·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对话时，契诃夫说：“我们熬过压抑的沉闷和踌躇，正面临着转折。我们急转弯……我特别希望捕捉住这种令人振奋的情绪……想写一个剧本，一个振奋人心的剧本……也许我会写完……很想知道……在人民中蕴藏着多大的力量、能力和信心，太令人惊奇了！”他那时身体抱恙，却迫切想知道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发生着什么，他觉得从上到下一切都改变了，不论是社会还是工人，他的朋友认为他“越来越左”，他自己重拾了如信仰一般的力量。生命的黄昏，正和契诃夫一起拍悲喜剧《樱桃园》的斯坦尼说：“随着气氛越来越紧张，革命越来越近，他（契诃夫）也变得越来越坚定不移。”
1902年以后，契诃夫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他再也不能轻盈地奔跑，不能在莫斯科大剧院欣赏自己的戏剧，他住进疗养院，看一个个没有希望的人从自己身前走去。到1904年7月，契诃夫在酷热的巴登维勒疗养，他这时才44岁，面容却满是死亡之气。一年前，为他作画的尼古拉·帕诺夫就察觉到不妙：“它（死亡）出现了。死亡霸道地守护着自己选中的人，一分一秒，慢慢地使他离开自己的对手——生命……”而实际上，早在1898年，契诃夫就因肺结核病情恶化移居雅尔塔，病情让他疲惫，让他放弃了游览中国的计划。
契诃夫拄着拐杖、面色枯槁，仿佛站立本身，已花光他所有力气。1904年7月15日后，他却连站立也做不到了。他的一生献给艺术，临死前还在琢磨《樱桃园》与自己未竟的小说。他用文字揭穿一切，人类的弱点在他的笔下无所遁形，但他终究没有敌过疾病，1904年7月，俄罗斯失去了一双透明而单纯的眼睛，“一个智慧、公正、诚实的朋友”，高尔基说：“整个俄罗斯将因他的去世悲痛而颤抖。”而这个时候，我更愿意想起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的话：
“契诃夫在向我低声细语，这是个友善的作家。我并不想从他那里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惊人的发现、果戈里式令人担忧的大笑、托尔斯泰式令人景仰的高尚，从他那里我感到的是一种内敛、宁静、放松和忧伤的迷恋。”
据说，契诃夫是喝完了一杯香槟酒之后去世的。他是个酒徒，一生热爱美酒和女人，他临死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久没有喝香槟酒了。”
生前，在致苏沃林的信中，他说:“贵族作家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的东西，平民百姓需要花费青春的代价方可取得。您不妨去写写一个青年人的故事，他是农奴的后代，站过店铺柜台，进过教堂唱诗班，后来他上了中学和大学。他从小受的教育是服从长官，亲吻神甫的手，崇拜别人的思想，为得到的每一块面包道谢。他常常挨打，外出教书没有套鞋可穿……您写写他吧，写写这个青年人是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的，他又是如何在一个美妙的早晨突然醒来并感觉到，他的血管里流淌的已然不是奴隶的血，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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