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林语堂二人的关系，用时下一句流行的话来说，那便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鲁迅与林语堂相识的11年里，鲁迅日记中记录与林语堂相交的次数有127次之多，平均一年有12次，每个月1次。这样的交往，不可谓不多。
那么，鲁迅与林语堂是如何从朋友变成陌生人的呢？二人之间到底有何矛盾？为何林语堂要骂鲁迅是大烟鬼和神经病？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林语堂与鲁迅相见是在一次参加雨丝派的集会时，实话实说，林语堂一开始对鲁迅是没什么好印象的。林语堂在其《八十自叙》中记载道：“他哥哥周树人（鲁迅）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语锋利可喜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像个大烟鬼。”（林语堂.林语堂自传1991.115）
鲁迅矮小干瘦的形象是林语堂最初的印象，他认为鲁迅的干瘦是抽鸦片的结果。这种印象或多或少地对后来二人决裂之后，成为了林语堂对鲁迅形象贬低的代称。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起初还是不错的，1925年北京发生学生集会活动，热血青年林语堂上街声援学生运动，与反动军警发生冲突。林语堂一砖头打破了军警的脸，军警也回敬了林语堂一砖头，林的头上永远地留下了一个疤。
鲁迅在得知林语堂的英勇行为后，对这个后生晚辈大加赞赏，当即给林语堂写信问候，引为同志。
1926年，鲁迅与林语堂同时到了厦门大学任教，二人在厦门大学期间都曾受到排挤，于是同病相怜有过一段患难之情。
二人的决裂是从以下这三件事情开始的：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鲁迅和林语堂都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一天，鲁迅在楼上抽烟，不小心将烟头从楼上扔下将林语堂晒在楼下的蚊帐烧去了一只角。林语堂便开始碎碎念，还大声呵斥鲁迅。
鲁迅比林语堂年长14岁，觉得被小辈这样不给面子的呵斥有点脸上挂不住，于是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回应林语堂：“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你叫个啥，烧了又咋样？”
两人就这样楼上楼下，你一言我一语的怼了起来，彼此心中都很不爽。
鲁迅与林语堂的第二次决裂是一次聚会上，有几位作家是广东人，正在用粤语交谈，林语堂估计是出于开玩笑的心态，于是用英语说了几句。坐在一旁的鲁迅即为不悦对林语堂说：“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同胞吗？”此话说完，大家都没法吃饭了，林语堂更是满脸通红，尴尬至极。
1929年8月，林语堂与鲁迅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决裂。事情的起因是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拖欠了鲁迅540块大洋的稿费钱，鲁迅多次上门催债，李老板就是不给。于是鲁迅请了律师准备将李小峰告上法庭，李老板这下着急了不但赔了鲁迅的540块大洋，还请了鲁迅、林语堂到饭店去吃饭。
饭局上，李小峰说了鲁迅的学生张友松的坏话，说张友松故意让他拖欠鲁迅的稿费的。本来林语堂是去陪吃陪喝的，没他什么事。他也不知道张友松与鲁迅的关系，于是就附和了李小峰插了几句嘴，骂了张友松。不料这下捅了马蜂窝，鲁迅认为林语堂与李小峰合伙欺骗他，还把黑锅往张友松身上丢。鲁迅在日记中记到，林语堂当时“鄙相悉现”，二人顿时吵开了锅，这饭没法吃了。
据说二人吵得非常厉害，整个饭店的食客都围过来看二人争吵，二人甚至不顾大师形象，各种畜生等骂人的话都说出来了。
这下彻底没救了，二人从此见面如见陌生人，老死不相往来。
林语堂为此在日记中记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鲁迅与林语堂二人为何最终走上决裂的道路？主要原因还是性格问题。
鲁迅的性格偏激，尤其看重别人对他的态度。他敏感而有些神经质，别人有时候的无心之说可能会无形之中刺激到他。
他的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性格的形成与鲁迅的经历有关。
鲁迅小时候家道中落，“几乎是每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在污蔑里接了钱，再回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呐喊》）
一个从小受够了白眼的孩子，心里自然会对社会、对人心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体验。
即使鲁迅成年之后，依然忘不了那段日子带来的伤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写到“十几岁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鲁迅的偏激负气，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难想象的事。”（江虹选编.梁实秋散文书房·厨房）
林语堂则与鲁迅相反，从小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这也造就了林语堂任性、冲动、碎碎念的性格。
这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碰在了一起，自然矛盾不可避免。
不过，在鲁迅逝世25年后，林语堂在美国华盛顿演讲时，还对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鲁迅在打倒旧中国这方面是个主将，并且是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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