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多数学者所批评的清代封闭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阶级制度,并不能代表所有清代士人的社会观点。

以清朝著名疆臣陈宏谋为例,陈宏谋边远地区出身所养成的对士大夫阶层傲慢的轻蔑,他对孟子关于人类道德理性平等的信念以及他对个人奋斗的正当性及社会效益所持的信心,都使他对这种体制有自己的看法。

然而,与此同时,在陈宏谋的文章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服从”(“顺”)这样的词汇和"别上下"这样的训诫。

除了上述令人印象深刻的几点外,另外显而易见的是,在陈宏谋心目中的社会万象并不是一个恭顺有序的团体组织而是一个包含在每个个体之内的人与人之间苦心经营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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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书写“尊敬长者”(“尊长”)的必要性时,当他认为“尊君亲上之心”是所有人天生的基本道德观念的时候,当他设想“假如大家都能‘亲亲长长’,帝国将会永葆太平”的时候,他赞美的不是一种由阶级或地位构成的等级制度而是一种由怀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个人织成的网络。

对陈宏谋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要认识这种人际网络首先必须了解建立在家庭内部关系模式基础上的社会角色(“分”)的架构。

这种架构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它起码起源于《易经》,而在汉朝的经典《礼记》和《孝经》中这种架构已作为正统模式被人们普遍接受。

在宋朝,新儒家完全接受了这种社会角色架构,他们还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为其辩护,将这种架构重新定义为上天的安排(“天理”),各种社会角色必须顺从的伦理秩序。

当然后人对此又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发明。尽管在近代社会早期已经发生了许多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重要变革,但在陈宏谋所处时代,人们对这种强制性的社会角色架构还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虽然偶然会发生对某些特殊角色(如“朋友”)孰为上的争论,有时对一些角色(如夫妻)的具体职责也会争论不休,但是人们对这种社会角色秩序的基本看法仍然是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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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定位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几乎都是一一对应的。这些关系中最基本的就是所谓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和派生出来的“五伦”,如有必要,这些关系中还要加进诸如母亲、儿媳和养子这样的角色一一加以详细界定。

陈宏谋在他的《训俗遗规》中摘引了一套王十晋的家世规则,该规则为王家每一个男性传人的名分地位作了解释,并强调其中的优先顺序绝不能够混淆。

“名分”一词通常可被用于更宽广的社会领域,比如陈宏谋就经常用“安分”一词训诫各种职业群体和贫穷的人们。

然而,尽管这种语言的用法是重要的,它暗示出社会中家庭的形象,但是人们对社会角色的基本观念仍然是由家庭关系决定的五伦

我们已经发现,陈宏谋经常借用五伦的论调作为他讲演的基调。他写道:“伦常为人道所重。”他还写道:“人所以异于物者,惟此伦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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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谋作为一个清朝官员的主要责任就是引领百姓按照他们在伦常关系中的角色正确行事。然而,尽管五伦在陈宏谋的社会观点中占有核心地位,但他几乎从不使用三纲这个用语。

三纲显然比五伦有更强的等级含义(不包括其用在表述兄弟和朋友的关系上)。如果五伦在通常的用法中一般与人类的理性思维和仁慈理性的上天的观念相连,在陈宏谋看来,三纲未免带有一种过去文明欠发达时期强权政治的残余。

各种社会角色本身和他们之间的永恒关系都是上天的恩赐,他们不仅是"分"和"伦",而且是"天分"和"天伦"。

假如人们不能认识到这种社会角色架构既不能被看做一种文化结构,也不能被看做一种人类一致认同的社会次序关系的适当安排,而应被看做一种人类自为的金科玉律的话,他们就不能充分理解这种社会观念的威力。

例如,在陈宏谋规定儿媳的家庭责任细则时,为了强调其权威性,他称儿媳的角色和责任"是上天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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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是否与其社会角色相称取决于他的“知性”,划分和澄清社会角色之间的“别”是拨乱反正最典型的方法

