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能张口说出鲁迅先生的生卒年份,哪怕是大学毕业后,乃至结婚、生子后。某次聚会席间,偶然谈到上学时一有鲁迅先生的课文,就会有要求背诵的段落时,我说还得背作者简介呢,然后顺口说出1881与1936两个年份,此后话题便转向了我的记忆能力。

其实,能记得这两个年份,并非单纯的记忆能力,而是鲁迅先生自身的魅力,让我愿意去记住,打心里觉得应该记住。

也正是因为记住了,深夜里看到刘小川在《鲁迅传:于无声处听惊雷》一书中写:“1936年10月19日,这个日子,当年日历本要纪念的。”突然就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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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川是我国传记文学的革新者,他将哲学带向生活与文化,更带出了传记文学的新思路,用另类笔触,为五十余位中国历史名人立传,比如屈原,比如苏东坡,再比如鲁迅。

鲁迅的传记并不少,通常都会记述鲁迅从出生到去世的经历,比如鲁迅经历了哪些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大事件又会如何触动和改变先生的内心与行为,以及先生那些名作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创作诞生的。

甚至连日本作家也曾为鲁迅写过传,以一种国人不太能意识到的视角去解析鲁迅的一生。刘小川这部写于2022年,于今年年初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于无声处听惊雷》,也用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便是引入哲思。

有朋友吐槽,说刘小川“思维太发散”,书里好多内容都与鲁迅无关,而是在以鲁迅的故事借题发挥。我于是问朋友,那好不好看呢?朋友想想回答说:好看倒是好看,很能一口气读下去,且读完,就是觉得夹带的私货多了点儿。

朋友所谓的私货,其实是刘小川借由鲁迅先生的生平,找到了一个与当下汇聚的点,在讲先生一生的同时,以哲思之笔表达了作者对当代生活、文化的态度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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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谈到鲁迅儿时长成的环境时,作者就不乏对现代少年儿童,与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少,而被网络围困的现状,并写下了自己的担忧和想法;再比如谈到鲁迅曾拒绝无意义应酬时,也自然会谈到现今社会上各式“莫名其妙的饭”。

这种发散与哲思,虽然不免有夹带私货的嫌疑,却能让人在阅读中常常莞尔,觉得鲁迅离现在的我们并不遥远,而更重要的则是,好看。

虽然是在为鲁迅立传,但作者并不避讳谈起鲁迅这位思想家的思想盲点,这种立传的态度,也让人读起来十分舒服。

比如书中关于鲁迅处理过世爷爷的日记一事,刘小川在书中是这样起笔描述的,说鲁迅“干了一件很不该干的事”,因为鲁迅烧了爷爷的日记,哪怕他的弟弟周建人犹豫着询问,鲁迅还是坚持烧个干净。

对于这件事,刘小川在书中是这样评论的:鲁迅先生的反封建肯定有反过头的地方,我们不必为尊者讳。

鲁迅在三味书屋念书的时候,爷爷为了让即将参加科举的父亲能仕途平顺,花了大价钱去疏通考官,结果因派去的仆人情商与沟通能力双双不在线,让事情败露,导致鲁导父亲被夺了秀才身份,爷爷更是被关进大牢。

从此父亲一病不起,而原本富裕的周家,为了给爷爷减刑只能变卖家产,从此周家余愈发败落。父亲不久后病逝,爷爷出狱后性情大变,到去世时,鲁迅已经四十余岁,但鲁迅对于爷爷的最深印象,竟然是爷爷身边那些姨太太。

爷爷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用鲁迅弟弟周建人的话说,“他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这位曾拿出万两银票,只为给儿子谋个更好前程的老人,一生手记下的日记,内容虽然少不了被鲁迅鄙夷的姨太太们,但仍不乏家族的、官场的、科场的,甚至是社会的珍贵记录。

但作为长孙的鲁迅,却毫不留情地将之与皇帝赐封给周家的两副诰命一起,付之一炬。

对于此事,刘小川在《鲁迅传:于无声处听惊雷》中,甚至用了“这是何必”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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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爷爷的日记,鲁迅骂国粹,骂孔孟,甚至是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偏激态度,刘小川皆直接用了类似“过头”这样的字眼儿来评价。

这样的评价,夹杂在鲁迅为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深度思考,对新文化运动曾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以及为学生、朋友的临难,便要生病的温暖中,不但没有让鲁迅的伟大淡化,反而让鲁迅的形象更为真实和立体。

无法不爱这样的传记写法。周末,沈阳雪后的阳光中,合上这本《鲁迅传: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那一刻,很想对作者刘小川的传记革新写法,说一声谢谢,因为它让这个周末也生动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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