它同正在向汉族下层民众和边远地区非汉族人民扩展的中国精英“文化”的扩展和帝国官僚统治的政治推论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里,由各种可预见角色有序安排组成的人类社会既被认为反映了一种宇宙的有机组织模式,芸芸众生在其中不过是各具功能的齿轮,又被看成是一种具有联想思维的古代模式,张灏形象地将这种联想思维称之为“儒家的宇宙论神话”。

这种理论把五常的观念与人类、家庭、社会和政治秩序及自然宇宙之间人为制造的关联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既保证了宇宙论的合理性,又给予蕴藏在中国家庭系统内部的个人利益的从属地位以更为宽广的社会政治含义。

在汉朝和宋朝,这种相关思维模式进而与包括各种自然现象的相对应的复杂系统连在了一起,这些现象包括,人体解剖、天象、色谱和音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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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令人信服地指出,在现代社会早期,随着中国人科学思维的进步,许多与自然现象相关的迷信已被抛弃,但他们破除伦理、社会和政治上的宇宙论神话的过程则要缓慢得多。

陈宏谋对上述观点是坚信不疑的。根据吕坤的思想,他写道:“万物禀气于天,成形于地。”而且他经常把家庭看成是国家的一分子。

他曾摘引过王阳明精心炮制的同源论中的一段话:“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异于一乡,一乡之情,不异于一家。而一家之情,不异于吾之一身。故视其家之尊卑长幼,犹家之视身也。视天下之尊卑长幼,犹乡之视家也。是以安土乐天。”

王阳明由此得出两个陈宏谋也赞同的结论:其一,个人的命运不能脱离整个人类的命运,相反个人必须为所有人承担责任;

其二,一个人身份的集中体现以其内在排序的形式反映在所有其他人身上,也就是说,每个人均有一个以长幼先后为基础的自然的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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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这种先后排序是“取悦上天”的最可靠方式。个人通过适当地“担任”其社会角色(“当分”)来证明这种秩序的合法性。

正如孟旦所指出的,社会角色通常是用空间隐喻来概念化的,它们不仅有"分",还有"位"和"所",一个人“超过”了所给定地位的边界被认为是基本的道德错误。

因此,对陈宏谋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遵照其角色的规定去做的话,就是“失所”。

从伦理上来说,既要求人们要“安分”——即如马克梦(Keith McMahon)所说的“自我遏制”或“认命”——也要求他们要积极地去"循分"(即"遵循他们的角色"或"按照其角色的规定去做")。

用于表达这种积极行为的最富有情感的语言就是“节”。“节”的意思是立即克制(其词源于两个绳结中间的那段绳索)和对履行角色使命的更强烈追求,它亦被陈荣捷译为“与角色相适合的美德”,被刘广京译为“坚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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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节”通常等同于履行角色的一种具体表现,即女性的贞节上,但在伦理方面,它仍然泛指道德行为的所有努力。

在日常生活中,礼节是社会角色进行相互交往的基本要求。陈宏谋遵循历史传统将“非礼”和“非分”均视为不道德行为。

一些特别重要的礼仪,例如收养典礼、婚礼和葬礼等,是礼节的核心,因为它们均标志着某个特定的人进入或退出某个特定的身份。

礼还将人与人之间非常平凡的施礼行为和个人修饰、举止中的一些好的具体行为结合到了一起,这些行为通过被说成是源自上天和宇宙的安排而被有效地神秘化了。

因此陈宏谋认为儿童必须反复练习吃、喝、坐、卧等的正确礼仪姿势,妻子也必须学习处理家庭日常活动(“居室日用之常”)的礼仪程序(“奠礼”)。

毫无疑问,“礼节”这个表达一般礼貌的常规用语在字面上意味着“以正确的仪礼方式忠实履行一个人被赋予的社会角色"。

通过持之以恒地按照礼的要求履行一个社会角色的职责,这个信仰体系的每个成员不断地重申和重新创造着宇宙中的、政治上的和文明社会中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